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代波澜壮阔的历史舞台上，被鲁迅誉为“有学问的革命家”的章太炎，无疑是众多学者中极为特殊的一位。章太炎的研究领域，涵盖了传统经学、小学、史学、子学、文学、佛学、医学等诸多方面。梳理章氏的学术历程，从早年的肄经属文，到壮年投身革命，写所向披靡的战斗文字，再到晚年退居讲学，传统小学和文学这两个方面，是章太炎一以贯之、不断积累并最终有所突破的重要领域。本书从章太炎的演讲、论著、文集中，选编了章太炎讨论文字学和文学的相关篇目。以下，简要地介绍章太炎文字学和文学的研究历程、学术宗旨和学术主张，并略述本书的选目原则，以为读本书者参考。

01

章太炎视文字学为学术研究的根基，而章太炎研究文字学的起点，则是和其早年治经有关。在章氏《自定年谱》“光绪十一年十八岁”条下，曾如是追忆其读书经历：

初读唐人九经义疏，时闻说经门径于伯兄籛，乃求顾氏《音学五书》、王氏《经义述闻》、郝氏《尔雅义疏》读之，即有悟。自是一意治经，文必法古。眩厥未愈，而读书精勤，晨夕无间。逾年又得《学海堂经解》，以两岁紬览卒业。

从年轻时，章太炎便得长兄章炳森（籛）之指导，遵循着清代朴学的说经门径——自唐人义疏入手，重汉唐经学，而非宋明理学；自顾炎武《音学五书》入手，踏入清代古音学；自王引之《经义述闻》、郝懿行《尔雅义疏》入手，步入清代训诂学；进而辅以《学海堂经解》，走入清代考据学。青年时期的读书经历，奠定了章太炎醇正的治学路数，而他后来也继续深化了自顾炎武、戴震、段玉裁、王念孙、郝懿行以来的语言文字学研究。东渡日本之后，他多次讲授文字学，并著成《新方言》《小学答问》《文始》等一系列专著，并将讨论语言文字学的单篇论文，集结收入《国故论衡》小学卷。同时，他也参与到和汉字简化、拼音文字的笔战之中，并为后来注音字母的草创打下了基础。从学术影响看，章太炎既是乾嘉学术的殿军，也是传统语言文字学走向现代的奠基人。

在中国近代波澜壮阔的历史舞台上，被鲁迅誉为“有学问的革命家”的章太炎，无疑是众多学者中极为特殊的一位。章太炎的研究领域，涵盖了传统经学、小学、史学、子学、文学、佛学、医学等诸多方面。梳理章氏的学术历程，从早年的肄经属文，到壮年投身革命，写所向披靡的战斗文字，再到晚年退居讲学，传统小学和文学这两个方面，是章太炎一以贯之、不断积累并最终有所突破的重要领域。本书从章太炎的演讲、论著、文集中，选编了章太炎讨论文字学和文学的相关篇目。以下，简要地介绍章太炎文字学和文学的研究历程、学术宗旨和学术主张，并略述本书的选目原则，以为读本书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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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视文字学为学术研究的根基，而章太炎研究文字学的起点，则是和其早年治经有关。在章氏《自定年谱》“光绪十一年十八岁”条下，曾如是追忆其读书经历：

初读唐人九经义疏，时闻说经门径于伯兄籛，乃求顾氏《音学五书》、王氏《经义述闻》、郝氏《尔雅义疏》读之，即有悟。自是一意治经，文必法古。眩厥未愈，而读书精勤，晨夕无间。逾年又得《学海堂经解》，以两岁紬览卒业。

从年轻时，章太炎便得长兄章炳森（籛）之指导，遵循着清代朴学的说经门径——自唐人义疏入手，重汉唐经学，而非宋明理学；自顾炎武《音学五书》入手，踏入清代古音学；自王引之《经义述闻》、郝懿行《尔雅义疏》入手，步入清代训诂学；进而辅以《学海堂经解》，走入清代考据学。青年时期的读书经历，奠定了章太炎醇正的治学路数，而他后来也继续深化了自顾炎武、戴震、段玉裁、王念孙、郝懿行以来的语言文字学研究。东渡日本之后，他多次讲授文字学，并著成《新方言》《小学答问》《文始》等一系列专著，并将讨论语言文字学的单篇论文，集结收入《国故论衡》小学卷。同时，他也参与到和汉字简化、拼音文字的笔战之中，并为后来注音字母的草创打下了基础。从学术影响看，章太炎既是乾嘉学术的殿军，也是传统语言文字学走向现代的奠基人。

