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5日，是人民解放军与金萧支队胜利会师、和平解放萧山的日子。我有幸成为接管旧萧山的金萧支队主要领导成员之一，负责接管旧萧山的财粮、金融、物资等部门。回忆起当年的接管工作，虽然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但当时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仿佛发生在昨天一样……

△ 解放军过钱塘江

1949年春，人民解放军取得了平津、淮海战役的伟大胜利。4月21日，我百万雄师全面发动渡江战斗，23日占领了国民党的大本营——南京！接着，我军继续挥师南下，国民党军队则一路溃败。

根据形势的急剧发展，金萧支队（为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下属支队，活跃在浙赣线一带）工委书记张凡和专员蒋铭达在富阳大章村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会上明确，萧山的接管任务由当时支队下属的路西县政府担负，并任命路西县副县长蒋谷川同志为萧山办事处主任，身为路西县财政科长的我和组织部长赵平等同成为办事处主要成员。

其实，为了做好接管工作，早在二三月份局势逐渐明朗的时候，金萧支队就已多次组织全体干部、战士学习“约法八章”等接管城市的有关政策规定。我们清醒地意识到，进城可不是享福，而是开始新的战斗。现在，新的战斗就要开始了。萧山是钱塘江南岸国民党部队的重要据点，有重兵把守，我们能顺利完成接管任务吗？

但我们很快了解到，在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的攻势面前，驻扎在萧山的国民党部队早已人心涣散，上层人物情绪低落，有的甚至主动要求与我方接触、谈判。根据这些有利条件，我们决定先派先遣队进城，通过可靠的内线做好各界人士的统战工作。

伪警察局是我们选定的一个突破口。伪警察局长汪某经我们做多次工作后，思想上已经有所转变。萧山解放前几天，支队派特工人员陈雪野等同志进城继续开展工作。一天深夜，陈雪野等冒着生命危险，直接走进了壁垒森严的伪萧山县警察局。

汪某正在玩牌，一看到陈雪野他们，大为吃惊，马上起身把他们领进了里屋。从汪某的神情上看得出，汪某的思想仍然摇摆不定。经过分析形势、阐明政策、前途对比等一系列说服工作，汪某终于表示：愿意弃暗投明，带领伪警察起义，配合金萧支队进城。汪某还特地给陈雪野找来了一套伪警察的服装，并把自已佩带的一把左轮手枪送给了他。为了便于陈雪野以合法身份活动，汪某后来还特别任命他为“股长”。就这样，我方基本上控制了伪警察局。

湘湖师范学校，是当时萧山革命活动最活跃的地方。校长金海观思想进步，学生中还有少数地下党员。先遣队派杨坚同志进入湘师开展了串联发动工作。全校师生很快被发动起来，革命热情很高，纷纷参加了贴标语、发传单、欢迎部队进城等各种宣传工作。

接着，伪县参议长葛世犹和湘湖开发委员会主任虞协等人经我们做思想工作后，态度也有了较大改变。他们做了一些事情，对当时稳定伪县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都起到了一定作用。

经过一段时间的活动，虽然我们的部队还没进城，但萧山街里巷里都贴满了“告同胞书”、“约法八章”、“八项二十四款”、“和平解放萧山”等标语、口号。萧山解放的日子在一天天迫近。

5月3日，人民解放军抵达与萧山一江之隔的杭州。国民党军队开始向舟山、宁波方向仓皇逃跑。得知这一喜讯的我们则欣喜若狂。5月4日上午，蒋谷川主任召开大会，宣布了具体接管萧山的人员分工、入城纪律、注意事项等等。一吃过午饭，我们就从富阳大章村出发，迫不及待地向萧山进发了！

