马可·波罗（Marco Polo），1254年出生于威尼斯，是一位著名的商人、冒险家和旅行家。1271年，17岁的他跟随父亲和叔叔从威尼斯出发，跨越黑海和波斯，历经4年多的漫长旅途，最终到达中国元朝的上都。此后，马可·波罗在中国生活了约17年，其间奉忽必烈大汗之命前往元朝各地考察，足迹遍布南京、扬州、杭州、泉州等众多城市，深入地了解了中国不同地区的城市风貌与风土人情。回到家乡威尼斯后，马可·波罗因参与了威尼斯与热那亚之间的海战被俘，关押在热那亚的监狱中。在那里，他向狱友、骑士小说作家鲁思蒂谦诺（Rustichelloda Pisa）口述了自己在东方的见闻，并由鲁思蒂谦诺执笔记录、整理成册，成就了《马可·波罗游记》（亦称《寰宇记》）这一传世之作。这部著作为西方人打开了一扇了解东方世界的大门，是当时欧洲最详细的亚洲旅行记录。书中对元代中国的繁荣昌盛的描述，令当时的欧洲人对亚洲的认知从模糊走向清晰，惊叹不已。

在《游记》的诸多精彩篇章中，对杭州（马可·波罗称之为“行在”）的描写是最为精彩、重要的一部分，约占全书内容的十五分之一，以极为详尽的笔触描绘了杭州的城市规模、人口、交通、商贸、物产、信仰、礼俗、建筑等方面，字里行间流露出马可·波罗对这座“世界上最华丽尊贵之城”的深深赞美与喜爱之情。尽管没有确凿的史料证明马可·波罗到访杭州的次数，但我们仍然能够通过《游记》中的描述，推测出马可·波罗不止一次到过杭州，杭州给他留下的印象是如此的与众不同，使得这位游历广泛的西方商人对其“情有独钟”。马可·波罗对杭州的情感并非无迹可寻，他在这座城市中看到了与故乡威尼斯的诸多相似之处，却又更加壮丽繁华，这种既熟悉又新奇的感觉，让他对杭州产生了难以言喻的偏爱。试想，当马可·波罗初到达杭州时，映入眼帘的那些“似曾相识”的景象：运河、湖泊、桥梁、市场以及往来于河道和港口之间的船只，仿佛一条条跨越时空的纽带，与这位离家已久的游子的家乡记忆交织在一起，触动了他内心深处对遥远家乡的深切思念，而这份微妙的情感，自然而然地转化成了他对这座东方水城的偏爱。

▲马可波罗

本文将通过对比马可·波罗眼中的杭州与他记忆中的故乡威尼斯，跨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揭示这两座相距万里却有着诸多相似之处的水城之间的奇妙联系，从而揭示出马可·波罗对杭州独特情感的来源。通过对两座城市在水城风貌、繁荣商业、民生民俗等方面的深入分析，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马可·波罗为何会对杭州如此着迷，以及这座城市如何在他的心中唤起了对故乡的深切思念。

一

水城风貌

马可·波罗初见的杭州，是一座“完全建筑于水上，四周有水环之”的城市，它地处京杭大运河南端，地势西高东低，西边紧靠西湖，东南有钱塘江环绕（“一面有一甘水湖，水极澄清，一面有一甚大河流”）；城中河渠众多，大小不一，“流经城内诸坊”，道路与河道交错，水陆交通发达；城内的主干道两旁和沿湖区域，坐落着极美的宫殿和壮丽的邸舍。

▲航拍威尼斯

与杭州相似，威尼斯也是一座坐落在潟湖上的城市。威尼斯的历史中心由176个小岛组成，这些小岛通过435座桥梁相连，其间分布着176条运河，纵横交错的运河形成了威尼斯独特的运河系统。与杭州不同的是，这座建立在水域之上的城市，没有传统意义上的街道，运河承担了大部分的交通功能，运河上往来的各种船只，承载着这座城市的货物运输和人流通行，使其成为世界上唯一一座除了船之外没有任何其他交通工具的城市。威尼斯大运河（Canal Grande）是城市的主干道，呈S形贯穿整座城市，全长约3.8公里，宽30—70米，深约5米，两岸坐落的170多座建于12至18世纪的宏伟建筑，见证了威尼斯共和国的繁荣与昌盛。除了大运河，还有100多条小运河构成了整个城市的水网，每条运河都具有不同的历史背景和功能，连接着居民区，方便当地居民出行和生活。