王引之《经义述闻》书影

其二，相较于清人零散、平面的研究，章太炎的语言文字研究，更加重视在语言文字的全面、历史溯源的研究。从学术渊源看，章太炎有良好的传统小学基础，也在中西碰撞的历史背景下，间接从日本流传的书籍中，接触到了西方历史语言学，从而关注语言的历史源流。在《论语言文字之学》中，章太炎指出，中国传统小学注重探讨词义引申、转注假借、同义异文，“这一种学问，中国称为‘小学’，与那欧洲‘比较语言’的学，范围不同，性质也有数分相近”。传统的语言文字学如何和历史语言学发生关联？章氏在《新方言序》中明确指出：“世人学欧罗巴语，多寻其语根，溯之希腊、罗甸；今于国语顾不欲推见本始，此尚不足齿于冠带之伦，何有于问学乎？”章氏认为，学习西方语言，多寻求语根，而研究中国语言时，亦当推求语根。在后来的《论中国语言统系之演讲》中，章太炎也总结道：“研究中国语言统系，应从‘寻源溯流’四字下手，因为语言文字，不是凭空而来的，是衍化而出的，是有根的。”在具体的实践工作中，章氏的《新方言》致力于寻找方言俗语的语根，这是寻源溯流；《小学答问》致力于沟通《说文》本字和后世文献之用字，这是由源及流；《文始》致力于以初文和准初文为起点，根据意义和语音演变的轨迹系联同源词，从而明确“字虽转繁，其语必有所根本”，这亦是由源及流。尽管在具体考据方面，章太炎所得出的结论未必尽是，但他确实无愧于一位从“寻源溯流”四字下手的学者。

其三，章太炎的语言文字学研究，绝非退于书斋里的学问，而是寄寓了章氏的爱国热情和现实关怀。在给弟子钟正楙的书信中，章太炎曾深情地感慨道：“董理方言，令民葆爱旧贯，无忘故常，国虽苓落，必有与立。盖闻意大利之兴也，在习罗马古文，七八百岁而后建国，然则光复旧物，岂旦莫事哉？在使国性不醨，后人收其效耳。”在章氏看来，“言文历史，其体则方，自以己国为典型，而不能取之域外”，语言文字和历史，是一个民族的独有之学，研治本国的语言文字，能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并最终达到光复故国的革命理想——章太炎以自己的学养为基础，撰写的《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和《论汉字统一会》等文，正是这一思想的集中体现。而在《国故论衡·小学略说》中，章太炎亦道：“小学者，国故之本，王教之端，上以推校先典，下以宜民便俗。”这里，所谓的“考校先典”，就是运用考小学考据的方法，梳理历史典籍，而“宜民便俗”，则是经世致用，以小学为现实政治提供坚实的文化依据。在章太炎从事学术和革命的一生中，他曾多次运用语言文字的考据，为其革命活动张本——1903年，章太炎在《苏报》上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直斥光绪帝“载湉小丑，未辨菽麦”。“苏报案”发后，章氏在法庭答辩上，言“‘小丑’两字，本作类字，或作小孩子解，并不毁谤”，这样的驳斥，以“丑，类也”的经典故训为依据，又不失幽默；1907年，章太炎先后在《民报》发表《官制索隐》和《中华民国解》等文，在这些文章中，章氏亦从详实的文字考据出发，考察古代职官的命名之由，探讨华、夏、汉等的词源，也由此提出革命主张，并规划未来的国家版图和政体设计。