我们一行总共才170多人，但在胜利的激情中，我们根本不怕危险。此时，国民党军队已彻底成了溃军，完全不足惧了！果然，一路上我们没有受到任何阻击，行进十分顺利。

抵达萧山的第一站是楼塔，接着是河上、戴村。抵达戴村时，天色已晚，我们全体队员就露宿在戴村街头，没有对老百姓带来一丝惊扰。当地群众见此情景，都非常感动。

5日天一亮，我们经义桥、湘湖，大踏步向萧山县城挺进。下午2时左右，我们顺利抵达萧山西门。此时，大路两旁已聚满了湘湖师范的学生和各界群众，总有五六百人光景。他们敲着锣打着鼓，高呼着口号，热烈地欢迎我们。那个场面真是热闹非凡！

由于事前做了周密的安排布置，部队进城这一天，整个萧山秩序井然，商店照常营业，学校依旧上课。大街小巷的墙壁上、树干上都贴着我们的标语口号。已经投降起义的伪警察在街头照常维持秩序，并对江寺、宝莲庵等军用仓库和粮仓进行了重点保护。一切显得十分平和但又激动人心。

就这样，不发一枪一弹，整个萧山和平地回到了人民的手中！

巧的是，我们刚住进萧山伪党部所在地，就接到报告：人民解放军从杭州方向跨过钱塘江大桥，朝萧山开来了！闻此消息，我们来不及安顿，就马上整队前去迎接。解放大军身着黄色粗布制服，肩扛各式武器，雄赳赳气昂昂地进了萧山城。两支部队胜利会师，欢呼声、锣鼓声此起彼伏，整个萧山县城沸腾了。

萧山解放的历史性时刻，从此定格在了难忘的1949年5月5日。

5月8日晚，我们举行了各界文艺庆祝大会。庆祝会上，大家纵情地唱着《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歌曲，跳起了欢快的秧歌舞，一直狂欢到黎明。

半个月后，中共浙江省委为加强人民政权建设，派出70余名南下干部，由沈芸同志带领来到萧山，组建县委和县人民政府，同时建立了区、乡、镇政权组织。沈芸同志为县委书记，窦长富同志为县长。

萧山虽然和平解放了，但回到人民手中的萧山满目疮痍。

根据上级指令，当时解放军部队接管城厢镇军用粮仓，金萧支队则接收地方物资。其中，我负责接收萧山的财粮、金融和物资等部门。

千疮百孔、民不聊生，这是我来到萧山后的总体感受。1937年，日本鬼子占领杭州，不久它的铁蹄踏进了萧山，在萧山呆的时间很长。萧山县城（即城厢镇）到处可见断壁残垣，那都是日本人作下的孽。但日本人投降后，国民党派来的接收大员又大发国难财，大肆贪污、挥霍，根本不关心萧山老百姓的生产、生活，对萧山自然也谈不上有什么建设。

当时的城厢镇虽说是县城，但总共也只有18000多居民。被炸毁了老的居民们在各个巷弄的断壁残垣间搭起了简陋的小平房，全家人吃住在一起，生活十分艰苦。当时，居民们烧饭洗衣，用的都是船来船往的城河水。每天，城河里还有许多民船前来买粪，居民们家家户户都就近埋有粪坑，卖粪钱也是这些家庭的收入之一。整个萧山县城弥漫着一股粪臭，一到夏天更苍蝇蚊子成群，卫生状况十分糟糕。

农村里的情况就更加不堪。尤其是东片地区，农民们住的都是又小又破的草舍，家家都是“糠菜代饭”，一年到头吃的尽是霉干菜、萝卜干、腌白菜。我们下乡时，要是远远看到两三间瓦房，不用问，那准是“地富”家庭。南片地区农民住宅虽然大多是瓦房，但生活同样很艰难。当时萧山老百姓的生活，真可以用“悲惨苦绝”来形容。

让我印象深刻的还有，当时萧山只有一家卫生院，全部家当是：一名老年院长、一名青年医生、一担药、两间小房子。邮电部门只有一间寄挂号信的小房子，还有一台电话总机、二三十只手摇电话机。由于地处江南水乡，萧山的交通主要依靠水路，老百姓要去绍兴、西兴、临浦或更远的上虞、嵊县等地，一般都是坐船。破旧的汽车倒也有两辆，是烧木炭发动的，每辆可坐二三十人，每天从西门开往长河的江边渡口（对岸是杭州）。此外，杭州到绍兴的汽车一天也有两趟经过萧山。但坐汽车费用太贵，一般老百姓是坐不起的。当时，萧山还未通电，一到夜间，整个萧山县城就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

