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即将看到一套乾隆间陆遵书所作的册页《浙西胜览》，和与陆氏画稿高度近似的版画《浙江名胜图说》，它们基本可以视为杭州地区的风景名胜图册。虽然内页顺序不同，毕竟都以“杭州府行宫”与“西湖行宫”居首，显示这些作品与乾隆南巡的游踪密切相关。前者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后者见存于陕西省图书馆。不过，“浙西胜览”这个名字当是后人所加，因为原作并无签题，仅于最后一开左下角署名“臣陆遵书恭绘”，并钤“臣陆遵书”白文方印。此书原名暂时无法考出，卷帙浩繁的清宫档案里也许会有答案，可惜眼下无缘翻查。

而《浙江名胜图说》，陕图著录为五色套印本，也与实情不合，它应当是经过后期上色的单色印本。且不论在此书紧窄的版匡之内，对每一处殿阁回廊进行套色，需要多么精湛的技术；也不论各处殿阁的朱色深浅富于变化，统一调色很难取得这样的效果。仅举两例以说明观点：《南屏晚钟》一页建筑颇多，放大细看，线脚不齐、溢出界线的情况非常明显。朱色线条甚至从两座建筑之间一笔穿过，并未断开。这些都是使用毛笔进行填涂的证据。《曲苑风荷》一页中，荷池的栅栏上有一笔明显的深色，与背后的浅色不相融。此外，中部山峰上方的天空里，落下了一点淡绿色的痕迹，下半部分甚至微微出锋。这两点都是套印无法解释的。

《浙江名胜图说·曲院风荷》

事实上，如果我们对版画书籍稍有了解，正可举出一部同样描绘杭州风物的康熙间多色套印本《西湖佳话》。对比后不难知道，套印的色块往往带有木板纹理，色泽浓淡较为平均；而两个色块的交界处很难做到严丝合缝，会留下一痕空白。

套印本《西湖佳话》中的半页“柳浪闻莺”，色块交界处十分明显 

《浙江名胜图说》公藏甚罕，陕西之外，仅知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亦藏一部。另外，有一部名为《浙江名胜景亭图说》的书籍，藏于天津图书馆。这两部书眼下都未能目验，是否完全同版，是上色、套印或单色刻本，暂且未知，留待异日补充。 

此书的刊刻时间也没有定论。各家著录均指为“清乾隆间”。本次影印的一部，签题下钤有“抱经堂藏书印”，旧说为卢文弨（1717—1796）旧藏。然而核查相关藏书印鉴图录，卢氏很可能并没有这样一枚朱文长方印。它的归属并不明确，是以无法通过印章来判断成书下限。《浙西胜览》末页，则有“云章所藏”朱文方印，同样无法找到主人。

二

乾隆时代距今尚近，然而处处都是谜题，我们甚至不知道画家陆遵书的生卒年。关于他的生平事迹，有几种书画文献与方志可查。时代较早的是冯金伯《墨香居画识》，书前有甲寅（1794）王昶序，陆氏事迹见卷二：

戊子为乾隆三十三年（1768），“孝廉”者，举人之谓。审其辞气，冯氏作文时，遵书或尚在世，但已离开山东境内。刊刻于咸丰二年（1852）的《墨林今话》，记载稍详：

原来他还有一位哥哥陆授诗。壬午为乾隆二十七年（1762），那正是乾隆第三次南巡之际，兄弟俩献画册而“邀睿赏”之后，应该曾经进入画院，供奉内廷。然而检阅《石渠宝笈》初至三编，仅见授诗作品一件，遵书作品三件，数量相当有限；聂崇正据所见档案资料梳理二人生平，亦只能大概推断授诗入京不久即卒，遵书离开宫廷的时间不详。究竟是在画院不久就获得功名，转谋他就，导致进入著录的作品如此有限，还是“天恩”并不格外优渥，使他转而探寻别的出路，尚不得而知。

练水是嘉定的别称之一。陆氏兄弟姓名又见于程庭鹭《练水画征录》。程氏援引邑志，告诉我们：遵书从弟陆承谦、侄儿陆鼎，也都擅画，而遵书的画风，“宗北苑大痴”。

三

但是，《浙西胜览》与董源、黄公望毫无联系，与娄东画派、张鹏翀和项圣谟也不甚相干。册页中共有五十四个景点。除镇海塔院、尖山、安澜园在海宁，烟雨楼在嘉兴以外，其余五十处都在杭州。画家着力于标明每一处景点中各种建筑的位置关系，画风高度写实。

在乾隆二十七年以后，尚有三十年（1765）、四十五年（1780）、四十九年（1784）三次南巡。核查各页对开题识，大多提到了庚子（1780）年的御题诗句，必定画成于那一次之后。此外，《石屋洞》对开有“乾隆四十八年稍加式廓，恭备宸览”之语，却没有次年御题的记录。事实上，我们能够在乾隆御制诗集中，找到四十九年所作的《石屋洞》诗。如果画册成于此后，题语必定要提及这首诗。

