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淤荫”何谓

——宋楼璹《耕织图·淤荫》

相关诗歌、绘画与农学问题

文 / 程 杰

摘要

ABSTRACT

楼璹《耕织图·淤荫》一题无论诗歌文本还是图绘农事、诗歌与图画关系以及此题在组诗组图中的位置，都有不少扑朔迷离、令人费解之处。诗题“淤荫”本义是指水田耕种前或犁耕中施用青草、草木灰之类耕入土壤，经泥水淤腌沤腐以肥田，所言重点是稻田施用基肥，而非泛言施肥。楼诗正文称“洒灰”，图中所绘则是“浇粪”，明显不合。明人《便民图纂》农功图改题为“下壅”，是当时施肥的通行说法，诗图则均表浇粪，改变了宋人诗图不合的现象。而清人耕织图进一步作出一些调整，相关叙事比较自然，但诗歌却严守宋人所言，诗图脱节现象依然存在。康熙祖孙四代君主对耕织图持续重视和参与，使“淤荫”一词上升为重要的农事术语，但整个社会使用者寥寥。“淤荫”一词的生命和意义都牢牢地限定在传统耕织图中，用作农事的重要术语，只是历史的插曲，不宜效法和沿用。

关键词

KEYWORD

耕织图  耕织图诗  淤荫  楼璹  稻作  施肥

作者

AUTHOR

程 杰，男，1959年3月生，江苏泰兴人，文学博士。1975年高中毕业，回乡务农。1978年考入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读书，1982年本科毕业，1985年研究生毕业，留校工作至今。现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宋代文学、花卉文化研究，发表《北宋诗文革新研究》《宋代咏梅文学研究》《宋代文学论丛》《花卉瓜果蔬菜文史考论》《梅文化论丛》《中国梅花审美文化研究》《中国梅花名胜考》等著作。

南宋绍兴间，浙东人楼璹任浙西於潜县令，为劝民农桑，绘制《耕织图》45幅并一一系诗，受到朝廷和社会各界重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引发后世尤其是清朝一系列摹绘、刻印、仿作、酬唱活动，构成我国农业文化、诗歌、绘画等领域一系列深长的历史文化景观。近四十年，人们从文物、文献、美术、农学、文学、中外文化交流等不同角度对这一系列艺文创作及相关农学问题展开研究，获得了不少深入、具体的认识。这其中作为源头的楼璹耕织图诗无疑受到更多关注，但由于古往今来，世事迁移，生活乖隔，加以宋人图诗原本不存，具体记载有限，相关内容的传播、解读不免出现各种疑难问题。近年笔者应中国农业出版社之约，整理注释古代耕织图诗，即遇到不少困惑。其中楼璹《耕织图诗·淤荫》一题无论诗歌文本，还是图像内容、诗图关系以及此题在组诗组图中的位置，都有不少扑朔迷离、令人费解之处，而后世相关摹绘、仿制与和作也就随之出现依违徘徊、协调变化等微妙而复杂的现象，包含了诗歌、绘画和农学等许多方面的问题。本文希望通过相关现象的梳理解读，拨去人们习焉不觉的迷雾，深化耕织图及诗演变历史与文化意义的认识。

楼璹《淤荫》诗的两点费解之处

楼璹《耕织图诗》共45首，分耕、织两组，分别描绘江南稻作与蚕桑生产过程，均为五言八句古诗。其中耕诗21首，第七首为《淤荫》：“杀草闻吴儿，洒灰传自祖。田田皆沃壤，泫泫流膏乳。塍头乌啄泥，谷口鸠唤雨。敢望稼如云，工夫盖如许。”该诗正文阅读并不太难，但有两个问题令人费解。

一是标题“淤荫”何谓。今人解释为“施肥”，应是主要根据对应的绘画所作判断。图中绘一人站在田边以杓泼浇，身后有一担粪桶（见图1），诗图相配，看图识事不假思索，即为施肥。但问题是，“淤荫”一词十分陌生，先前没有任何出处或来源，如今古籍电子文献检索比较方便，就《四库全书》《中国基本古籍库》等大型数据库检索，不仅宋以前未见，即楼璹所处两宋，除与楼璹此诗此图有关记载和言谈外，未见任何文献提及或使用这一词语或概念，应是作者的自造词。就一般常识而言，这两字无论合为一词还是拆开两字（语素），与施肥乃至肥料都没有直接关联，何以表达施肥，具体又是何义？迄今未见有人给予解释或提出疑问。

图1  宋楼璹《耕织图·淤荫》，宋元之交程棨摹本

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藏

二是此诗此图在组诗组图中的次序比较费解。我们先看耕诗21首的标题，依次为：《浸种》《耕》《耙耨》《耖》《碌碡》《布秧》《淤荫》《拔秧》《插秧》《一耘》《二耘》《三耘》《灌溉》《收刈》《登场》《持穗》《簸扬》《砻》《舂碓》《筛》《入仓》。一望便知，这是根据时间先后关系依次展示水稻种植从浸种至收获入仓的农事过程。为了方便如今年轻读者了解，我们不避烦琐，将所涉农活依次分类简要介绍一下：

1.《浸种》《耕》《耙耨》《耖》《碌碡》《布秧》六首为一组，说的是从秧田整地到下种的全套农活。“浸种”指将稻种浸水催芽，“耕”“耙耨”“耖”“碌碡”说的是耕田、耙田、平田等一系列水田整地活动。“耙耨”“耖”是碎土与平整土地的农具，也指相应的农活。“碌碡”对读者来说也许陌生些，即所谓石碾，多用来碾压谷物、平整地面等，而播种前后用来平整泥土的碌碡直径较小、分量较轻。据陆龟蒙《耒耜经》记载，江南地区水田使用的碌碡则“以木为之”，分量更轻。这一系列整地活动，时间与“浸种”大致同时进行。犁、耙等劳动量大，一般多在浸种前早就开始，冬闲田的犁耕尤其如此。用于插秧的大田，也都要经过这套整地过程。“布秧”则是本组劳作最后一道工序即播种，将浸水后发芽的稻种撒到整好的秧田里。

2.《拔秧》《插秧》为一组，说的是从秧田拔出长大的秧苗，栽插到整好的大田中。

3.《一耘》《二耘》《三耘》为一组，说的是插秧后水稻生长期的稻田管理。就楼璹图可见，所说耘是指弯腰徒手为稻田疏松土壤，促进水稻根系生长和新苗分蘖，同时也随手拔除杂草，折揉后纳入泥土，用以肥田。后世也间用摥耙之类工具操作。这项劳动一般前后要进行多遍，所以有一二三之名。