工商业也十分萧条。整个萧山县城总共只有一条长街，从东门到西门，大约有三里路长，是高低不平的石板路，一到下雨天就污水横流，让人难以下脚。长街两旁，大多是低矮的瓦房，偶尔也有几间两层楼的。店铺绝大多数是“夫妻老婆店”，能雇个一两名店员，就算是萧山城里的店主老板了。整个萧山能算得上的大厂仅两三家，一是惠民油厂，二是大昌酱油厂，都有二三十名职工。另外还有一个印刷厂，也有10多名工人。但无论是这些大厂，还是那些小店铺，都反映日子难过。

这就是当时萧山的大致情况。我负责接管的物资部门能接收的物资少得可怜。国民党留下来的仓库里，只存放着一些橡皮船、降落伞、军装、小型武器等。

△ 寿吾新在萧山留影

我碰到最棘手的是粮食问题。国民党在萧山的最后一任县长叫华国谟。1949年初，形势逐渐明朗，萧山的国民党上层官员都开始各自谋划出路。这个华国谟，动起了偷卖粮食的主意。

解放前物价不稳定，国民党以粮代银，每月发放粮食给在职人员，代替工资。这些粮食堆放在振丰米厂。华国谟与米厂的老板互相勾结，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偷卖粮食换私钱。结果，湘湖师范等单位的职工好几个月都领不到粮食。大家前去讨米，华国谟就把他们带到米厂，指着堆得高高的米袋子保证：大米不都在吗？过几天就发！其实，米袋子里装的米，早被华国谟换成砻糠了。到了4月份，华国谟逃跑了，米厂老板也逃跑了。

民以食为天。国民党的“腐败案”把粮食问题压上了我们的肩头。我深知，只有粮食供应充足了，社会秩序才能保持稳定，新生政权才能巩固，民心才能安定。当时，整个政府机构需要重建，仅各部门启用的原在国民党政府机关工作的“回职人员”就有300多人，再加上湘湖师范、简易师范、县立初级中学的师生和铁路机厂的工人，总共有1000多人需要发放粮食。同时，我们还要用粮食支援前线和武装剿匪，并向城镇居民提供粮食，一个缺粮的巨大困难摆在我们面前，给了新生的人民政权以极大的考验。

我们经过慎密研究，决定先建立征粮队伍，抓实基础工作。我们听说华国谟逃跑后，原国民党萧山田粮处的处长和下面几个征粮所的所长被国民党政府当作替罪羊，关在杭州的监狱里，我们连忙请示上级，把他们“要”了回来。他们一来，我们就先给他们每人发了二三十斤大米，叫他们安心配合我们工作。因为都想戴罪立功，他们很快交代了征粮的土地范围、征粮办法等。我们又找来了另外一些原田粮处的“回职人员”，一边紧急整理征粮户册，一边开设训练班加紧培训我们自己的征粮人员。

有了征粮户册，征粮就有了方向。瓜沥、坎山、临浦等地很快成立了粮食供应站，并配备了专门的财粮干部负责征粮。在当时，征粮工作是项重要工作，县里主要领导和机关干部几乎都下乡参与了征粮。但当时还是上半年，稻子种下去还没有收割。没办法，我们只好根据拥有土地的多少，先向群众尤其是其中的田粮大户借粮。通过耐心宣传党的政策，借粮工作得到了群众的理解和支持。

同时，通过组织出面求援，杭州等地向我们调拨了一部分粮食。我们又向江寺的军用粮仓借了一些粮食，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我们缺粮的燃眉之急。

这样，相关的工作人员终于每人分到了30－50斤的大米。人员稳定了，各方面的工作开始正常开展了。农村早稻开镰收割后，我们还向前线支援了数百万斤粮食和军用物资，受到了部队和省委的表扬。