桥梁也是这两座水上城市的重要相似之处。虽然如今的威尼斯拥有400多座桥梁，既有历史悠久的木桥、石桥，也有现代设计的钢桥。但13世纪之前，威尼斯桥梁的数量并不多，居民习惯于通过渡船或木制浮桥往返于运河两岸，穿梭于各个岛屿之间。随着城市的发展和交通需求的增加，桥梁数量逐渐增多，直至13世纪末，威尼斯大约有 100至150座桥梁，但大部分仍为木桥，只有少数重要桥梁开始用石头建造。威尼斯最具代表性的早期石桥之一是里亚托桥，它横跨威尼斯最古老的商业中心——里亚托地区的大运河。里亚托桥的前身也是一座浮桥，随着位于运河东岸的里亚托市场的重要性日益增加，浮桥渐渐无法满足需求，于是在1250年被一座木结构桥取代，该木桥的桥身由两条倾斜的坡道组成，在中央部分相接，并设有可移动的桥段，以便抬起让较高的船只通过，桥上无法通行车辆与马匹。直到16世纪，里亚托桥才最终被修建成一座石桥。因此，在马可·波罗生活的时代，威尼斯城中的石桥仍极为少见，可以说，在他到达中国之前，当时唯一一座横跨于大运河上的里亚托桥便是他所见过的最宏伟的桥梁。因此，当马可·波罗见到了永定河上的卢沟桥时，才会发出盛赞，称之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桥”。南宋末年的杭州城中，就已有拱桥、石板桥、木板桥等形态、材质不一的各类桥梁三四百座，其结构和功能都优于同时代的威尼斯。马可·波罗眼中的杭州，桥梁不计其数，他夸张地形容：“城中有大小桥梁一万二千座。”杭州城中拱桥众多，桥拱很高，“船舶航行其下，可以不必下桅”，不必像里亚托桥那样通过抬起吊桥来让船只通过。此外，拱桥的坚固石材与适宜坡度，也能够让车马经行于桥上。

威尼斯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运河系统，在长达1100多年（697-1797）的时间里，成为了一个集海上霸权、商业繁荣和独特政治体系为一身的中世纪与近代欧洲最辉煌的国家之一——威尼斯共和国。而杭州则因钱塘江及与之相连的京杭大运河而成为了元代最繁华的都市之一：京杭大运河是当时世界上最伟大的水利工程之一，极大地促进了杭州交通和商业的发展，这与威尼斯依靠运河发展贸易的方式极为相似。正是这种对傍水而生的城市风貌的熟悉感，让马可·波罗对杭州生发了最初的好感。

二

繁荣的商业中心

13世纪的威尼斯与杭州，都是经济繁荣的贸易中心。第四次十字军东征（1202—1204年）后，威尼斯共和国确立了其东地中海霸主的地位，统治着亚得里亚海沿岸的大部分地区，进入了海上帝国的巅峰时期，并凭借强大的海上力量掌控着地中海的贸易网络，成为了东西方贸易的枢纽，统领着地中海以及欧洲与北非、亚洲的贸易。

根据马蒂诺·达·卡纳尔（Martino da Canal）在其著作《威尼斯史》（Les estoires de Venise）中所描述，13世纪的威尼斯是全世界最尊贵、最宜人的城市。来自世界各地的商品如同泉水般源源不断地流入威尼斯，品种极为丰富；城中粮食充足，供应无忧；各国语言的商人云集于此，大小商船川流不息。马可·波罗的青少年时期，就是在这样一座商贸繁荣、多元文化融合的国际大都市中度过的。因此，当他置身于杭州时，目光自然而然地聚焦于那些与故乡相似的事物之上，而眼前的杭州城，竟比他心中那座在西方世界傲视群雄的威尼斯更加宏伟、更加繁华。这种对比让他对杭州产生了深深的崇拜，仿佛这座城市就是他心中理想化的“东方威尼斯”。