4.《收刈》《登场》《持穗》《簸扬》为一组，是说水稻收获。将成熟的水稻收割至打谷场，用连枷等工具拍打脱粒，再扬去草屑、秕壳、尘土等，获得干净的稻谷。

5.《砻》《舂碓》《筛》《入仓》为一组，是说利用磨、舂、碓、筛等工具将稻谷加工成米，收贮入仓。砻是一种特殊的磨，非石制，较轻，用以碾磨脱去稻壳。从水稻种植说，“簸扬”后的干净稻谷即属处理到位，而宋以来南方稻区税收均以大米为主，所以按官府标准“入仓”，还要经过这几道碾稻成米的加工过程。

上述5组19项农事活动前后环环相继，构成水稻种植和粮食生产的必要程序。剩下还有“淤荫”“灌溉”两项，如果“淤荫”确如绘画所示指施肥，则两者所说即如今“农业八字方针”中的肥、水两项，在水稻生产中十分重要，关系整个水稻生长过程，但都非某一节点的具体农活，在上述21首诗中的位置应是相对活泛的。

其中“灌溉”一词语义极其明确，因水稻生长旺盛期需水量大，而此时又值酷暑易旱，尤其是高田种稻、旱年少雨，多需人工大量灌溉补水。从时间上说，这样的情景一般在二耘、三耘前后最易发生，即《齐民要术》所说“稻苗长七八寸……量时水旱而溉之”，因而《灌溉》一首出现在《三耘》之后就顺理成章，切合实际。而“淤荫”如确属人们理解的施肥，则也以水稻移插大田后分蘖生长最为必需，与灌溉一样，是关系水稻能否高产的关键，相应的劳动以此时相对集中、频繁。也就是说，《淤荫》如属泛言田间施肥，以与《灌溉》放在一起更为合理，从宽说也应在《插秧》至《灌溉》前后比较合理。而现在紧接《布秧》后、《拔秧》《插秧》前，是撒种刚过即泼洒粪肥，应是给初生幼小秧苗施肥，多少有些令人意外。对此，迄今也未见有论者注意，提出疑问。

 楼璹《淤荫》的题义、诗意及在耕图中的次序

上述两问题都令人费解，而关键还在“淤荫”这一标题何谓？画像所绘浇洒粪肥的动作十分直观，属于“施肥”无疑，而为什么如此称谓，这一名称所说何义，所指何事，我们只有通过《淤荫》一诗正文内容的解读来寻求答案。

该诗八句，就诗意看，大致分两部分。前四句是重点，不惮重复，再引一遍：“杀草闻吴儿，洒灰传自祖。田田皆沃壤，泫泫流膏乳。”前两句开门见山，说两项农事活动：一是铲剁或火烧田草作肥料；一是撒草木灰、石灰之类作肥料和杀虫。笔者在元人鲁明善《农桑衣食撮要》找到这一组同时出现的稻作农事内容：“犁秧田：其田须犁耙三四遍，用青草厚铺于内，盦烂打平，方可撒种。烂草与灰粪一同，则秧肥旺。”楼诗所说“杀草”“洒灰”正是与“犁秧田”配套的农事内容，指犁地前将青草切碎，与草木灰等肥料铺撒田里，犁耕压入土壤，放水腌沤腐烂。以灰肥田，历史悠久，至迟在《齐民要术》中，就有种蔓菁“以灰为粪”，治瓜笼法“以杖举瓜蔓，散灰于根下”的方法，都是以草木灰给庄稼施肥的明确信息，或者因此楼诗说“传自祖”。而以青草肥田，吴地更为突出。宋初丁度《集韵》：“吴俗以草木叶粪田，曰。”楼璹是宁波人，古属越，对吴地风俗不太熟悉，应是来任於潜县令后了解到的，所以说“闻吴儿”。两者所说是稻田施用基肥之事，所以诗歌紧接的两句进言土地皆沃壤、田水皆如膏，则是赞美施用之后的效果。楼诗后四句“塍头乌啄泥，谷口鸠唤雨。敢望稼如云，工夫盖如许”，是借鸟飞鸠鸣之景描写江南水田犁耕后土润水满之状，表达对土地肥沃、庄稼生长茂盛的信心。因此可以说，全诗描写的农事是水田耕作前施用基肥的活动，主题集中明确，叙事写景、寄托希望，一气流转，自然明畅。

弄清通篇诗意，“淤荫”题义的理解就有了方向。两字应非固定词汇，我们拆解分析。首先说“淤”。淤通常指水中沉积泥沙，古人认为可以用来改善土壤，增加肥力。《汉书·沟洫志》有“填淤肥美，民耕田之”“填淤加肥”之言，三国魏人如淳注称：“水渟淤泥，可以当粪。”北宋王安石熙宁变法，所行即有著名的“淤田法”，放河水灌田，使河泥沉积于农田，以改良土壤，增加肥力。除此之外，我们还发现有与农田肥料关系更为直接的释义。日本传抄卷南朝吴郡吴县（今江苏苏州）顾野王《玉篇》：“野王案，今谓水中泥草为淤。”北宋陈彭年等《重修玉篇》：“淤，於去切，水中泥草，又浊也。”这是不同时代两种字书对“淤”字的专门解释，都可视为“淤荫”之“淤”语义所本，淤是指水中淤泥、草杂混合之物，可以增加土壤肥力，楼诗所写正有这种情景。

再说“荫”。丁度《集韵》：“荫，於禁切，《说文》：‘草阴地。’”可见荫本义与草有关。但笔者就《全宋诗》电子版所见“荫”字逐一检视，均不出通行的树阴、日影、庇护、遮盖、恩荫之义，未见有与肥料相关的用例。特别如南宋董嗣杲《西湖百咏·鲍家田》“玉泉流荫分西去，交入官塘漾野船”，注称“有玉泉水流出灌溉”，与“淤荫”用法最有可能相近，而细味其义，所谓“流荫”仍是说泉水恩泽附近农田。晚清何刚德《抚郡农产考略》明确使用“淤荫”一词，且有二字拆解为单词使用的现象，两字合言指施肥，“淤”单出也指施肥，而“荫”字单出则指灌溉：“二遍稻田用力多，而灌荫劳人……早秥宜重肥，天旱宜戽水荫之。再熟秥则淤易而荫难。”这种情况下，“灌荫”常连言，出现次数较多。类似的理解今人也有，石声汉先生《农桑辑要校注》“区田”注称：“‘饮’作他动词，即供水或其他饮料时，读去声。对土壤说，‘饮水’即灌溉……《授时通考》‘淤荫门’的‘荫’字，实际上应写‘饮’字。”是将“荫”解为“饮”即灌溉。笔者认为，荫有洇义，指受水浸润而潮湿松软，如南宋绍兴间陈旉《农书》讲移植桑树，树根“四围略高作塘塍，贵得浇灌时，不流走了粪，且荫注四傍，直从穴中下至根底，即易发旺”，荫是浸润之义。但秧田耕地、整地多带水操作，远非少水湿润之事，而若直接解作灌溉，耕图诗二十一题中已有“灌溉”一目，应不会别出一题再说此事，且诗与图中均无灌溉之意，此解远不合理。