1903年5月，《苏报》刊载了邹容的《革命军》自序和章太炎所著《客帝篇》，公开倡导革命，排斥满人。

6月，上海租界的工部局逮捕了章太炎，邹容也随后入狱，发生了震动一时的“苏报案”。

从学术主张来看，章太炎在语言文字学的研究方面，也有新的推进。例如，传统六书中的“转注”和“假借”，是历代聚讼不已的问题，章太炎在这一方面，提出了新的见解，并应用于其词源的研究。本书选录的《论文字的通借》，就是他集中辨析通借和假借区别的一篇专文。而在词源研究方面，本书选录了他为《新方言》《小学答问》《文始》撰写的序言。章太炎曾在《国故论衡·小学略说》中道，“作《文始》以明语原，次《小学答问》以见本字，述《新方言》以一萌俗”。《文始》是章太炎从《说文》的初文出发，发明词源原理的重要专著，其中设立了包括“孳乳、变易、初文、准初文”在内的一系列新的术语；《小学答问》是章氏讲授《说文》后撰成的专书，反映出章氏对利用《说文》求本字、辨孳乳的认识；《新方言》则是章太炎利用方言资料考求本字、沟通古今的重要专著。在这些序言中，章氏对相关的术语、学术方法，也有提纲挈领的论述。此外，关于章氏对文言和白话、文字材料的认识，亦可以参考《白话与文言之关系》等篇。

近代以来，文学写作发生了巨大的转型——从延续数千年的文言文写作，到白话文的兴起，文学的范式和文学的定义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这一转折时期，章太炎或许是其中独特的存在——在清末民初，章太炎典雅而富有战斗性的文字，曾独树一帜，并在革命活动中有着深刻而广泛的影响。而到了新文化运动时，章门弟子的鲁迅、周作人、钱玄同等人，又是倡导文学革命的先锋。师生之间不同的文学理念，也是文学史上耐人寻味的话题。

郝懿行《尔雅义疏》书影

其实，章太炎的文学创作与文学观念，曾前后发生变化，关于这一点，亦见于其《自述学术次第》：

余少已好文辞，本治小学，故慕退之造词之则，为文奥衍不驯，非为慕古，亦欲使雅言故训，复用于常文耳。犹凌次仲之填词，志在协和声律，非求燕语之工也。时乡先生有谭君者，颇从问业，谭君为文，宗法容甫、申耆，虽体势有殊，论则大同矣。三十四岁以后，欲以清和流美自化，读三国两晋文辞，以为至美，由是体裁初变。然于汪、李两公，犹嫌其能作常文，至议礼论政则踬焉。仲长统、崔实之流，诚不可企。吴、魏之文，仪容穆若，气自卷舒，未有辞不逮意、窘于步伐之内者也。而汪、李局促相斯，此与宋世欧阳、王、苏诸家务为曼衍者，适成两极，要皆非中道矣。匪独汪、李，秦汉之高文典册，至玄理则不能言。余既宗师法相，亦兼事魏晋玄文，观夫王弼、阮籍、嵇康、裴頠之辞，必非汪、李所能窥也。尝意百年以往，诸公多谓经史而外，非有学问，其于诸子佛典，独有采其雅驯，摭其逸事，于名理则深惎焉。平时浏览，宁窥短书杂事，不窥魏晋玄言也。其文如是，亦应于学术耳。余又寻世之作奏者，皆知宗法敬舆，然平彻闲雅之体，始自东汉，讫魏晋南朝皆然，非敬舆始为之也。中书奏议，文益加详，一奏或至五六千字，若在后代，则览者易生厌倦。故宋时已有贴黄，清初且制全疏不得过三百字，斯由繁而不杀，成此穷反也。曾涤生窥摹陆公，颇复简约，其辞乃如房行制义，若素窥魏晋南朝诸奏，则可以无是过矣。由此数事，中岁所作，既异少年之体，而清远本之吴、魏，风骨兼存周、汉，不欲纯与汪、李同流。然平生于文学一端，虽有所不为，未尝极意菲薄，下至归、方、姚、张诸子，但于文格无点，波澜意度，非有昌狂偭规者，则以为学识随其所至，辞气从其所好而已。今世文学已衰，妄者皆务为骫骳，亦何暇訾议桐城义法乎？余作诗独为五言，五言者，挚仲洽《文章流别》，本谓俳谐倡乐所施，然四言自风雅以后，菁华既竭，惟五言犹可仿为。余亦专写性情，略本钟嵘之论，不能为时俗所为也。

