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起山

（暨南大学 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广东 广州 510632）

1.摘要：

未满23岁的宋高宗在逃亡途中失去了生育能力。因政治形势的需要，宋高宗先后收养了两名宗室子，但他不甘心没有亲子继承皇位，为求得子嗣，亲祀高禖、感生帝，为春秋时存赵有功的程婴、公孙杵臼、韩厥增加封号、立庙祭祀，在全国各地设置放生池，同时认真研究医药，接受江湖郎中王继先的医药诊治。然而事与愿违，宋高宗数十年的努力终无成效，只能把皇位传给养子。求子的心切，难免影响宋高宗治理国家的热情；身体的困扰，也会减退宋高宗处理政事的精力，这便导致秦桧的长期独相和宋高宗的提前退位。宋孝宗继位前，十分清楚自己的身份地位，心理上的长期压抑，继位后的政策转变，衍生出他对太上皇帝宋高宗超乎寻常的孝。显然，宋高宗求子的过程及尴尬的结局对当时宫廷内外的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

2.关键词：

宋高宗；宋孝宗；求子活动；立储；政治影响

一、引言

宋高宗赵构（1107-1187）在建炎三年（1129）初的逃亡途中受到惊吓而失去生育能力，唯一的儿子也在此年去世。以稳固赵氏江山为出发点，有人建议宋高宗暂且选宗室子入宫，“使视皇太子事”。宋高宗对此事十分敏感，处罚了上言者。后来，孟太后、宰相等人纷纷劝说宋高宗为朝廷社稷打算，早日考虑立储之事，宋高宗皆置之不理。绍兴元年（1131），上虞县丞娄寅亮上书建议宋高宗效法宋仁宗“于‘伯’字行下，遴选太祖诸孙有贤德者，视秩亲王，使牧九州，以待皇嗣之生，退处藩服”。

娄寅亮此言颇为幽隐，仅提到收养宋太祖之后，给予亲王一般的待遇，丝毫没有涉及“立储”等可能会触及宋高宗敏感神经的字眼。宋高宗鉴于时局艰险，为了稳固政权、安抚臣僚和收揽民心，在深思熟虑之后，勉强接受了此项建议。绍兴二年，宋廷从宋太祖一系中选年方六岁的赵伯琮（后改名瑗）养在宫中，不久又选赵伯玖（后改名璩）入宫，于是宫中有了两位养子。宋高宗此举，既没有立储，也没有让收养的宗室子“使视皇太子事”，主要目的似乎是为了应付一些臣僚的上疏。另外，根据当时的风俗，收养宗室子入住宫中，能够作“引子”之用，宋高宗的举动自然也包含了这层意思。

宋高宗不甘心没有亲子继承皇位，想尽一切办法求子。他亲自参与祭祀高禖、感生帝的活动，为存赵有功的公孙杵臼、程婴、韩厥立庙、加封，效法前代帝王在各地设置放生池，同时格外关心医药，并长期服用医师王继先的补药。观察宋高宗的各种求子活动，都可见其想要亲子继承皇位的良苦用心。

据目前所见，学界对宋高宗求子之事关注者不多，研究也不充分。柳立言《南宋政治初探——高宗阴影下的孝宗》及曾琼碧、赵红卫《论宋高宗的立储》在讨论宋高宗立储时，虽然都提到了宋高宗没有放弃生育的希望，相信王继先能够治愈他的疾病，但是对宋高宗的诸多求子活动并无详细阐述，更没有涉及相关的政治影响。王曾瑜在《宋高宗》一书中提到宋高宗为获得子嗣，在绍兴二年举行祀高禖的活动，但认为这是一场“闹剧”。林炫羽《宋高宗立储及其背后的政治文化与权力关系》一文，言及宋高宗希望传位亲子，也列举了宋高宗的一些求子举动，但此文注重探讨的是宋高宗立储背后复杂的政治关系及各方势力的此消彼长。宋高宗的求子举动，身为养子的赵瑗是目睹的，他只能谨慎地修身养性，细微地揣摩宋高宗的心思，被动地服从一切安排。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对宋孝宗“从入宫到受禅”的经过做了详细讨论，提到了宋孝宗被立为皇子前的生存状态，但忽略了宋高宗求子活动所引起的宋高宗心态的变化及客观上对宋孝宗继位前的保护，所以当作者讨论宋孝宗对宋高宗的人子之孝时，认为是“不可思议”的，转而运用西方心理学的知识做比较分析，难免有些牵强。

鉴于上述情况，笔者试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系统探讨宋高宗的各种求子活动，并进一步分析在宋高宗专心求子过程中的各项举措及其背后的政治考量与影响，为我们更好地理解高宗朝秦桧长期独相、王继先恃宠骄横、赵瑗被立为皇子、宋高宗提前禅位、宋孝宗的“孝道”等众多历史议题提供一点思考。