笔者以为，所谓“荫”之义有两种可能：

一是前引元人《农桑衣食撮要》所说“用青草厚铺于内盦烂”之“盦”，也即腌，是说青草在水中腌沤。更早陈旉《农书》“善治根苗篇”说得更具体：“今夫种谷，必先修治秧田。于秋冬即再三深耕之，俾霜雪冻沍，土壤苏碎。又积腐稿败叶，铲薙枯朽根荄，遍铺烧治，即土暖且爽。于始春又再三耕耙，转以粪壅之。若用麻枯（引者按：麻籽榨油后的残渣）尤善，但麻枯难使，须细杵碎，和火粪窖罨，如作曲样。”是说烂稿败叶入土腐化，一些较难沤烂之物如麻枯，要特殊处理，窖积起温腌沤腐化。相近的意思有时也称罨，陈旉《农书》说耨耘，将稻田杂草“和泥渥浊，深埋之稻苗根下，沤罨既久，即草腐烂而泥土肥美，嘉谷蕃茂矣”。所谓罨即是掩也是腌，表达的意思都指将青草败叶之类覆压入土进行腐化。

二是指犁地时压入土壤的青草等绿肥。《齐民要术》：“凡美田之法，绿豆为上，小豆、胡麻次之。悉皆五六月中（美懿反，漫掩也）种，七月八月犁杀之。”元人王祯《农书》垦耕篇：“春曰燎荒（如平原草莱深者，至春烧荒，趁地气通润，草芽欲发，根荄柔脆，易为开垦）。夏曰青（夏日草茂时开，谓之青，可当草粪。但根须壮密，须藉强牛乃可，盖莫若春为上）。”所谓“”即用作绿肥的苕、苜蓿、绿豆等庄稼青苗，犁耕入土，与上述青草的作用完全相同，且更为肥沃。

腌、罨、三字读音都与“荫”相近，因音近而揣其意写作雅致的荫，情景不难想象。就古农书与古方志广泛检索，发现“”多见于《齐民要术》等北人著述，主要指以未成熟的庄稼禾苗、秸杆作绿肥，元以前南方尤其是江、浙一带极少有言，因而笔者认为“淤荫”之“荫”更有可能即盦、罨两字的音转，实际所指都是南方水田以青草、灰粪等犁耕入土，淹湿水浸，腌沤腐化，用以肥田。

综上所析“淤”“荫”两字含义，各有偏重，合而言之指水田耕种前或犁耕中施撒青草、草木灰之类耕入土壤，经泥水淤腌沤腐作基肥。也就是说，“淤荫”是由“淤”“荫”两个义素构成的复合式合成词，虽然构词有些生硬，但作者的主观表现意图也基本切实。这样看来，“淤荫”这一题目与诗歌正文所说则完全对应、一致。

弄清诗题诗义，再来看此诗在21首耕图组诗中的次序，也就不难理解。就实际农事时间顺序言，所谓“淤荫”应在“耕”前或同时，最迟如草木灰之类质轻之肥，作为基肥可在耙、耖之类整地同时下地，青草等绿肥翻耕入土作基肥，则需要较长时间浸沤变烂，更会尽可能提前，而“浸种”只需在“布秧”前“三四日”。诗歌是语言艺术，对时间的表达较之绘画更为自由且明确。楼璹《布秧》诗言“梅黄雨生肥”，是秧田播种的时间，已是入梅前后了，《风土记》曰“夏至之日雨，名曰黄梅雨”，由此可见“浸种”与“布秧”一般都迟至初夏，而“淤荫”及“耕”的时间都要远在其前，前引元人《农桑撮要》“犁秧田”即列在“浸稻种”之前。

在《淤荫》诗中，我们也能读到相关的时间信息：“塍头乌啄泥，谷口鸠唤雨。”乌啄泥是写鸦雀啄食或春燕掠水啣泥之景，古言二月燕至，杜甫《绝句》“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则是春分时节的传统物候，最迟也应是暮春之景。而《礼记·月令》“季春之月”“鸣鸠拂其羽，戴胜降于桑”，《新五代史·司天考·气候图》“谷雨三月中，萍始生，鸣鸠拂其羽，戴胜降于桑”，都视鸣鸠为季春之月、谷雨时节的经典物候。这还是传统中原地区的物候，移诸江南，时间会更早一些。因此诗中这两句描写的可谓春之二三月江南水田漠漠，犁耕后水暖泥融，绿肥、草木灰等泥水中浸沤淤荫的情景，时间远在水稻浸种、播种之前。

如果严格按照农事先后次序排列，“拔秧”“插秧”前的七事应是：淤荫、耕、耙耨、耖、碌碡、浸种、布秧。虽然楼璹侄、孙辈记载楼氏《耕织图》的创作均称“画成耕织二图，各为之诗”，似乎是作图在先，但也不排除这样一种可能，诗歌写成在先，绘图配作在后，最初诗歌或即按这个农事顺序排列，“淤荫”至少应置于“耕”之前后。而最终把“淤荫”移至七事最后，或出于两方面的考量：

一是从诗、画配合劝农教稼的功用、目的出发，先后顺序应尽可能体现组诗的叙事过程，有利于读者的认知与理解。耕诗21首，所言只在水稻种植之事，以水浸稻种开始，至稻米入仓结束，有始有终，首尾紧密呼应，便于读者感知、理解和记忆，因此《浸种》就自然而然排在组诗、组图之首。紧接着《耕》《耙耨》《耖》《碌碡》四诗所写是一系列碎土平地活动，性质相同，先后相接，遂相继而出，剩下《淤荫》只能附于七事最后。

二是从事理上说，耕、耙耨、耖、碌碡、浸种、布秧六事在水稻种植中都不可或缺，而“淤荫”所说为稻田下基肥，并非必不可少的环节，由农户各自视土地肥力和劳动力、肥料等生产资料方面的成本状况而定，是否施用、施用多少实际并无定准，可有可无，至少并不十分必要，而作用又主要关乎后来水稻生长状况，因而附于上述诸事最后，也合情合理，至少不难理解。

楼璹《淤荫》图与诗意不合及作者意图

上文我们通过诗歌文本解读解决了两个疑点，而带来的问题是楼璹《淤荫》图所绘内容与上述所考农事活动并不一致。我们前面展示的《淤荫》图为宋末元初程棨摹绘本，该本今藏美国华盛顿弗得尔美术馆，纸本着色长卷。此本与日本延宝四年（1676）狩野永纳翻刻明天顺六年（1462）江西按察佥事宋宗鲁刻本，被认为最接近宋人耕织图原貌，而以程棨摹绘本更为细致准确，我们主要据程棨摹绘本来考察宋人所绘内容。然即该本《淤荫》图，简单一看便不难发现，所绘农人劳作与上述诗歌所说“淤荫”之事并不对应，甚至严重脱节。