从文学创作来看，章太炎一生中，虽然也有经人记录整理、文辞近于白话的讲稿发表，但其文章写作，则始终以文言为主。早年，他追慕韩愈之文，行文多用“雅言故训”，颇有诘屈聱牙之文风。时主讲诂经精舍的谭献，推崇清人汪中、李兆洛之文，而章氏此时持论，亦与谭献大体相合。概言之，章氏早期的写作，尤其注重文字辞气合于秦汉，在《膏兰室札记》“论近世古文家不识字”条下，章氏曾谓：“凡曰古文者，非直以其散行而已，词气必合于秦汉以上，训诂必合于秦汉以上，然后可也。”而在《訄书》中，也展现出章氏熔裁经典、闳中肆外的笔法。中年以后，章太炎大量浏览三国两晋的文辞，尤其推重魏晋文章长于议论的特点，遂不再推崇汪、李之文，亦不喜欧阳脩、王安石、苏轼等人的枝蔓为文，文章也为之一变，逐渐形成了“清远本之吴、魏，风骨兼存周、汉”的文风。东渡日本后，章太炎在《民报》《国粹学报》及《学林》等刊物上发表的文字，以及收入《国故论衡》和《太炎文录》中的文章，特别是其中的学术论文，多条理清晰而文辞清远，尤能体现出这一时期章太炎的文风转变。

从文学观念来看，章太炎曾于1902年在《新民丛报》发表《文学说例》一篇，该篇后经修订，以《正名杂义》为题，附入《訄书·订文》。其实，这篇文章虽题“文学”，而从初版的“说例”到改定的篇题“正名”来看，全篇实际上是延续了清代以来的条例之学，又广泛吸收了自日本传来的文学、修辞学、社会学、宗教学的内容，从传统小学出发，讨论文学写作中用字、用词的相关条例。这篇与后来收入《太炎文录》的《文例杂论》类似，均为辨例而作，还不能算全面的文学讨论。1906年东渡日本以后，他曾在国学讲习会讲授文学源流，讲稿初以《讲文学》为题，收入《国学讲习会略说》，后又以《文学论略》为题，刊于《国粹学报》丙午年（1906年）第九至十一号。至1910年，章太炎又对这篇文章重加修订，改题《文学总略》，刊于《国粹学报》庚戌年（1910年）第五号，并冠于《国故论衡》文学卷之首。这篇经过章太炎前后多次修订的文章，集中反映出章太炎对文学定义、文笔之辨、文学分类等核心命题的思考，也是章氏文学观点的核心纲领，其中的许多看法，适可与章氏晚年的《文章流别》《文学略说》等讲演相呼应。1909年，章太炎又在民报社寓所为朱希祖、钱玄同、沈兼士、鲁迅、许寿裳等人讲授《文心雕龙》。作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重要著作，《文心雕龙》中涉及了文学定义、文体流变等诸多重要的问题。章太炎讲授《文心雕龙》，也最终促成了《国故论衡》文学卷的完成——章氏讲授《文心雕龙》之《诸子》《论说》等篇，实为章太炎剖判议论文体的《论式》一篇的基础；章氏讲授《文心雕龙》之《辨骚》《明诗》《乐府》《诠赋》诸篇，与章太炎辨析赋、骚、诗、乐府等韵文文体的《辨诗》一篇多有契合；章氏讲授《文心雕龙》的《颂赞》《祝盟》《铭箴》《诔碑》《哀吊》诸篇，又与《正赍送》一篇可相印证。此外，在章太炎《菿汉微言》以及晚年的讲演中，也有一些梳理中国文学源流、阐明文学观点的文章。