（一）城市规模 

12世纪末到13世纪中期，威尼斯已是当时欧洲最大、最富有的城市之一。虽然威尼斯共和国的统治范围包括了潟湖内外的诸多岛屿，但其城市的核心区域仅有大约7至8平方公里。作为当时欧洲人口最多的城市之一，在黑死病爆发前，威尼斯最盛时期的人口可能达到了20万。威尼斯没有传统的城墙，因为潟湖本身就是天然的防御屏障。

从城市规模上看，威尼斯远小于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和最为富庶的东方大都市杭州。马可·波罗形容“行在城甚大，周围广有百哩”；城墙外有护城河，“长有四十哩，甚宽”，既有泄洪的功效，也可作为防御手段。作为曾经的南宋都城，杭州的人口数量显然比同时期的威尼斯要多得多。马可·波罗用其惯用的夸张记述方式来记录杭州的人口，称其拥有160万户。虽然这一数字与事实有一定出入，但杭州作为元代江浙行省的省会，可以推测出彼时的人口已超过100万，约为威尼斯的5-10倍。

（二）政治中心 

共和国时期，威尼斯由三个核心区域组成：圣马可广场（Piazza San Marco）、里亚托市场（Mercato di Rialto）和军械库（Arsenale）。其中，圣马可广场是威尼斯共和国政治和社会生活的中心，是威尼斯唯一正式被称为“广场”（Piazza）的地方。直到今日，该广场仍然是这座城市权力、宗教、民间礼仪和政治交流的核心空间，广场的四周环绕着威尼斯最具标志性的建筑，如圣马可大教堂、钟楼、总督宫以及旧、新行政官邸，几乎所有的权力象征都集中在这里。

当马可·波罗漫步于杭州城中大大小小的广场上，环顾四周的巍峨建筑与庄严庙宇，聆听友人讲述南宋皇宫的壮丽与奢华时，他的思绪必定跨越千山万水，飘回了遥远的故乡威尼斯，仿佛又看见了熟悉的圣马可大教堂那华丽的拜占庭式穹顶在阳光下闪烁着金色光辉，越过教堂旁高耸的钟楼望向辽阔的潟湖；公爵宫的拱廊下，政客们低声交谈，贵妇与文人漫步其间。那些他童年时无数次驻足仰望的景象，对家乡最深刻的印象，承载着海上共和国的自由与商业精神的辉煌的圣马可广场，此刻与杭州城中象征着东方帝王权威的壮丽宫殿和广阔街道，在他的脑海中交织碰撞，东西方两大文明的核心地标悄然相遇，形成了奇妙的共鸣。

（三）商业中心 

13世纪，威尼斯充分利用了其直通亚得里亚海和地中海的优越地理位置成为了一个国际贸易中心，而里亚托市场就是威尼斯这个全球市场的经济核心，也是当时欧洲最重要的商业中心之一。里亚托市场位于威尼斯大运河沿岸，每天都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商人们汇聚于此，进行繁忙的交易。这里是各类商品的分销中心（农业产品、盐和原材料），也是来自亚洲、中东和北非的各类珍贵商品（葡萄酒、蜡、油、蜂蜜、棉花、羊毛、皮革）的主要市场，市场上常见的商品包括胡椒、生姜、肉桂等香料，中国丝绸，埃及棉布，黄金、白银和各种宝石，此外还有来自威尼斯本地和周边地区的产品。