一是图中所绘农人浇肥与诗中所说农事不合。程棨摹本绘农人在田边举料杓作浇泼样，身后一根扁担、两只盛液体的料桶，桶中有粪水样，所施应是粪水，而诗中只言及“洒灰”。若是干燥的草木灰，质极轻扬，一般以畚箕、箩筐、麻袋之类挑运，十分轻便。在田埂以畚箕、簸箕之类顺风播散，或盛至田中手抓四散扬洒，都比较简单。而若以料桶挑运则不可思议，料桶盛灰有限，所盛灰重应不及桶，以料杓之类盛灰抛洒同样如此，极不合理。因此，今人视此图所绘是以料杓浇粪，笔者深表赞同，可见与诗中所言不合，明显脱节。

图2  宋楼璹《耕织图·淤荫》，日本狩野永纳翻刻

明天顺六年宋宗鲁刻本，日本国立公文书馆藏

二是图中施肥的性质和时间，与上文所考“淤荫”内容不合。“淤荫”属施用基肥，事在“耕”之前。南宋郑樵《插秧歌》：“漠漠兮水田，袅袅兮轻烟。布谷啼兮人比肩，纵横兮陌阡。”这是插秧前的水田景象，“布秧”撒种的秧田也是这种情景。而图中所绘是“布种”后幼苗初生，即苏轼《无锡道中赋水车》所说“刺水绿针抽稻芽”那样的景象。日本狩野永纳翻刻本更是绘为分棵排列，一派大田栽插后茁壮生长之势（图2）。两者无论哪一种情景，都已是布种后的秧田或移栽后的稻田追施粪肥之事，与诗中所言“淤荫”远非一事。“淤荫”在“耕”前或同时，是施用基肥之事，而图绘之事在“布秧”乃至“插秧”后，是秧田追肥之事，农活性质与时令节候都明显不同。

如此诗图明显不合的状况，在整个楼璹耕织图45题中是唯一的。为什么出现这种现象，我们无法起作者问之，只能根据诗、图两方面的情形作些推测。笔者以为耕织图作为视觉艺术，尤其是传统版刻形式，用以劝课农桑，需要农事项目典型，图中人物动作形象简洁明了。而《淤荫》诗中所说犁地前刈草、洒灰作基肥事非必具，作为耕作之事不够典型。两者又非单一农活，多需与犁耕活动协同进行，劳动情景稍见复杂，难以落实为一种直观明了的农事劳作图像。遂因诗中“洒灰”之语，改绘稻田浇粪样，则其事众所周知，其图简洁明了，观者一目了然。这应是由作为视觉艺术的绘画与作为语言艺术的诗歌不同特性决定的。

进而从组图整体结构看，全套21首耕诗中并无另外的施肥活动，而就水稻田间管理言，移栽后的稻禾分蘖生长迅速，则要尽可能多施肥料，人粪猪粪、豆饼效果尤为显著。豆饼之类价昂，人粪猪粪之类粪液是家常肥料，因而夏日农家在稻田浇泼粪肥最为常见。应是楼璹在为诗歌配画时考虑到这些情况，既然《淤荫》在组诗中的位置已作上述弹性处理，根据组图整体需要顺势调度，改诗中所说杀草、洒灰“淤荫”基肥之意，图绘更为常见的浇粪追肥之事，以图中之象来弥补诗中所缺。诗言吴人犁地前施用基肥之美，图绘插秧后追施粪肥之要，诗图各表一枝，相互配合，整体所表施肥之事就全面充分，能起到更好的劝耕教稼的效果。

明人《便民图纂》的改编与诗图关系的改善

尽管我们作了上述臆测和开解，却无法掩盖楼璹《淤荫》图与诗明显脱节的事实。从楼璹以来，系列耕织图的绘制、创作就成了我国农业文化中的一个重要传统，明清两代出现了不少楼璹耕织图诗的摹绘、仿作及唱和之作。这些诗、画的作者对于楼璹《淤荫》图与诗的内容乃至“淤荫”这个标题有着怎样的感觉认知，对图与诗歌间的明显脱节又如何处置对待，就成了值得关注的问题。

明人邝璠《便民图纂》是明代中叶一部生活百科类实用工具书，广受社会大众欢迎。其开篇两卷分别为农功图15幅、女红图16幅，即楼氏所谓耕图、织图之义，图像也基本模仿楼璹图，每图系以竹枝词，即民歌风格的七言绝句。数量较楼图明显减少，作者序言表明根据吴中农作实际“更易数事”，并尽可能做到通俗易懂，所谓使“愚夫愚妇”都能“其事既易知，其言亦易入”。正是出于服务社会大众的目的，较之楼璹耕织图就有了很大变化。仅就耕图言，由楼氏二十一题合并、精简为十五：

浸种（浸种）、耕田（耕）、耖田（耙耨、耖、碌碡）、布种（布秧）、下壅（淤荫）、插莳（拔秧、插秧）、摥田、耘田（一耘、二耘、三耘）、车戽（灌溉）、收割（收刈）、打稻（登场、持穗、簸扬）、牵砻（砻）、舂碓（舂碓、筛）、上仓（入仓）、田家乐。

其中新增“摥田”“田家乐”两种。“摥田”是耘田的一种，一般耘田是徒手抓捏稻根四周泥土并拔去杂草，摥田则是用竹木制作带铁齿的耘田农具摥耙（耥耙），在稻行间推拉用以松土，性质相同，因而放在一起。“农家乐”楼氏本无，图绘丰收后农人聚集欢饮的场景，诗称“今岁收成分外多，更兼记府没差科。大家吃得醺醺醉，老瓦盘边拍手歌”，是表达农人庆祝丰收的专题图画。进一步比较这些名目，是合并了楼氏一些性质相近的农事，另修改了个别名称。如楼氏“灌溉”改为“车戽”，车戽是江南稻区灌溉最常见的工具和方式，名称更切合吴中生产实际。最值得注意的是，楼氏的“淤荫”改为“下壅”。“下壅”是南宋以来施肥的通行说法，应是作者深觉“淤荫”语义难明，出于“愚夫愚妇之所易晓”的目的，改为广为人知的通俗说法。这是两套耕织图对应名目中变化最大的一个。

图3  明邝璠《便民图纂·农功·下壅图》，明万历于永清序刻本

就图而言，除新增两图外，《便民图纂》其他各图都基本取材或摹仿楼图，除少量细节和背景变化，农事活动与人物形象都基本一样。《下壅》图对应楼氏《淤荫》，只是背景增加了两童射鸟戏耍的情景，农人施肥的动作几乎完全一样（图3）。图中稻禾既非秧针那样细小，也非日藏狩野图那样茁壮，与后面的《插莳》《摥田》《耘田》《车戽》基本一样，应没有生长时间方面的明确定位或指向。此图紧接《布秧》之后，则是受楼璹耕织图《淤荫》原有顺序的影响。