政府工作人员有饭吃了，但城厢镇还有一万八千多居民却买不到米。当时的一些私人粮店囤积粮食，有粮不售。为此，我们向县城里六七十家粮店下达了命令，一律不许有粮不卖，不许趁机涨价，而且要保证日夜开张供应。此外还派出人员专门到江西省买来稻谷，运回萧山加工后供应市场。这样，老百姓的吃饭问题基本解决了，也使我们新生的人民政权开展各项工作有了一个好的基础。

我负责的还有一项工作是财税、金融的接管。在任何时候，财税工作都是很重要的。萧山正处于一个百废待兴的时候，缺的就是钱啊！我们共产党人刚从战争转到建设上，好多工作是陌生的，但我们善于学习，善于利用他人之长。在建立新的财税秩序上，我们打了一个漂亮仗。

萧山解放后，原先在国民党政府财税部门任职的人员，都逃的逃，跑的跑，局长王静之也逃回了兰溪老家。该部门有十几个职工是萧山人，也都逃到乡下老家躲了起来。我们先设法把这十几个萧山人叫了回来，向他们宜传党的政策，给每人发了粮食。这些人中有几个跟王静之的关系比较好，我们又做他们的思想工作，他们给王静之捎去口信，告诉他：人民政府的政策是，只要肯主动回来工作，过去干的事可以既往不咎，希望他带领原来的人马尽快恢复工作，原来的工作仍由他负责！王静之被我们的政策感化了，不仅自己回到萧山，过了半个月，还把80%的税务人员都叫回了原岗位。我们党则派了一个军代表，配合王静之开展工作，又派去大学生和一些年轻同志参与其中，一方面在业务上尽快向“回职人员”学到真本领，另一方面也是对这些“回职人员”的监督。

财税部门的工作局面打开了，城厢镇、临浦、瓜沥等几个大镇的商会也都相继开会，所有工厂很快恢复了生产，税源也有了。只用了一个来月的时间，萧山就向省财政部门上缴了第一笔税收，受到了省财政部门的表扬。而其他很多地方，在解放后的很长时间里都还缴不了税呢。

接管银行的任务，主要由我们接管小组的赵宗岳、钱俊等同志负责。赵宗岳在大学里学的就是金融专业，业务比较熟悉。他们深入各银行进行了查看，结果令人沮丧：各银行在杭州解放前夕就都停业关闭，负责人和办事人员均已外逃，金银伪钞也都被分光了。如设在城厢镇绣衣坊一带的萧山县银行和浙江省银行萧山办事处，赵宗岳、钱俊他们只找到一个看门人，银行里面一片狼籍。据说主要财物早都被拿光了，几天前国民党败兵撤退时又“专程”来扫荡了一遍。其他还有中国银行、临浦兑换处、中国农民银行萧山粮仓等，情况也大致如此。稍微还有点像样的只有一座合作金库，虽然已经关闭，办事人员也已外逃，但情况比另外几家要略好些。金库的主人名叫施伯泉，是萧山县伪参议长葛世犹的女婿。葛世犹因为在部队进城前已与我方有过接触，思想上有很大转变。我们向葛世犹阐明了人民政府的接收政策后，葛世犹把外逃的女婿叫了回来。施伯泉搬来了足有半公尺高的全部账册，把情况向我们做了交代，但整个合作金库也已成“空库”，没有什么财物可以移交。由于银行的负责人和办事人员外逃后大多都无法找回，最后我们只有将这些银行的房屋一一封存了事，等待上面处理。

接管工作暂告一段落，我们马上与浙江省人民银行取得了联系，要求筹建萧山办事处。不久，省人民银行就派人下来，我们积极协助开展了筹备工作。1949年6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萧山办事处正式成立，萧山从此有了自己的社会主义金融事业……

萧山解放初期，匪特活动还非常猖獗。随着各项工作的正常开展，随着剿匪工作的强力推进，至1949年底，萧山县境内32股土匪势力除投诚外，其余基本被消灭，我们党领导下的新政府，各项工作秩序逐渐走上了正轨。

口述：寿吾新   整理：许益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