从小就生活在里亚托市场附近的马可·波罗，对市场上热闹的场景一定记忆犹新：当晨曦的第一缕阳光洒在大运河的水面上时，里亚托市场便开始喧嚣起来。大运河上的贡多拉和商船络绎不绝地停靠在市场附近的码头，粗壮的搬运工们喊着号子，将来自异国的货物从船上抬下，沉重的货箱里装满了琳琅满目的商品，胡椒、肉桂和豆蔻让空气中弥漫着异域的香气。市场上，商贩们的叫卖声此起彼伏，夹杂着不同的语言：威尼斯语、阿拉伯语、希腊语、法兰克语，甚至还有来自于东方的陌生话语。人们用当时威尼斯铸造的银币（grosso），或当时国际市场上最受欢迎和追捧的货币“杜卡特”（ducato）进行交易买卖。年幼的马可看着这些来自远方的稀奇货物，也许早已在心中种下了一颗向往的种子，希望有朝一日能够踏上旅途，去亲自探索异域的国度，去发现那些隐藏在世界尽头的财富与故事。

尽管在漫长的中世纪时期，在欧洲的大部分地区，贸易被认为是一种面目可憎的、不正当的、卑劣的营生，在道德上和宗教上都应该受到谴责，但在威尼斯这座以贸易为基础的海上帝国里，却被视为是重要且有尊严的。威尼斯的商人们通过贸易积累了非同寻常的财富和权力，为城市带来了新的社会秩序，成为了城市中的精英阶层。马可·波罗有幸出生在那个时代的威尼斯，就像许多年轻的威尼斯人一样，他从小便需要接受成为一名合格的“威尼斯商人”的启蒙教育：学习算术、算法、度量系统等培养商人思维的数学知识，学习字母表、外语、文学文本、谚语、神话传说，学习占星术、地理、气象预测和宗教的基本知识，学习商人手册上的商业操作模式，学习良好的礼貌举止和沟通的艺术。因为对于威尼斯人来说，一个文盲商人永远不可能获得成功，学习读、写、算是成为一名威尼斯商人最基本的要求。

贸易的增长扩大了威尼斯商人们的视野与远见，让他们不只满足于近海的贸易，与生俱来的冒险精神和对新世界的探索精神鼓励着他们前往更远的世界，去寻找新的市场和商机。马可·波罗正是在这样一种“威尼斯精神”的指引下，出发前往东方，也正因为他的“威尼斯商人”特质，而获得了忽必烈大汗的喜爱与信任。

当马可·波罗以一位商人的身份穿行于元代杭州的繁华集市时，当他置身于比里亚托市场规模更为庞大、商品种类更丰富的商业中心时，眼前繁华唤醒了他脑海中关于里亚托市场的记忆。在丝绸之路的另一端，这些热闹熙攘的场景是如此熟悉，却又是如此不同：比威尼斯大运河更大更繁忙的运河上无数艘货船来回穿梭，相较于威尼斯码头上人力搬运的繁忙景象，这里的货运更加高效而有序；各类商品在此汇聚一堂，从野味、家禽、果蔬、海鲜到异域香料、璀璨珠宝、醇厚葡萄酒，应有尽有，物美价廉；空气中似乎还隐约飘散着儿时弥漫于里亚托市场上的熟悉的东方香料气息；每逢市集之日，四五万人汇聚于此，人潮如织，商贩的叫卖声此起彼伏，交织成一曲不同于里亚托的独特旋律。他们语言虽不如里亚托市场上那般杂乱，却同样是多元的：汉语、蒙语、波斯语、阿拉伯语交错交谈，偶尔还能听到来自印度或更远地区的异国口音。最令人震撼的是，这里的交易方式除了黄金、白银外，人们还使用一种轻薄的纸质货币进行买卖。这种没有任何金属重量的纸币，竟然能像威尼斯的grosso和ducato一样自由流通，甚至更加便捷！这一发现再次让马可·波罗深刻意识到，东方的金融体系已然超越了地中海的传统贸易模式，展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先进与活力。