而对应的诗歌《下壅竹枝词》内容却有了明显变化：“稻禾全靠粪浇根，豆饼河泥下得匀。要利还须着本做，多收还是本多人。”诗中明确浇粪与下豆饼、河泥三种肥料。该书第三卷“耕获类”有文字介绍：“壅田：或河泥或麻豆饼或灰粪，各随其地土所宜。”豆饼、河泥主要用作基肥，所以称“下得匀”，而“粪浇根”则是稻田浇施粪溺之类粪液，主要是说田间追肥。相同的图画和主题而有了不同的施肥内容，楼氏原诗所说实际只是基肥，而此诗是基肥、追肥兼而言之，涵盖了诗题《下壅》即稻田施肥的主要内容。题目改为“下壅”，诗中称“粪浇根”，而图中所绘正是浇粪的动作。

楼诗所说“洒灰”“杀草”，在《淤荫竹枝词》并未言及。这固然有诗歌篇幅的限制，更重要的还由青草树叶等绿肥与灰肥的性质所决定。所谓青草树叶之类是绿肥，只需劳力收割扫取，切碎撒入待耕之地或拌入河泥、粪肥、厩肥腌沤作基肥。草木灰无论作基肥还是追肥，施用都比较方便，但实际生活中数量有限，单独收贮的可能性不大，多与厩肥之类混合堆放，故常与人畜粪溺、厩肥混而言之，称作“灰粪”之类，独立施用的现象极少。两种作为肥料较为普遍，但作用并不突出，也就不太受重视。《淤荫竹枝词》所言粪、河泥、豆饼则是元明以来江南地区稻田比较重要的肥料，河泥费力，豆饼费钱，而粪肥最为常用，所以特别提出，诗的后两句强调“着本做”即出于此。《便民图纂》也曾言及洒灰，《布种竹枝词》：“初发秧芽未长成，撒来田里要均平。还愁鸟雀飞来吃，密密将灰盖一层。”灰即指草木灰，是说秧田撒种后，厚厚洒上一层，以防鸟雀啄食。此说比较切实，水稻秧田布种较密，一般撒种后再撒一层草木灰，用以盖种。草木灰黑色，既可增加早稻秧田的地温，又使播种后的秧垄表面迅速收敛凝结，促进稻芽固位生根，而草木灰质轻，对新苗生长又全无妨碍。这一方法宋元农书未见有言，应是明朝新出，清光绪《嘉兴府志》也记载此法。此处撒灰所说主要是防鸟，而楼氏所说“洒灰”是施肥，目的不同，已非一事，《便民图纂》并未机械沿用宋人所说。

综合上述这些因素可见，《便民图纂》的《下壅》图与诗立足当时吴中的稻作种植实际，无论标题还是图画、诗歌实际表达的是整个稻田施肥之事，标题通俗易懂，题、图、诗高度对应吻合，完全摆脱了楼氏标题语义不明、诗图明显脱节的现象。尽管没有沿用“淤荫”之题，但由于与楼氏耕织图的紧密联系，客观上也进一步明确了楼璹“淤荫”之题与施肥之义间的联系，这是导致后世将“淤荫”直接视作泛指施肥的关键一步。遗憾的是，仍沿袭楼诗原有顺序，《下壅》紧随《布种》后，而在《插莳》前，图绘内容只能理解为水稻秧田施肥，通言施肥之义未能充分贯彻。

清人耕织图的名目调配与诗歌的不同言说

与明人《便民图纂》即实精简改编不同，清人耕织图基本立足楼氏原作的摹绘仿作，无论图画名目、诗歌内容多严守楼氏原作，如何面对楼氏诗图潜存的脱节乃至矛盾现象，就值得进一步观察和品量。

（一）康熙御制耕织图的图目调配

清朝耕织图最为关键的是康熙主持编制、宫廷画师焦秉贞绘制的《御制耕织图》，以清圣祖崇高权威，确立了清人耕织图及相应诗歌写作的基本名目和图式。今人论康熙《御制耕织图》，多称因江南士人献楼图而绘制，笔者未发现有这方面的确切记载，仅见《知不足斋丛书》本《御制耕织图诗》卷首清万作霖《农蚕书跋》称，“圣祖仁皇帝南巡时，江南人士出其藏书进献者甚多”，所说是世传宋版“陈旉《农书》、秦观《蚕书》、於潜公《耕织二图诗》三书”一册，明末清初见诸著录，楼璹《耕织图诗》作为附录，都只称诗而未提及有图。后来乾隆所得程棨摹本，是完整的着色绘本，相关记载比较明确。比较康熙《御制耕织图》与程棨摹本、日本狩野翻刻本、《便民图纂》农功女红图，前者与日本狩野翻刻本、《便民图纂》近，而与程棨摹本远，应是主要依靠狩野本、《便民图纂》这类民间版刻图，吸收西洋画法重新绘制而成。所以关于康熙御制图，还是乾隆时于敏中《御题耕织图跋》所说比较确切，“圣祖仁皇帝，勤求民隐，凡田夫红女菑畬织纴之事，咨询具周，几暇采楼璹旧稿，重为厘定”，是康熙博采综览世传楼璹《耕织图诗》各类资料信息，重新釐定编绘。笔者特别说明这一点，不只是辨明相关事实，更重要的是为下文所说康熙《御制耕织图》与《淤荫》相关的调配变化找到合理的解释。

康熙《御制耕织图》就楼璹图数量、名目做了一番规整，楼图原耕题21、织题24合45题，康熙御制有些合并、增删，改为耕、织各23图，合46题。每图上置康熙亲撰七绝，图上逐一书写楼璹诗，楼璹原无者为之补撰。织图不论，耕图由21增至23，增加《初秧》《祭神》两图。《祭神》一图置于最后，应是受《便民图纂》所增《农家乐》一图的启发。明人《农家乐》描绘丰收后农人聚饮庆祝的场面，图的右侧绘有香火烛台供品，是庆祝活动含有祭祀的内容。康熙直接改为纯然“祭神”，则是出于“庙堂”意识，不难理解。令人多感意外的是新增《初秧》一图，没有任何明确农事内容（图4），图中绘农人湖边携子闲游，并拟楼璹题诗：“春工正当时，下种看期度。乘闲携子游，策杖临堭路。看水泛西湖，临风方日暮。农家事可知，应费心无数。”应是画工、朝臣就图中所绘人物活动敷凑成文。