总体说来，章太炎讨论文学，有两方面的突出特点：其一，就文学的定义而言，章太炎主张在《讲文学》中明确提出，“研论文学，以文字为准，不以彣彰为准”，“文之为名，包举一切著于竹帛者而言之，故有成句读之文，有不成句读之文，兼此二事，通谓之文”。亦即，章氏提出，凡是书写成文字的，不论是否有句读，皆可称为文。据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当时听课的弟子鲁迅，就曾和许寿裳评价道，“先生诠释文学，范围过于宽泛，把有句读的和无句读的悉数归入文学”。章太炎之所以采用这样看起来“范围过于宽泛”的标准，主要和章太炎对“文”及古代文献流传情况的认识有关——一方面，章太炎从传统小学出发，注重辨别名实。“文”本指用书写符号记录下来的内容，这样，章氏提出“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命其形质，则谓之文；状其华美，则谓之彣。凡彣者必皆成文，而成文者，不必皆彣”，“文”的含义，要大于包含文采的“彣”，所以，无论其是否文辞华美，内容是否表达情感、讨论学说，只要是书写成文字的，皆可纳入“文”的范围。另一方面，章太炎指出，“表谱之体，旁行邪上，件系支分。会计之簿录，算术之演草，地图之列名，此皆有名身而无句身。若此类者，无以动人之思想，亦无以发人之感情，此不得谓之文辞，而未尝不得谓之文也”——从文献源流看，自《史记》以来，历代纪传体正史，多含以表格形式排列历史大事的“表”类，而其余如家谱、簿录、草稿、地图等，其上皆有文字，而没有句读。这些内容，皆用文字记录，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但如果把它们根据没有思想性、没有文学性的标准，将它们摒弃在“文”的范围之外，则意味着与“文”的含义矛盾。因此，章太炎的文学定义，始终以是否书有文字书写作为标准。当然，章氏的这一文学标准，既和《文选》《文心雕龙》等传统诸说拉开了距离，又和现代以来以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等虚构性体裁确立的文学标准相去甚远，在学术史上的回响不多。

其二，就文学评价而言，章太炎主张从中国文学发展演变的源流出发，分别审视不同文体的写作优劣。在《国故论衡·文学总略》中，章太炎即开宗明义，指出“有句读者，略道其原流利病，分为五篇”，这是说《国故论衡》文学卷中，《原经》《明解故》《论式》《辨诗》《正赍送》这五篇，章氏旨在分别梳理经、解故、论、诗、赍送这五类文章的发展脉络，并评骘各个文类的利病优劣——如就议论之文，章太炎提出，“夫持论之难，不在出入风议，臧否人群，独持理议礼为剧。出入风议，臧否人群，文士所优为也；持理议礼，非擅其学莫能至”，“夫忽略名实，则不足以说典礼；浮辞未翦，则不足以穷远致。”章氏认为，议论文这一类文体，其评价标准，在于能否辨别名理、议论典章，而不在洋洋洒洒、敷衍文辞。也正是基于这样的标准，章氏认为，秦汉文章尚有不足，唐宋之后则枝蔓恣肆，故“持论以魏晋为法”。而就抒情之文，章太炎则提出，诗、赋本同源，随后有所分别。其中，诗之体，“情性之用长，而问学之助薄”，“本情性、限辞语，则诗盛；远情性、喜杂书，则诗衰”，在章氏看来，“诗”这一类文体，其评价标准，在于能否抒发情性，而不在于旁征博引，因此，章氏认为，“由商周以讫六代，其民自贵，感物以形于声，余怒未渫，虽文儒弱妇，皆能自致”，“故中国废兴之际，枢于中唐，诗赋亦由是不竞”。也就是说，自商周到六朝，诗歌多能直抒胸臆，这一时期也是诗歌鼎盛的时代。与之相较，赋之体，可以上溯至《诗经》六义之“赋”，赋之体追求铺陈，因此与抒发情性的“风”有别——“风与雅、颂、赋所以异者，三义皆因缘经术，旁涉典记，故相如、子云小学之宗，以其绪余为赋”。章氏认为，雅、颂、赋的撰写，需要以学问为根基，以经术典记为底色，因此，像司马相如、杨雄这些饱学之士，才能撰写出润色鸿业的大赋。在章氏看来，“自诗赋道分，汉世为赋者多无诗。自枚乘外，贾谊、相如、杨雄诸公，不见乐府五言。其道与故训相俪，故小学亡而赋不作”，赋体因与典记故事有着紧密的关系，在汉代以后，随着小学之道的衰落，赋的创作也陷入低谷。可以看出，章太炎对不同时代、不同文体各有推崇，这和他梳理源流、辨别文体的工作密不可分。在章太炎的其他文章中，也曾多次提到他对中国文学发展演变的认识，而他也始终秉持着这样的文学观点。