三

民生民俗

（一）水域生活 

威尼斯以其独特的水上文化而闻名。大运河作为“主动脉”，贯穿整个城市，连接着各个生活区域。它不仅是威尼斯贸易和交通的枢纽，也成为了市民社交、文化交流和娱乐的中心。大运河上的船只是威尼斯上层社会聚集和社交的地方，贵族或商人常在船只上进行交流，他们乘坐装饰华丽的船只游览城市、拜访朋友，甚至参加各类社交活动。其中，贡多拉（Gondola）作为威尼斯最具代表性的水上交通工具，承载了丰富的社会功能和文化象征，成为了威尼斯水上生活的核心元素。

与我们今日所见的被统一油漆成黑色的小船不同，13世纪的贡多拉色彩华丽、装饰精美，船身采用金箔和珍贵的布料进行装饰，并配有舒适的座椅、软垫和窗帘等，它是拥有者身份和财富的象征，也是整座城市权力和经济实力的体现。威尼斯的贵族和商人家庭通常拥有一艘或多艘贡多拉，他们乘坐装饰奢华的贡多拉出行，游览运河、拜访亲友、参加宴会和文化活动，贡多拉因此成为上流社会重要的社交场所；在威尼斯的节庆期间，贡多拉也被用于举办水上庆典活动，人们在贡多拉上举行游行、音乐、舞蹈表演等娱乐项目，形成了威尼斯独特的文化氛围，甚至还催生了一种属于威尼斯的独特的音乐类型——威尼斯船歌（canzone da bat è lo），这种音乐至今依然在威尼斯流传。贡多拉也被用于各类民俗活动上，例如在婚礼仪式中，新婚夫妇通常会乘坐贡多拉前往教堂，或在水上享受浪漫的时光。即便是普通市民，乘坐贡多拉进行水上游览也已成为了日常休闲生活的一部分，坐在船上领略运河沿岸的宏伟建筑和优美的水上景物，是威尼斯人特有的浪漫。直到16-17世纪，为了抑制过度的奢靡和攀比之风，威尼斯的行政长官才下令将所有贡多拉统一漆成黑色。

与威尼斯大运河类似，西湖不仅是杭州最著名的景点，也是当地居民日常生活和休闲娱乐的重要场所。西湖上“大小船只甚众，以供游乐”，马可·波罗被西湖上装饰精美、设施齐全的画舫所深深吸引，画舫上的船宴，沿途的风景，游人的欢歌笑语，水上生活的宁静、浪漫与享乐，无一不让他在异国他乡寻找到故乡的影子。

（二）浴场文化 

罗马人的洗浴文化是古罗马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关乎个人卫生，还深深融入社交、娱乐和政治生活。而在中世纪的欧洲，个人卫生被忽视，沐浴被基督教视为一种有罪的性唤起行为，也被认为是导致身体虚弱和疾病传播的主要因素。人们长期使用草药或香粉来掩盖身体的异味。直到中世纪晚期，作为地中海的贸易中心威尼斯，由于受到了东地中海和拜占庭文化的影响，浴场文化才再次兴起，尤其是在富裕的商人阶层中，洗浴被视为生活品质的一部分。13世纪，威尼斯的公共浴室（stufe）逐渐兴盛，受到罗马浴场和伊斯兰浴室的影响，这些浴室不仅是清洁场所，还兼具社交、休闲和商业功能。一份1284年的官方文件提及了当时的威尼斯已有多个公共浴室，特别是在里亚托等商业区，许多商人和航海者在交易后都会前往浴室清洁和放松，浴场文化在罗马帝国之后重新在威尼斯共和国的社会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的洗浴文化兴起于宋朝，宋朝时期的公共澡堂已经发展得较为完善。元代的公共澡堂不但可以洗澡，还可以喝茶、按摩，甚至有小贩推销肥皂等沐浴用品，逐渐发展成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的休闲和社交场所，浴场文化自然也成为了杭州民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从小生活在威尼斯的马可·波罗对浴场文化并不陌生，当他在杭州城中看到“浴所三千，水由诸泉供给，人民常乐浴其中，有时足容纳百余人同浴而有余”时，杭州公共浴场的数量与规模，仍然深深地震撼了他。虽然这些澡堂与威尼斯的浴场功能相似，不仅是洗澡的地方，还是社交和养生的场所，但杭州的洗浴文化中，却蕴藏着一些别具一格的风俗与习惯：“包围市场之街道甚多，中有若干街道置有冷水浴场不少，场中有男女仆役辅助男女浴人沐浴。其人幼时不分季候即习于冷水浴，据云，此事极适卫生。浴场之中亦有热水浴，以备外国人未习冷水浴者用。士人每日早期非沐浴后不进食。”