为什么要添加这一无谓之图？固然有凑数的目的，但更重要的还在解决楼璹《淤荫》诗图不合，尤其是相应施肥活动的时间定位问题。无论是狩野本还是《便民图纂》本，《布秧》与《淤荫》（图5）、《下壅》（图3）所绘之事尤其是稻苗的生长状态前后不接，才布种即大张旗鼓泼粪施肥极不合理，既非必需更易伤苗，必须补上一目，这就有了《初秧》一题。康熙所题《初秧》诗即就题着意点明：“最爱清和天气好，绿畴千顷露秧针。”“秧针”语出苏轼《无锡道中赋水车》“刺水绿针抽稻芽”，是秧田新生秧苗的景象。图中右下角所绘秧苗也是点状“秧针”样。有了“初秧”这一时间定位和稻苗生长状态的铺垫，后面的稻田泼肥也就相对自然，组图前后叙事就大致顺理成章。

图4  清康熙《御制耕织图·初秧》，清康熙内府刻本

正因此，笔者认为《初秧》一图并非无谓，康熙君臣应是意识到世传狩野本、《便民图纂》耕织图《布秧》与《淤荫》（《下壅》）之间的脱节或不连贯，意在通过增添《初秧》一目来缓解两图之间连环叙事的突兀。这样，从“布种”（播种）到“初秧”（出苗），再到“淤荫”（下壅、施肥），无论是农事节奏还是水稻生长状态，整个过程就相对自然，大大淡化了楼璹《淤荫》图前后农事环节的落差。有了《初秧》的铺垫，《淤荫》位置后移，使“淤荫”所绘浇粪活动更接近稻作施肥的常见情景，也就更易于被视作稻田施肥的通用名称。

图5  清康熙《御制耕织图·淤荫》，清康熙内府刻本

（二）清人耕织图诗的相关理解与言说

清人耕织图诗对“淤荫”的理解和言说与图画并不一致，明显徘徊在宋人楼氏诗歌与绘画之间，也就不免多少延续着诗与图、语言与形象脱节乃至矛盾的情形。这其中康熙御制诗无疑是最关键的角色，康熙主持编绘耕织图并一一亲题七言绝句，其《淤荫》诗“从来土沃藉农勤，丰歉皆由用力分。薙草洒灰滋地利，心期千亩稼如云”，奠定了清人《淤荫》诗意的基本取向。不难看出，诗歌主题与明人《便民图纂》一致，是强调农田施肥的重要，但所言农事内容与《便民图纂》明显不同，而是回归楼璹原意，“薙草洒灰”即楼诗所说“杀草”“洒灰”。笔者前面对楼氏此语的分析，重在挖掘楼氏对当时农事实际的反映，而在清朝诸帝君臣，则明显缺乏相应的生活经验，更多着眼书本知识。从他们对相应语典的使用与言说，可以大致把握他们对“淤荫”一词的感知与理解。

“薙草”与“杀草”一词同源，是十分古老的经典掌故。秦人《吕氏春秋·季夏纪》：“（六月）是月也，土润溽暑，大雨时行，烧薙行水，利以杀草，如以热汤，可以粪田畴，可以美土疆。”此段文字又见于《礼记·月令》，是说夏六月时令农事，此时雨多水大，草木生长旺盛，则烧薙以利行水。薙是贴地铲割，烧是放火烧草成灰，火烧之灰可以肥田、改良土壤。《周礼·秋官司寇》所说则是国家设官员管理此事：“薙氏掌杀草，春始生而萌之，夏日至而夷之，秋绳而芟之，冬日至而耜之。若欲其化也，则以水火变之。”是说周朝设官员，专掌清除和利用杂草之事。并称烧薙之事一年四季随时可为，夏季草深水大，则薙而火烧，主要为了行水防洪，而冬天则将草犁耕入地。无论火烧为灰，还是薙以入土，经“水火变之”则“化”。“化”，《周礼·地官司徒》称“土化”：“草人掌土化之法，以物地相其宜，而为之种。”汉郑玄注称：“土化之法，化之使美，若氾胜之术也。”是说以草与灰入土腐化以肥田。由此可见所谓“薙草”与“杀草”、“薙氏”与“草人”大致是同一事，都是指以火烧、水淹及翻耕入土等方法将草、灰等变废为宝，化害为利，经土壤腐化而为肥料。类似的措词用典在其他君臣写作中或此或彼都有见，用意也基本相同。如乾隆近臣钱陈群《恭和御制题耕作蚕织二图即用程棨书楼璹诗韵·淤荫》：“土化各有宜，氾胜乃鼻祖。”句下自注即引《周礼·草人》“土化之法，化之便美”。嘉庆《御制题耕织图序》称“荫取于涂，无忘土化之法”，《淤荫》诗说“刈草良苗茂”。都是使用这些古老的语典掌故，表达几乎完全相同的理解，即指烧薙翻耕田草以腐化作肥，这与前述楼璹诗歌原意是基本一致的。

“洒灰”一词相关说法和理解相对复杂些。草木灰用作肥料，可追溯到先民“刀耕火种”时代，前引《吕氏春秋·季夏纪》所说已是明确意识到草木烧灰可以肥田。而上古典籍所说“洒灰”却非为施肥，而是防虫除虫。如《周礼·秋官司寇》：“赤犮氏掌除墙屋，以蜃炭攻之，以灰洒毒之……蝈氏掌去蛙黾，焚牡菊，以灰洒之则死。”是说撒灰以祛虫杀虫，灰既是草木灰，有时也指石灰，如前引宋人陈旉《农书》“撒石灰，渥漉泥中，以去虫螟之害”，说的就是此种。乾隆《题耕作蚕织二图即用程棨书楼璹诗韵》：“灰草治疾药，粪壤益肥乳。攻补两致勤，仍望以时雨。”所谓“治疾”即指洒灰治虫，而“攻补”中的“补”指施肥，“攻”则对应指治虫无疑。显然所说多出于书本，与楼氏原意并不一致。

同样是“洒灰”，乾隆诗这样描写，“短杓盛灰淤亩勤”，嘉庆诗称“洒灰短杓抛”，指明农人以杓洒灰。上文我们已辩明，图中桶之所盛、杓之所浇当是粪水而非草灰，康熙《御制耕织图》（图5）所绘农人平端料杓，美国国会藏绘本图中淡白样液体，也显示是粪水而非黑色草灰。两人诗同称“短杓”，而实际该图诸本所绘都是长柄料杓，程棨摹本与康熙御制所绘更是大头木制料杓。这些都进一步显示，诗歌所言与图画远不一致。这些游离乃至矛盾现象，既反映四朝君臣对相关农事的了解有限，同时也反映他们看图作诗的随意。

尽管有这些理解与言说上的不协，有一点却十分明显，康熙祖孙四代主要从古典书本知识出发，基本沿袭宋人楼璹诗意，坚持紧扣“杀草”“洒灰”两点来言说“淤荫”的农事内容，表现出与绘画并不相同的理解。但诗歌中另一种倾向更值得注意，尽管所说农事仍是刈草、洒灰之事，但雍正以来便以“淤荫”指称施肥活动，使这一词汇有了泛指施肥活动的明确定义。如雍正诗“淤时争早作，课罢岂安栖”，乾隆诗“短杓盛灰淤亩勤”，还有嘉庆间何太青《和耕织二图诗·淤荫》“土沃资人力，洒灰和泥淤”，都把“淤”作为“淤荫”的简称，用作表示施灰肥田的动作，至此“淤荫”一词作为施肥的专业术语已明确出现与正式定型。而带来的影响则是下文讨论的任务。