古代社会，人们根据对事物的认知程度和周边环境的影响，常会祈祷神灵赐予子嗣，享有“天子之尊”的皇帝也不例外。在宋朝，宋仁宗已有通过祭祀求子的举动，宋高宗的求子愿望较宋仁宗更加急切，他举办的以求子为目的的祭祀活动更加频繁。

西晋博士束晳云：“汉武帝晚得太子，始为立高禖之祠。”颜师古认为：“高禖，求子之神也。”可知古代帝王举行祭祀高禖的活动，是为了求得子嗣。宋仁宗28岁时还没有儿子，景祐四年（1037）二月，殿中侍御史张奎建议宋仁宗祭祀高禖求子。宋仁宗赞同此事，下诏宣布此后每年春分，朝廷遣官致祭。祭祀时，由皇后和宫嫔行礼。巧合的是，朝廷刚颁布祭祀诏旨不久，宋仁宗便获得一子，于是朝廷更加重视对高禖的祭祀。宝元二年（1039）八月，又因皇子出生，宋仁宗十分高兴，“命辅臣报祠高禖”。庆历元年（1041）正月，宋仁宗下诏以每年春分祭祀高禖。在庆历元年之前，祭祀高禖属于特祀，此年开始升为常祀。八月，宋仁宗又获皇子。后来宋神宗、宋哲宗没有子嗣，也效法宋仁宗举行了祭祀高禖的求子活动，皇帝仍没有亲自参加。宋徽宗时改为皇帝亲祀高禖，不断有皇子降生。靖康之变后，宋高宗在商丘称帝，一直忙于应对内外严峻形势，包括祭祀高禖在内的一些祭礼被迫中断。绍兴元年，太常少卿赵子画劝宋高宗祭祀高禖以求子，宋高宗虽然接受了他的建议，但当时战火频仍，都城未定，根本无暇认真对待此事。

待南宋政权日渐稳固，宋高宗定都临安之后，朝廷的祭祀等礼仪才逐渐得到恢复。绍兴十六年，监察御史王镃言：“禖祀之坛，卑陋弗称……未足以彰禋洁祀，为帝王求嗣之礼。乞申命攸司考昔制度，一新坛宇……乞法驾临祠，必获圣嗣诜诜之福。”王镃建议朝廷重新修建高禖坛，并建议宋高宗亲自参加“求嗣之礼”，希望以此感动神灵，赐予“圣嗣”。礼部、太常寺亦言：“按《礼经》，仲春天子亲祠高禖。……望皇帝亲祠，以祈多男之祥，副天下之望。”这也是劝说宋高宗亲祠高禖，祈求皇子。宋高宗为求得子嗣，完全接受了王镃及礼部、太常寺的建议，此年八月，下令在临安修筑高禖坛，并于次年二月春分，举行了“亲祠高禖”的礼仪活动。时任临安知府沈该言：“修坛兴工日，有六鹤自东而来，盘旋坛上，移时而去，实应今日亲祠之祥，以兆万世无穷之庆。”可知宋、金和议后，从宋高宗到臣僚，对祭祀高禖以求皇子寄予了厚望。

据《宋史·乐志》记载，宋神宗、宋哲宗、宋徽宗、宋钦宗四朝60年间仅有祀高禖乐曲6首，而宋高宗绍兴十七年至三十二年，15年间祀高禖乐曲却多达10首。这亦可从侧面反映宋高宗对祭祀高禖的高度重视与求子之殷切姿态。

“感生帝，即五帝之一也。帝王之兴，必感其一。”宋太祖乾德元年（963）闰十二月，“以太常议，奉赤帝为感生帝”。此后每年正月，宋廷举行祭祀感生帝的活动，皇帝时有亲祀之举。宋仁宗景祐四年（1037），“以宋火德，制赤帝像于宫中，以祈皇子”。由此知祭祀感生帝有祈求皇子降生的意愿在里面。

继修筑高禖坛、宋高宗亲祀高禖之后，绍兴十八年，臣僚言：“我朝火德，赤熛怒实为感生帝，大观式至亲祠，故猗兰孕秀，子孙众多，龟鼎之祚，与天无极。陛下中兴浸久，祀秩咸修，惟感生帝本为大祀，牲玉甄异，有司因循，尚淹小祀，寓于招提，酒脯而已。欲望明诏有司，复举缛典，升为上祀，庶几炎精潜感，永锡蕃衍盛大之贶。”臣僚上疏言因北宋大观年间宋徽宗亲祠感生帝，所以“子孙众多”，建议宋高宗重视感生帝的祭祀，以获得子息。宋高宗不仅接受了臣僚的建言，于此年十一月一日，“升感生帝为上祀”，而且较本朝之前的其他皇帝更为重视感生帝的祭祀。仍以祭祀乐曲数量为例，便可见一斑。宋代祭祀感生帝的乐曲，宋仁宗之前共10首（宋仁宗2首，宋哲宗5首），而宋高宗绍兴年间就达16首。