（三）夜间生活 

元代杭州严格的宵禁制度限制了民众的夜间活动，这让马可·波罗感到十分惊讶，他在游记中详细描述杭州寂静的夜晚和严格的夜间管理制度：“有一部分看守之人巡行街市，视禁时以后是否尚有灯火，如有某家灯火未息，则留符记于门，翌晨传屋主于法官所讯之，若无词可藉，则处罚。若在夜间禁时以后有人行街中，则加拘捕，翌晨送至法庭。”

与杭州不同，在13世纪的威尼斯并未实施严格意义上的全面宵禁，虽然政府也会通过夜间巡逻、火灾防范、政治控制等方式对夜晚活动进行管理，但贵族、商人、船员仍然可以在夜间活动，特别是在港口和商业区。一些上流社会的社交和娱乐活动，如宴会、赌博等仍然可以在夜间进行。相比之下，杭州的宵禁严格得多，使夜晚的街道几乎陷入沉寂。也许，马可·波罗在惊讶于杭州宵禁的严格程度的同时，会怀念起家乡威尼斯那些能够享受社交、夜谈生意、参加聚会的自由夜晚吧。

（四）占卜术 

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欧洲，占卜术在古代社会中长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不仅是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还是政治决策、宗教仪式、社会规范和个人行为的关键组成部分。13世纪的杭州与威尼斯同为繁华的国际化都市，各自的占卜文化都深受本地宗教与社会习俗的影响。

马可·波罗在杭州体会到了当地占卜文化的广泛性和世俗性，它几乎涉及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行在居民风习，儿童诞生，其亲立即记录其生庚日时，然后由星者笔录其生肖。儿童既长，经营商业，或外出旅行，或举行婚姻，须持此纸向星者卜其吉凶。有时所卜甚准，人颇笃信之。此种星者要为巫师，一切公共市场中为数甚众。未经星者预卜，绝不举行婚姻。”

虽然威尼斯政府和教会不公开推崇占星术，但13世纪时的威尼斯人普遍相信占星术，认为出生时的行星位置能决定一个人的性格和命运。威尼斯的贵族、商人、医生和航海家私下对占卜高度依赖，许多富商会在孩子出生时，请占星师推算其未来事业和婚姻状况，会在做出重大投资、决定航行时间或规避商业风险时，请教占卜师。杭州街道和市场周围遍布的医士、星者，就如同在威尼斯的广场、码头和市场，随处可见的流动占卜师、手相师和解梦者一样，让从小接受占星术教育的马可·波罗感到十分亲切。

四

结语

马可·波罗对杭州的“情有独钟”，不仅源于这座城市本身的魅力，更在于它与马可·波罗的故乡威尼斯之间的那些千丝万缕的联系。从水城风貌到繁荣的商业，从独特的水域生活到丰富的民俗文化，杭州与威尼斯之间存在着如此多的相似之处。尽管杭州的规模更大、商贸更繁华、文化更精致，但它所展现出的那些与威尼斯相似的特质，无疑触动了马可·波罗内心深处的家乡情结。在他的笔下，杭州不仅是华丽尊贵的“天城”，更是一座映照着故乡记忆的“东方威尼斯”。这种跨越时空的情感共鸣，让马可·波罗对杭州产生了深厚的情感。在《马可·波罗游记》中，杭州不仅是一座城市，更是一个时代的缩影，见证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碰撞。马可·波罗对杭州的深情厚谊，必将成为一段永恒的历史佳话，继续流传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