“淤荫”的农史意义及农学影响

宋以来耕织图的创作与传播是农业文化史上的重要现象，影响深广。而“淤荫”作为耕诗耕图一题，虽然有上述言说和理解上的模糊与分歧，但都属于农田施肥之事，不同时代相关信息既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当时农业生产的实际情况，也体现了相应时代农业科技的演进发展。

首先是楼璹诗歌反映了宋代水稻种植的基肥施用情况。我们为康熙四朝君臣诗歌寻找相应的掌故和语源，但同样是说“杀草”，楼璹则明确称闻之“吴儿”，应是当时任职於潜所见所闻，反映当地水稻种植的实际。尽管此前农书、史籍对刈草和庄稼青苗压入土壤作肥已多有记载，但在水稻种植中，却一直未见明确言及。同时陈旉《农书》仍称：“《礼》者曰仲夏之月，利以杀草，可以粪田畴，可以美土疆。今农夫不知有此，乃以其耘除之草，抛弃他处，而不知和泥渥浊，深埋之稻苗根下，沤罨既久即草腐烂而泥土肥美，嘉谷蕃茂矣。”陈旉《农书》成于绍兴十九年（1149），反映的是江淮之间的生产情况，人们尚不知耘稻中拔除的杂草可以埋土作肥。从楼璹诗可见，於潜一带的农人已知以青草水耕入土作基肥。前言丁度《集韵》所说“吴俗以草木叶粪田”，是通言农田施肥，而此法用于水稻种植，在於潜一带应不会太晚。笔者就此前诗歌反复检索，唯杜甫在湖南长沙所作《铜官渚守风》诗中“水耕先浸草，春火更烧山”，上句可与楼璹所说“杀草”“洒灰”参照，或者所说“浸草”也指以草翻耕入土沤肥。从中唐大历间杜甫所说湘中，到南宋绍兴初楼璹所说吴人，再到元延祐间鲁明善所说江淮间“犁秧田”压入青草灰粪之法，明末《（天启）海盐县图经》所说“其粪也，以猪灰，以豆饼，或以草入之河泥，烂而用之”，清末何刚德《抚郡农产考略》所说“乐安早稻田，常于二三月铲青草沤于田内”，这些不同时代的说法，是一个青草水耕入土或拌入河泥沤作基肥逐步明确的过程。楼璹“淤荫”诗无疑是其中重要环节，较之杜甫所说更明确，是一首足以“以诗证史”的重要资料，反映了南宋初年吴人水稻种植以青草耕压入土的基肥施用方法，是水稻作物史上这方面最早且明确的信息，这是楼璹《淤荫》诗重要的农史意义。

其次是“淤荫”一词被推为农田施肥的专业术语。尽管楼璹作品中，诗题与诗意是对应的，但这一词汇来源不明，构词生硬。整个宋元明时期，除楼璹耕织图相关记载外，未见人们使用这一概念。但康熙中叶以来，由于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四朝君臣耕织图的持续创作和尊奉，使这一词语成了农田施肥活动的一个专有名词，这是值得我们特别关注的。

梳理历代农书和相关文献，关于施肥的说法有一个演变过程。最早流行的是“粪田”，《孟子》“凶年粪其田而不足”，是较早的例子。尤其是《荀子》“刺草殖谷，多粪肥田”，与我们这里讨论的楼璹诗所说十分接近。秦汉时《韩非子》称“唯田畴必且粪灌”，《氾胜之书》“区种法”讲伊尹“教民粪种”，“区田以粪气为美”，到《齐民要术》粪作为动词施肥与名词肥料都十分频繁。唐人月令著作所说“粪田开荒”，“以牛粪粪之”，六月“粪田”等，已是通行的岁时农事内容。

宋代开始酝酿新的变化。南宋陈旉《农书》设“粪田之宜篇”专讲施肥之事，粪田之说在宋人四部书也都可见。但同时壅溉、粪壅等词频频出现，所谓壅已非尽是传统壅土培护之类，而多含施肥培益促发之义。如陈旉《农书》：“夫耕耨之先后迟速，各有宜也。早田获刈才毕，随即耕治晒暴，加粪壅培。”“凡扫除之土、烧燃之灰、簸扬之糠粃、断稿落叶，积而焚之，沃以粪汁，积之既久，不觉其多……待其苗长，又撒以壅之，何患收成不倍厚也哉。”此两段一说土地耕晒后、下种前以粪壅培，一说下种后将杂灰筛细撒之，都非为庄稼壅根培土，而是施肥。稍后温革、陈晔《分门琐碎录》说“马粪燃干以壅田，则肥而谷盛”，“凡树，以梼油麻渣杂粪灰壅之，则枝叶茂”，《百菊集谱》说“菊宜种园蔬内肥沃之地，如欲其净，则浇壅舍肥粪，而用河渠之泥”，所说壅均为施肥而非壅土。不仅是农书，即如日常语言中也有所见，如宋人朱鉴《诗传遗说》即有这样一段教人修身养性：“如人下种子，既下得种子了，须是讨水去灌溉他，讨粪去培壅他，与他耘锄，方正是下功夫养他。”所说培壅即主要指施肥。元人王祯《农书》兼论南北农业，所说如“老圃云种茄二十科，粪壅得所，可供一人食”，“二月间取带泥小藕，栽浅水中，壅粪或豆饼益盛”，可见至迟到南宋与元朝，壅田、粪壅已成了施肥的常见说法。

明清时，壅田、下壅、粪壅之说更为流行，成为农田施肥最为通用的说法，这不只见于南方地区，远在北方的明宝坻县知县袁黄《劝农书》即称：“煮粪令熟壅田，其利百倍。”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明人《便民图纂》改《淤荫》为《下壅》，使用大众化的概念，也进一步促进了“壅田”“下壅”这些说法的流行，其影响一直贯穿到晚清。

今通行所说“施肥”一词出现较晚。唐人《四时纂要》有“肥田法”，《齐民要术》即有朹木“肥田”的说法，“肥料”一词的出现是入清后的事。“施肥”之说，最早可以追溯到明末《天工开物》“蔗种”条下所说“灌肥欲施行内”，但远非固定、稳定的说法。至清光绪间《农学纂要》《中外农学合编》《抚郡农产考》等书出，尤其是民国间新出农书、方志、各类新学科技书，“施肥”才成为最为流行的概念术语。