据《史记》记载，晋景公三年（前597），屠岸贾欲杀赵朔等人，韩厥阻止无功后，便劝赵朔逃亡，赵朔不肯，请求韩厥保护赵氏之后。屠岸贾率人杀了赵朔等人，当时赵朔的妻子有孕在身，后来诞有一子。赵朔门客公孙杵臼与赵朔友人程婴用计策将赵氏孤儿赵武存留下来，由程婴收养在山中。15年后，时局发生变化，韩厥趁机向晋景公建议复赵氏之祀，于是“程婴、赵武攻屠岸贾，灭其族。复与赵武田邑如故”。事成之后，程婴自杀，“赵武服齐衰三年，为之祭邑，春秋祠之，世世勿绝”。程婴、公孙杵臼、韩厥成了赵氏的恩人。

宋神宗早年皇嗣不继，吴处厚上疏建议朝廷为程婴、公孙杵臼立庙，以示褒扬，期望二人保佑宋朝国统不绝。疏中有言：

自宋有天下，凡两周甲子，百二十二年于兹矣。而二人忠义，未见褒表，庙食弗显，故仁宗在位，历年至多，而前星不耀，储嗣屡缺。虽天命将启先帝以授陛下，然或虑二人精魄，久无所归，而亦因是为厉也。何哉？盖二人能保赵孤，使赵宗复续，其德甚厚，则赵宗之续，国统之继，皆自二人为之也。

吴处厚认为宋仁宗在位四十多年，虽有皇子出生，但皆夭折，最终没有亲子继承皇位，这种结果主要归因于朝廷没有立庙祭祀程婴、公孙杵臼，以至二人魂魄无处可归，故而不能尽力保护赵氏子嗣。吴处厚建议宋神宗汲取宋仁宗的前车之鉴，重视程婴、公孙杵臼的祭祀，以期早日获得皇子。随后，宋神宗令河东、河北路转运司寻访程婴、公孙杵臼坟庙所在，封程婴成信侯、公孙杵臼忠智侯，在墓侧立庙，令地方官员按时祭祀。巧合的是，宋神宗不久即获得子嗣。

南宋时，北方被金人占领，宋廷无法派人到河东、河北祭祀程婴、公孙杵臼。绍兴二年，驾部员外郎李愿奏：“程婴、公孙杵臼于赵最为功臣，神宗皇嗣未建，封婴为成信侯，杵臼为忠智侯，命绛州立庙，岁时奉祀，其后皇嗣众多。今庙宇隔绝，祭亦弗举，宜于行在所设位望祭。”绍兴年间做过侍御史的林大鼐也言程婴等人“子孙绵绵真定、中山之间，即我宋仙孕之灵源也”。宋高宗接受了李愿等人的建言。绍兴十一年，中书舍人朱翌又言：“谨按晋国屠岸贾之乱，韩厥正言以拒之，而婴、杵臼皆以死匿其孤，卒立赵武，而赵祀不绝，厥之功也。宜载之祀典，与婴、杵臼并享春秋之祀，亦足为忠义无穷之劝。”礼寺亦言：“崇宁间已封厥义成侯，今宜依旧立祚德庙致祭。”绍兴十六年四月，宋高宗下诏建程婴、公孙杵臼庙。六月，朝廷加封程婴忠节成信侯，公孙杵臼通勇忠智侯，韩厥忠定义成侯。“时国嗣未建，故祠之。”绍兴二十二年，又改封程婴疆济公，公孙杵臼英略公，韩厥启侑公，升为中祀。三人皆以春、秋祠于祚德庙。

在北宋时便有皇帝为求子而祭祀高禖、感生帝的先例，宋高宗隆重祭祀高禖、感生帝，不单是为了恢复北宋时的礼仪，更是为了祈求神灵保佑，让他获得子嗣。宋高宗效仿宋神宗为程婴、公孙杵臼建庙立祠，且扩大到韩厥，屡屡加封，其求子心愿亦表露无遗。朝廷隆重举办祭祀高禖、感生帝一类的重要礼仪活动，已经成年的宋孝宗自然能够理会其中的求子意味。在臣僚看来，当时“国嗣未建”，宋高宗尚有恢复生育能力的可能，两位养子皆无“皇子”的政治身份，与皇位的继承尚无紧密的关联。

宋高宗为求得子嗣，除上祈神灵，进行祭祀活动之外，还十分注重对身心的诊治与调养，这主要表现为在全国各地设置放生池求子以期延年益寿、子孙连绵不绝，并通过医药来诊治和调养自己的身体。

佛家宣扬放生可以延年益寿，梁武帝热衷于佛教，特置“长命洲”放生。《隋唐嘉话》云：“太平公主于京西市掘池，赎水族之生者置其中，谓之放生池。”此为有史料明确记载的放生池之始。乾元二年（759）三月，唐肃宗令州县临江带郭处各置放生池，始于洋州，迄于秦淮太平桥，共设81所。唐肃宗设置放生池时，安史之乱尚未完全平定，此时在各地设置放生池，既有传统的祈福延年本意在，也有宣扬仁政、劝人止杀的目的，“使天下元元知陛下有好生之德”。