《浙西胜览·石屋洞》 

因此，这套册页应在乾隆四十八至四十九年间制作完成。鉴于南巡的出发日期还在正月里，或可大致定于1783年。当然，“制作”是个过程，如今仅能根据文字记录，推断它最终告竣的时间点。此册内容丰富，细致入微，非一朝一夕所能成就。从截止日期向前倒推，绘图的工作应该持续较久。这是一件可贵的作品：它既说明了绘画是一种技艺，“风格”也好，“笔墨”也罢，都不应简单理解为画家的个人面貌，而应该视为他面对需求时选择的策略；同时也证明陆遵书为宫廷服务的时间，或许比过去猜想的更长一些。

《浙江名胜图说》中的《石屋洞》一页，与陆氏册页极其相似，对开题语一模一样。其他各页题语，同样都不晚于庚子年。取两书中部分图像对比后可知，版刻页面大多与画册高度一致，个别元素互有增减。此外，《清涟寺》一页，为版画所独有，不见于画册之中，原因未明。鉴于版画必须有画稿，再考虑两者极度相近的面貌，应当将陆氏的作品放在前面，而把刻版的时代稍稍置后——在没有更多证据以前，暂置于1783年以后。

《石屋洞》对开题识 

版画直接源出于画册也好，与画册有着“同一个母亲”也罢，问题都没有终结：《浙西胜览》的底稿还值得探寻。事实上，无论陆遵书是否曾经随侍帝王，参与过某次南巡，这带有名胜地图性质的作品，都不可能纯出于“创作”，它的图式必有来源。在一次又一次的巡幸之后，乾隆到过的景点不断增加；相应地，描绘这些景点的应制作品也越来越多。因此，可供陆氏参照的粉本，甚至不是唯一的。

这个困守书斋的春日里，能够查阅的文献极其有限。幸而，杭州西湖博物馆所藏《禹航胜迹》图册可资讨论。此册作者不详，共十八开，画面对页亦均有墨笔题识。最晚的记录出于《大佛寺》一页，只至乾隆三十年（1765），因知它，或者它的底本，制作时代应该早于《浙西胜览》。而这十八个地方，全部能在《浙西胜览》中找到，只个别名字有所出入。

[清]佚名《禹航胜迹图册·六和塔》

尽管这位作者的绘画水平远不能与陆遵书相比，连题字书法也逊色不少，仍不难看出：两套作品中，只有三处景点面貌差异较大。其余十五处的方位关系高度一致。龙井、凤凰山、理安寺、六和塔诸页尤其如此，而观潮楼（浙江秋涛）一页，建筑方向不同，构思却如出一辙。细节方面，《禹航胜迹》中建筑明显较少，至《浙西胜览》时加盖了许多。这不难理解，因为地方主事者一直在新建和修缮它们，以备“宸游玩物华”。

也许从第一次南巡开始，名胜图册就在不断制作当中。也许曾经“层累地”产生过不少同题粉本，陆遵书应当利用过它们；而他自己的正式作品，又被版刻所利用。通过这一番梳理，读者或许和我一样，意识到了帝王意志对地方风景的形塑作用。

四

杭州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名胜城市。自古以来，歌咏它、介绍它、描摹它的文字和图画数不胜数。可除了西湖十景以外，真正留在人们心中的景点并不很多。毕竟湖在城中，山在湖畔，目之所及都是风景，原不必刻意记住每一个地方的名字。更何况世事如转毂，寻常旧迹还来不及通过历史记录，写进人们的记忆里，就已经湮没无闻。

神仙看世事，自然是“城郭如故人民非”。以普通人的视野看历史，却是人民生活在城郭里，建造它，开拓它，有时也摧毁它，遗忘它。就连乾隆到过的地方，也各有各的命运。宗阳宫、吟香别业、蕉石鸣琴、留余山居等，现已不存。观梅古社、大佛寺、昭庆寺诸处，建筑多毁，虽遗址尚在，也渐渐无人知晓。至于六一泉、竹素园，大抵是新修古迹了。因此，《浙西胜览》和《浙江名胜图说》不仅是版本学的有趣实例，也是文化史、城市史的参考文献。它能帮助我们想象二百三十余年前的湖山。

既已半趋沉寂，“形塑”又如何体现呢？乾隆旅游、作诗、题字、命人作画，都为这些地方增添了文化资本。而后人想要兴复旧观时，总要扎进历史，寻求资源。事实上，复盘西湖景区在最近几十年间的变化，应当不难发现：本书里出现过的许多景点，渐渐从文献里回到了现实中，譬如新的竹素园。它坐落在岳庙对面，曲苑风荷旁边。在我翻宝石山为乐的童年记忆里，留下了它从无到有的过程。

因此，本书还是一部精巧的旅游手册：它如此写实，足供对照，值得我们装进背包，带到六桥三竺之间。它教我们用另一副眼光欣赏风景。从此，读者们不但见过了孤山的梅，花港的鱼，三潭下的月，也听过了许多无声的叹息。

（本文摘自《书画船边》，标题为编者所拟，原题为《〈浙西胜览〉弁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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