从“粪田”到“壅田”再到“施肥”，经过了漫长的历史演变，这其中“淤荫”一词的出现是个绝对的另类。在楼璹耕织图深受朝廷重视的南宋，即楼氏后人楼钥作品中言及田间劳作，也无“淤荫”一语的影子，所见唯“粪田灌蔬”云云。元明数百年间除楼璹耕织图的相关著录外，未见有人另外提及“淤荫”一词。清康熙祖孙四代对楼璹耕织图的重视与推扬，尤其是反复仿作、和作与刻印，改变了“淤荫”一词的命运。康熙、雍正二帝绘图作诗后，乾隆二年（1737）鄂尔泰、张廷玉等奉乾隆之命纂修《钦定授时通考》，乾隆七年编成刊行，为历代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农书。其中核心部分的“功作门”，包括淤荫与垦耕、耙劳、播种、耘耔、灌溉、收获等田间农事活动类型。不难看出，这些农事中唯“淤荫”一项名称深奥，语义不明，显然来自康熙、雍正御制耕织图及诗。在“淤荫”类中收《礼记月令》《氾胜之书》《齐民要术》《陈旉农书》《农桑通诀》（王祯《农书》）、《农政全书》《补农书》等农书中积肥、施肥之说，并列稻、黍、稷、麦、荞麦等主要作物“各种淤荫法”，以及舟、车、杷、畚、箕、帚等“淤荫具各图说”，所谓“淤荫”已是与后世所说施肥完全相同的概念，用作农事活动的重要术语。

楼璹首创的“淤荫”这一模糊而又自带歧义的说法之所以能被推作农事活动的重要术语，主要是康熙御制耕织图的专制权威作用所致。要能更好地体会这一点，首先感受一下康熙祖孙四代所作耕织图诗，除了对楼璹原作删补部分条目外，竟有两两一组前后无端调换位置的现象。楼璹耕图部分的顺序“《簸扬》《砻》《舂碓》《筛》”变为“《舂碓》《筛》《簸扬》《砻》”，织图部分的“《分箔》《采桑》《大起》《捉绩》”变为“《大起》《捉绩》《分箔》《采桑》”，“《络丝》《经》《纬》《织》”变为“《纬》《织》《络丝》《经》”，都是相邻两图为一组与下一组颠倒先后，打乱了楼璹耕织图的原有顺序，形成一套严重违背实际农事先后顺序的组合格局。研究者对这一次序错乱的原因有不同揣测和解释，有认为宫廷画师对耕织之事不甚了解，画家焦秉贞出身山东，对江南地区的农事不够熟悉，因而所绘失误。也有学者从绘画技法着眼，认为画家可能是为了使耕织图在形式上更具节奏性，视觉上更具愉悦感而有意为之。笔者认为这些说法都不合理，如问题出在画臣，无论弄清画作先后顺序还是实际农事节序都不太难，即或有错也不难被同僚发现。而无论是主笔画家还是监办官员，应该无人敢提着脑袋向皇帝提供一套次序明显错乱的组图。笔者认为，错乱的始作俑者只能是皇帝！错乱的部分都是两幅一组前后错换了位置，而康熙的题诗非在画上直接题写，而是图成后以宣德贡笺书写，接裱在图画上面。这就有这样一种可能，康熙题诗本是两首一叶，康熙自为编次，无意错置了先后，而又随笔在纸角标明序号，而从臣发现有误，面对这“皇帝的新衣”既无法指明，更不敢妄改，只得按御制诗所标顺序装裱、编次和刻印，而成此明显错乱的定本。雍正、乾隆、嘉庆虽都心知肚明，只能一代代恭依无违，从而四代君臣集体错乱，人人熟视无睹，缄口不言，而不断编绘刊行贻误天下。

同样，“淤荫”一词在宋人楼璹那里本义只指耕田前施用基肥，配套的绘图又画作稻田追施粪肥，这样模糊而有歧义的个人生造之词显然难以成为通用术语。而由于康熙祖孙四代君主对耕织图持续的执念和创作宣扬，遂将这一词汇推到了前台，上升为重要的农学专有名词或重要术语。乾隆二年朝廷开修《钦定授时通考》，“淤荫”作为功作门中表示施肥一大部类的名称，并按不同作物分设“各种淤荫法”，按各类劳作列“淤荫具各图说”，辑录各类肥料、积肥、施肥资料。这是整个古代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农书，在农书编纂中有着某种集大成的意义，无疑在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近见有学者论述古代施肥农具而称作“淤荫工具”，即是接受和使用这一概念。

但是，我们也不难发现，这一名称作为通行农学术语是极为勉强的。即就《授时通考》“淤荫”类下所辑34条历代文献资料、3条注疏和15条农具图说看，即无一出现“淤荫”及相关字眼。耐人寻味的是，尽管有皇家钦定《授时通考》明确使用，而民间农书和一般文人著述几乎无人理会。在清代、民国年间的文献中，除与耕织图相关的信息外，极少有人言及。道光间吴邦庆著《泽农要录》，专讲水稻种植之事，分授时、田制、辨种、耕垦、树艺、耘耔、培壅、灌溉、用水、收获等类，基本采用《授时通考》功作门的全套名目，而于施肥却不用“淤荫”之名而转称“培壅”这一广为人知的说法。笔者就电子数据库《中国基本古籍库》检索，有清一代正式使用“淤荫”这一概念论述相关农事的唯清末光绪间江西何刚德《抚郡农产考略》，所说稻田施肥多称“淤荫”或“淤”，两字拆开“淤”指施肥，“荫”指灌溉，并列指施肥时，“淤”指一般施肥，而“荫”指所谓施“小肥”，是指淡薄粪水。同时湖南杨巩编辑《中外农学合编》也出现“淤荫”一词，则是摘抄《授时通考》相关内容，所设“功作”“淤荫”等门类名目也基本出于模仿。四部其他著述中，除《耕织图》相关记载外，唯林则徐《制义平秩集序》文中有“块不破而播琴（引者按：播种），草不茀而淤荫，本不擢而祝篝祝车（引者按：庆祝丰收），虽妄者而知其不可也”之语，所说“淤荫”正是楼璹所说以草腌沤而肥沃之意。

有清一代学术彰明，“淤荫”二字晦涩费解，而清人各类著述竟无一提出诠释解说。不仅如此，即整个耕织图，除少数近臣唱和，或个别底层文人和作楼璹外，余罕见有人谈及。应是清朝“文字狱”极盛，既经四朝君主染指，文人便不敢造次置喙，对“淤荫”这样十分费解的语词，连同相应的耕织图作品，一并将话语权都让给了皇帝，从而表现出明显的集体沉默。这样一种情景，既是宋人“淤荫”一词凭藉着御制的加持而发挥着无声的影响，同时也充分说明这一词汇作为施肥之通语十分勉强，缺乏社会流通的活力与生机。“淤荫”一词的生命和意义都牢牢限定在传统耕织图中，而在《授时通考》等少数农书中用作标准农事术语，也只是历史的插曲而已，不宜效法和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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