宋真宗在天禧元年（1017）十一月下诏：“淮南、江、浙、荆湖旧放生池，废者悉兴之；元无池处，缘江、淮州军近城上下各五里，并禁采捕。”宋真宗在各地广设放生池，与他晚年身体健康状况逐渐变坏有关，他希望借助放生延年益寿。

绍兴和议后，南宋境内局势稳定下来。绍兴十三年五月十九日，中书舍人杨愿上疏，“请仿唐乾元及国朝故事，诏天下置放生池祝圣寿”。宋高宗同意了他的奏请。一年后，南宋诸路皆已置放生池。每逢宋高宗生日，各地在放生池举行放生活动。宋廷规定，以网罟入放生池者，“论如盗”。从靖康元年（1126）金兵南下至绍兴十一年宋、金达成和议，期间宋朝处于战争状态，人民流离失所，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绍兴十二年，宋高宗的生母韦太后被金人送至临安。宋高宗与唐肃宗设置放生池的背景相似，所以宋廷在各地设置放生池，除了渴望皇帝、太后能够长寿，还有布施仁政、教化民众、装点太平的寄望。此外，宋高宗广设放生池的另一个显著目的便是求子。

主要生活在宋高宗朝的蒋延寿有文记载：“上即位之十七年，……五月乙亥建言，请举唐肃宗乾元故事，命天下复置放生池，上以祝圣人万万年之寿，下以广子孙百亿之传。” “上即位之十七年”即绍兴十三年，“五月乙亥建言”即前文所述五月十九日杨愿上疏事。“下以广子孙百亿之传”一句，道出了宋高宗设置放生池的用意。当时的官员董德元撰写的《放生池记》亦言：“绍兴十五年夏五月，臣僚建言：‘乞访求乾元遗迹，置放生池，申严法禁，上祝圣主万年之寿，下为子孙千亿之祥。’帝可其奏，于是州县皆奉旨施行。”又言：“是宜上天纯祐，永膺多福，不待请祝，自享万年之庆，子子孙孙，将传无穷。”不难发现，所谓“万年之寿”一类的词句，不过是沿袭前人之说的套语而已，对宋高宗而言设置放生池无疑是一味安抚他心灵的良药，寄予了他祈求子嗣的殷切期望。

当时人普遍认为朝廷设置放生池可用来祈祷皇嗣降生。张端在绍兴年间为设在妙相寺的放生池写碑记时也说道：“万寿无疆，本支百世，永保宗社以太平，兹天下臣子之公愿，而感召之理固亦宜然。”提到了“本支百世”。经历过宋高宗朝的陆游在《广德军放生池记》中言：“古者臣之爱其君，何其至也！其祷祈之辞，曰‘受天百禄’，曰‘子孙千亿’，曰‘如南山之寿’。”提到了“子孙千亿”。他们这些言论并非无的放矢。

需要注意的是，蒋延寿、董德元皆提到绍兴十三年五月有臣僚向宋高宗进言设立放生池，以期“上祝圣主万年之寿，下为子孙千亿之祥”，如此观之，当时杨愿上疏时定有此言，但为何在后来的官方记载中却不再提及“子孙千亿”事？这或可归因于宋高宗终究没能恢复生育能力，原为宗室子的宋孝宗继位后，史家们为了渲染宋高宗对宋孝宗的专一感情和宋孝宗的真命天子之象，便无人再敢提及当年宋高宗设置放生池有获得子嗣的希望在里面了。史臣在编修宋高宗朝《日历》《实录》时，有意删除了杨愿奏疏中有关求子的内容，后世史官便不得而见。

宋高宗对医药之事颇为关注。据宋人追忆：“旧闻御医曾良器为臣言，帝以建炎御龙舟冲海氛，因垂意药石事。侍医效方技者，率断以渊裁，往往高卢华之上。”绍兴六年九月，赵密、巨师古两军将士“多病重膇之疾”，宋高宗开出药方，“遣中使押御医亲至军营，人人看候分给之，服之皆效”。绍兴二十五年十月，宋高宗下诏：“访闻今岁，患时气，人皆缘谬医例用发汗性热等药，及有素不习医，不识脉症，但图目前之利，妄施汤药，致死者甚众。深可悯怜。据医书所论，凡初得病，患头痛身热恶风肢节痛者，皆须发汗。缘即今地土气令不同，宜服疏涤邪毒，如小柴胡汤等药，得大便快利，其病立愈。临安府可出榜晓示百姓，通知守臣曹泳。”次年六月，宰执奏请差医官给散夏药，宋高宗说：“比闻春夏间民病，多是热疾。如服热药及消风散，多能害人。惟小柴胡汤为宜。曾令医官提榜通衢间，服之者所活甚众。”