在章太炎演讲、学术著作和文集中，涉及文字学和文学的篇目不少。兹编选录了能集中体现章太炎对文字学和文学整体认识的相关文章，尤以演讲为主。这主要是考虑到，反映章太炎在日本讲学的《国学讲习会略说》（1906年）及《教育今语杂志》（1910年），以及晚年在苏州讲学的相关文章（后收录入章念驰先生所编《章太炎全集·演讲集》），较为通俗平易，且多可与章太炎的学术著作对读。早在1910年《国故论衡》出版时，《教育今语杂志》就曾刊出广告，云《国故论衡》“本书分小学、文学、诸子学三类，本在学会口说，次为文辞”——结合章太炎弟子钱玄同、朱希祖、任鸿隽等人的日记和回忆来看，这个广告并非虚词。章太炎在日本期间，往往是先在国学讲习会讲授相关专书和内容，并撰成专文发表于《国粹学报》，后来，他讲授与小学、文学、诸子学有关的内容，就集结收入《国故论衡》，而其他主题的学术论文，则往往收入在《訄书》的修订版也就是《检论》之中。由此，这也意味着，要了解章太炎关于文字学和文学的主要观点，既可以阅读其学术著作，又可以从其学术演讲入手，且章氏的学术演讲，往往多可与其学术著作对读参看——如章太炎讲授文字学的篇目中，收入《国学讲习会略说》演讲的《论语言文字之学》，与章氏《国故论衡》中的《小学略说》《语言缘起说》等篇，实一脉相承并有所发展，而章太炎晚年演讲的《小学略说》，则是章太炎对其语言文字学、六书、转注假借、音韵、训诂等相关看法的总结之篇。又如，收入《教育今语杂志》的《论文字的通借》，可以视为章太炎对《转注假借说》一文详细讲解。再如，《论中国语言统系之演讲》中，章太炎讨论了如何利用转注、假借、孳乳等线索，对汉字汉语做寻源溯流的工作，而这也正是章太炎撰写《理惑论》及《文始》的夫子自道。而章太炎讲授文学的篇目中，从早年《讲文学》《文学论略》《文学总略》到晚年的《文章流别》《文学略说》，也涉及到章太炎对文学性质、文学流变的整体认识。而《讲文学》《文学论略》和《文学总略》相较，正可以看出章太炎从讲稿到改定的前后变化。

《訄书》书影

也正是考虑到上述因素，本书在从章太炎的《国故论衡》等论著中选录文章时，尽量避免与演讲的重复，因此，不再选录《国故论衡》中的《小学略说》《语言缘起说》《转注假借说》《文学总略》等篇，而是另外选取了《国故论衡》中单独阐述文体流变的《论式》《辨诗》二篇。另外，章太炎为《新方言》《小学答问》《文始》撰写的序言，虽然文辞古奥，索解不易，但由于这三篇实为章太炎文字学研究著作的纲领，故选入此编。另外，限于体例，一些影响较大但题涉专门的学术论文，如《成均图》《娘日二纽归泥说》《原经》《明解故》等，亦未予收录。

在章太炎手定的《太炎文录》和身后编纂的《太炎文录续编》中，也收录了一部分章氏讨论文字学、文学的相关篇目。在文字学方面，本书选录了《太炎文录》中的《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论汉字统一会》二篇，这两篇文字作于1907至1908年间，初以《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和《汉字统一会之荒谬》为题，在《民报》发表，是章太炎积极参与汉字存废问题的论战文章，文辞犀利而又一针见血，其中所举之例，又多取自章氏同期撰成的《新方言》，反映出章氏的语言文字研究，既有深厚的学术底色，又饱含现实关切。在文学方面，《太炎文录》中的《与邓实书》和《与人论文书》，均是章氏讨论文章写作的重要文章，只是在《国故论衡·辨诗》中，章氏已引用了《与邓实书》的主体部分，故未再收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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