由以上所举可知，宋高宗对医药十分熟悉，当时官僚称颂他“恤民疾苦”“好生忧民”，其实不难推测，皇帝之所以对医药格外留意，与他自身的健康状况密不可分。建炎三年（1129），金兵南下，突袭扬州，宋高宗惊恐万分，立即渡江南逃，直至躲到海上，才逃过一劫。前文所引“建炎御龙舟冲海氛，因垂意药石事”，所谓“垂意药石”当始于次年夏天金人北撤之后，宋高宗始有喘息机会，才会留意医药，对自己的疾病进行自我诊治。此前，宋高宗离开扬州之时，已失去生育能力，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宋高宗才日渐觉察到自己的病情十分严重。“海氛”病不详所指，不育病却事关国本。毫无疑问，宋高宗为求得子嗣，并没有把希望完全寄托在求神拜鬼方面，他一直没有放弃医药的治疗，而他对国医们没有治愈他的不育病，显然是不满意的。众医官中，宋高宗唯独对医师王继先恩宠有加，其中原因，也与求子之事有关。 

王继先，开封人，不但懂医，还善于迎合皇帝，颇受宠幸。宰相秦桧为讨好王继先，特意让夫人王氏与其结拜兄妹。王继先依仗宋高宗的权势，经常为非作歹。据史料记载，王继先“诸子至列延阁，金紫盈门。揜顾赇谢，攘市便腴，抑民子女为妾侍，罪不可胜纪，而依凭城社，中外不敢议者三十年。”在绍兴末年，金人即将南侵时，他竟敢染指军国大事。以江湖郎中出身的王继先，能在京城如此嚣张跋扈、胡作非为，自然离不开宋高宗的庇护。宋高宗自言：“朕顷冒海气，继先诊视有奇效。”王继先的受宠不单是能够治疗皇帝的“海气”病，他在应对宋高宗的不育病方面也有奇特之处。据当时人编撰的《中兴遗史》记载：

继先世为医，其祖以卖黑虎丹得名，号“黑虎丹王家”。继先为人奸黠，喜谄佞，善亵狎，自建炎以医药得幸。尝劝上服仙灵脾，议者谓仙灵脾者，亦名淫羊藿，虽强阳，然久服令人精清。按方论，精清者不成子。继先独不以为然。

史料没有明确提到“黑虎丹”专治何病，但与传世医书记载的“黑虎丹”应非一类。查《千金要方》卷79《食治》言：“肾水黑色。”道家典籍《赤松子章历》卷2《书符式》也言“肾为黑帝”。《道枢》卷20《真一篇》提到：“心为龙，肾为虎。”“黑”“虎”皆与肾紧密相连，由此可以推测，黑虎丹或是壮阳补肾之药。所谓“朕顷冒海气，继先诊视有奇效”，只是宋高宗的托辞，王继先的独家药方能让宋高宗“强阳”，这才是所谓的“奇效”，也是王氏受宠的关键。宋高宗一天不放弃求子的打算，便一天离不开王继先的医药。除“海气”病的借口外，宋高宗还对臣僚们说，因为他的母亲韦太后要服用王继先的药，所以才会重用他。与之前所言“朕顷冒海气”，皆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宋高宗以母亲服药作挡箭牌，既能掩饰他多年滥服补药的求子活动，又能抚慰臣僚们对王继先肆意妄为的不满。不育病让宋高宗难以启齿，时人及后人著书时，出于《春秋》大义为尊者讳的考量，自然不敢明言宋高宗“垂意药石”、王继先“以医药得幸”的根本原因是为了强阳而求子。

虽然宋高宗求子的心愿诚挚而迫切，但王继先终究无力回天。宋高宗逐渐对恢复自己身体生育能力的治疗感到绝望，立赵瑗为皇子后，停止服用王继先的独家壮阳药，随即接受了殿中侍御史杜莘老对王继先的弹劾，将其赶出京城，“子孙勒停，都城田宅皆没官，奴婢之强鬻者从便”。

宋高宗是南宋的开国之君，艰难经营十多年后，终于在江南稳定下来。他向金国称臣纳贡之事，引起一些主战派臣僚的不满，宋高宗也深知身后会留下骂名。若有亲子继位，便会尽力维护他的“中兴之主”形象。于是在绍兴和议后的稳定政局下，宋高宗上祈神灵，下问医药，努力举行各类求子活动，调理自己的身体，甚至把政事委托给宰相秦桧，但终究一无所获，这才不得不考虑将养子赵瑗立为皇子。同时，宋高宗选择赵瑗继承皇位后，又为自己做了进一步的谋划，即退居太上皇、不涉政事。这样一来，赵瑗必然会对他感恩戴德，虽为养子，但也可达到亲子继位的效果。史实证明，确如高宗所愿。赵瑗曾亲眼目睹了宋高宗的求子经历，但他继位后并没有在意此事，而是对宋高宗做到了人子之孝，既维护了高宗的形象，又施展了自己的抱负。所以，宋孝宗的入宫、秦桧的长时间独相、宋高宗的提前退位、宋孝宗的人子之孝等，皆受到宋高宗求子活动的影响。

如前所言，宋高宗收养宗室子的举动是效法宋仁宗。宋仁宗继位十多年未有子嗣，景祐二年（1035），特让濮安懿王赵允让的第十三子入宫，称为皇侄，第二年赐名宗实。允让是宋真宗的侄子，宋真宗无子时，曾将其收养在宫中，后来宋仁宗出生，又将允让送出。景祐四年五月，宋仁宗长子出生，但很快死去。宝元二年八月，宋仁宗次子出生。在次子出生前，或因宋仁宗见宫中妃嫔有孕，当会产子，便将宗实送回濮王府。显然，宗实是被宋仁宗当作“引子”看待的。宋仁宗次子在半年后死去，他又有第三子出生，虽然又夭折，但宋仁宗一直坚信自己能够再有儿子出生。宗实出宫后，已被皇宫和臣僚们长期遗忘，直到嘉祐元年（1056）五月，宋仁宗大病，“不能视朝，中外忧恐”，“宰相文彦博、刘沆、富弼劝帝早立嗣”，臣僚才想起曾有入宫经历的宗实，有人打算上书仁宗“乞立宗实为嗣”，见皇帝病情好转，“其事中辍”。此件事后，臣僚不断上书宋仁宗早日立嗣，但宋仁宗一概置之不理，他仍希望有亲生儿子继承皇位，毕竟在嘉祐四年至六年，后宫妃嫔接连有孕，只是生出的皆是皇女。嘉祐六年十月，宋仁宗迫于大臣们的压力和自己日益恶化的健康状况，下诏起复居父丧的宗实为秦州防御使、知宗正寺。次年八月，正式立宗实为皇子，赐名赵曙。嘉祐八年三月，宋仁宗去世，距确立继承人仅半年而已。

濮王有28个儿子，宗实的母亲地位较低，当时“父兄不以为子弟数”。宗实短暂的进宫并不能改变他和母亲的地位，被送回王府时，势必会遭到众人的嘲笑与奚落，处境十分尴尬。宋仁宗虽然最终同意立宗实为皇子，但宗实内心清楚，宋仁宗此举并非诚心实意，何况“左右近习多不乐者”，宗实忧惧不安，屡屡推辞。宋仁宗死后，在韩琦等大臣的拥立下，32岁的宗实继承皇位，是为宋英宗。宋英宗对宋仁宗的祭祀礼仪很不用心，甚至不亲自参加。宋仁宗尸骨未寒，宋英宗就想称自己的亲生父亲为“皇考”，遭到司马光等人的强烈反对，多位朝臣还因此事被贬。可以猜想，宋英宗和宋仁宗之间的感情之所以如此淡薄，几乎没有父子之情可言，以及宋英宗继位后种种不合常理的举动，皆与他在继位前曾被无情地冷落和遗弃有关，而观宋英宗继位后的种种表现，也确实没有做到人子之孝。

虽然皆以宗室子的身份入宫，但宋孝宗的境况与宋英宗相比是有明显区别的，无论宋高宗如何努力求子，他始终没有获得一子半女，宋孝宗一直拥有养子身份。绍兴二年，六岁的赵瑗进宫，由张婕妤抚养；绍兴四年，五岁的赵璩入宫，宋高宗“以其聪慧可爱，命吴才人育之”。绍兴十二年正月，赵瑗被封为普安郡王。二月，张婕妤病逝，赵瑗改由吴氏抚养，但次日朝廷下诏令赵瑗出外第，因此他与吴氏的感情较为疏远。赵瑗虽然比赵璩年长三岁，但两人地位并无区别，嫡长未分。绍兴十三年正月，吴氏被立为皇后，在没有亲子出生的情况下，她自然希望自己抚养多年的赵璩被立为皇子，而韦太后也不想让赵瑗成为皇子。显而易见，赵瑗的支持者不及赵璩势力强盛。对宋高宗来说，他虽然认为赵璩比较可爱，但只是一时对小孩子的喜欢，作为一国之君，他自然要从政治的高度去审视两位养子的综合能力，不能受到皇后、太后、大臣的干扰。长时期内，宋高宗并没有认真想过立谁为皇子的问题，他最关心的事情还是求得子嗣，对两位养子既不疏远，也不亲近。正是宋高宗的这一态度，让吴皇后等人不敢有出格的举动，在客观上保护了赵瑗，避免了他与赵璩的激烈竞争。

宋高宗失去生育能力时，外有强敌随时侵扰，内有大盗割据各地，臣僚们出于稳固江山的考虑，建议皇帝立宗室子为皇子，但遭到拒绝。随着宋高宗处理政务的手腕越来越娴熟，又迫于各方面的压力，最终勉强答应在宫中收养宗室子。绍兴七年二月，爱国心切的岳飞劝宋高宗立赵瑗为皇子，宋高宗冷冷地回应道：“卿言虽忠，然握重兵于外，此事非卿所当预也。”岳飞上言宋高宗早立皇子，虽事关国体，不经意间便违反了宋朝严禁武人干政的祖宗家法。数年后岳飞被杀，与此事不无关联。当时的宰相赵鼎与岳飞想法相同，而秦桧深知宋高宗心理，从未有过早立皇子的言论，并对宋高宗说：“赵鼎欲立皇子，是谓陛下终无子也，宜待亲子乃立。”赵鼎被贬至远方，秦桧却能独相至死，除了政治理念的不同，还与二人对宋高宗立皇子的态度迥异有关。

宋高宗热衷于举办求子活动，同时花费不少精力研究医药，这使得他不得不把大部分政事交给与自己政治理念相同的宰相秦桧。秦桧是清楚宋高宗心理的，为获得皇帝的长期信任，他极力支持皇帝的求子活动。譬如，秦桧独相期间，他与赵瑗几乎没有来往。绍兴十五年八月，福州州学教授黄石给秦桧写信，提到：“上即位十九年，储贰未建，安危所系，孰大于此，公独不开陈乎？”秦桧没有理会。七年后，黄石再向秦桧提及此事，秦桧故作无奈地说：“君谓桧不省耶，时未可耳。”秦桧清楚宋高宗正在努力求子，是不能向皇帝建言立储的。赵瑗在失去后宫的支持时，又得罪了秦桧。《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记载：

（绍兴）二十四年夏，衢州盗起。秦桧遣殿前司将官辛立将千人捕之，不以闻。上（引者注：指孝宗）因入侍言之，高宗大惊。明日，以问桧。桧曰：“不足烦圣虑，故不敢闻，俟朝夕盗平则奏矣。”退而求其故，知上言之。乃谓上在秀王丧二年，不当给俸，月除二百缗。

经过此事，即便宋高宗有立储想法，秦桧也不愿意再拥立赵瑗为皇子。秦桧为迎合宋高宗的求子意愿，稳固自己的相位，自然不会向宋高宗提起立储之事。臣僚们见皇帝对求子活动如此热心，权相秦桧又极力配合，在绍兴和议后的稳定局势下，也不敢贸然上书议论立储之事。“自秦桧得政，士大夫无敢以储副为言者。”

秦桧在绍兴二十五年死去时，宋高宗依然没有亲子出生。其时，随着年龄的增长，在多年的努力求子不见成效后，宋高宗对自己的病情更加了解，求子的愿望已经远不及之前强烈。秦桧死后，深谙政治运作技巧的宋高宗，一方面不改变与秦桧共同制定的基本国策，任用与秦桧有相同政治理念的人做宰相，一方面又允许秦桧的政敌及言官控诉秦桧独相时的罪责，贬谪秦桧的亲信、党羽，将所有坏事推到秦桧身上，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无为”的君主。宋高宗这样做，既是为了替自己开脱罪责，也是间接告诉赵瑗，是与他不睦的权相秦桧长期阻拦他成为皇子的。随着时间的推移，秦桧的名声愈加荒唐不堪，形象愈加邪恶奸佞，这种情况的出现，除了与秦桧的求和立场、长期独相等有关之外，还与他对宋高宗立皇子的态度、极力怂恿宋高宗求子及生前与宋孝宗的关系相关联。

宋高宗求子多年无果，不得不将注意力转移到两位养子身上。经过反复观察和运用各种办法试探，宋高宗认为赵瑗比赵璩更适合立为皇子。绍兴二十九年韦太后死去，次年宋高宗立34岁的赵瑗为皇子。此事完全是宋高宗一人的主张，当时臣僚虽有规劝皇帝早立皇嗣之事，但仅是点到为止，与宋仁宗朝群臣言语激烈、苦苦哀求完全不同。史家言：“（宋孝宗）育宫中已三十年，天资英明，豁达大度，左右未尝见喜愠之色，趋朝就列，进止皆有常度，骑乘未尝妄视，平居服御俭约，每以经史自适。”根据当时的形势及宋英宗入宫的前车之鉴，宋孝宗继位前，日常做事不得不小心翼翼，反复揣摩宋高宗的心思，如履薄冰。宋高宗努力举行各种求子活动的同时，对两位养子又时有教导和关怀之事，虽然他迫切希望自己有亲生儿子出生，但他对自己的身体状况是了解的，政治运作是娴熟的，处理重大问题是包容的，没有像宋仁宗那样直接放弃对养子的选择权，落得身后的难堪。宋高宗一日无子，赵瑗即有被选为皇子的可能。若宋孝宗能够理解宋高宗的诸多求子活动是人之常情，他的进宫已经给他自己和原来的家庭带来了巨大转折，父母、兄弟、子侄也因他的养子身份而加官进爵，便不会对宋高宗有过多埋怨。长时期内，吴皇后、韦太后是希望赵璩被立为皇子的，在宋高宗没有表明态度的情况下，支持赵瑗的势力显然不及赵璩。然而，赵瑗却最终被选为皇子，他自然对宋高宗感激不已。

绍兴三十二年六月，宋高宗禅位给宋孝宗，做了二十多年太上皇之后死去，期间，宋孝宗对宋高宗十分孝顺，元人对此有很高的评价：

自古人君起自外藩，入继大统，而能尽宫庭之孝，未有若帝；其间父子怡愉，同享高寿，亦无有及之者。终丧三年，又能却群臣之请而力行之。宋之庙号，若仁宗之为“仁”，孝宗之为“孝”，其无愧焉，其无愧焉！

宋孝宗对宋高宗出乎寻常的孝，除了对宋高宗的感激之情外，还有其他原因。

一是宋高宗为南宋的开国之君，在位36年，满朝文武臣僚皆是他亲自选拔，其退位后，政治影响力尚在，宋孝宗欲在军政大事方面改弦更张，必须得到宋高宗的支持或默许。宋孝宗在生活中对太上皇无微不至的关怀和持久不变的孝，能让宋高宗安心度过晚年，不用顾虑失去权力后即会遭到冷落。太上皇生活得惬意，便没有理由也不会去想重返政治的中心。史实证明，宋高宗退位后，便把所有权力移交给了宋孝宗，他对政治已没有了兴趣，只顾自己安享晚年。虽然太上皇会偶尔在某些人事方面有所干预，但都是细琐轻微之事，是出自老年人喜怒的一时变化，是父亲对儿子施展的偶然性权威，而不是政治上的常态。宋孝宗继位后的次月，便下旨追复抗金名将岳飞原官，以礼改葬，后来不断追封岳飞，显然否定了当年宋高宗加给岳飞的各种罪名。同时积极准备北伐，实施报仇雪耻的计划，继位次年便发动对金国的战争。宋高宗对这些事情并没有极力阻止，仅是提醒宋孝宗：“毋信张浚虚名，将来必误大计。他专把国家名器财物做人情耳。”但宋孝宗并没有接受太上皇的建议，仍然任用张浚为枢密使，都督江淮军马，组织北伐。符离惨败后，虽与金签订和约，但宋孝宗并不甘心，调动各种资源，努力准备再次北伐。众所周知，宋高宗在绍兴十一年力排众议，与金签订和议，此后一直“谨守臣节”，不允许任何人对此政策有任何异论。宋孝宗刚继位就违背了宋高宗制定的“国是”，宋高宗内心自然是不悦的，但他并没有阻止宋孝宗的北伐举动和在江淮的积极备战。若言宋高宗退位后政治权力俱失，只能容忍宋孝宗改变“国是”，显然不确。总体来讲，宋高宗退位后，平日在与宋孝宗闲谈时，偶尔会传授一些治理国家的经验，但没有强硬干涉宋孝宗朝的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的政策，最明显一点就是宋高宗从不干预宋孝宗对宰相的选择及军中将领的任命。有不少学者认为宋孝宗一直受制于太上皇，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儿皇帝”，因此宋孝宗的二次北伐才没有实现，这种论点与当时的实际情况显然不符，没有认真分析当时的国情和宋孝宗性格方面的特点，更没有考虑到宋孝宗的政治策略。刘子健认为宋高宗“禅位做太上皇，实际上是等于他用孝宗做宰相。秉承他的大政方针，去处理朝政”。宋孝宗的积极北伐，明显没有秉承宋高宗的大政方针，宋高宗怎能一直愿意让他处理朝政？王曾瑜对宋高宗深有研究，他提到宋高宗退位后，“在一般的情况下，太上皇却懒于问政”，安心享受奢侈的生活。笔者认为此论是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宋孝宗在政治上对宋高宗以往政策的背离，可谓“不孝”，只能用生活中的百依百顺去弥补和安慰。将政治与生活分开来，是宋孝宗治国理政的高明之处。

二是宋英宗、宋孝宗皆是以宗室子的身份入继，无形之中便会产生一种比较。宋孝宗十分清楚宋英宗继位后的表现，对太上皇或太后无礼，既影响了自己的身体和心情，又会引起臣僚的不满，激化皇宫内外的矛盾，制定的施政方针会受到抵制。宋孝宗在生活中对宋高宗及太后毕恭毕敬，符合儒家的道德价值观，既能融洽两宫的关系，又能赢得臣僚和百姓的全力支持。有此基础，宋孝宗在政治上施展抱负时便不会受到臣僚的非议，能够摒除时人对他在道义上的批判，一心一意治理国家，集中精力处理政事，有序实行自己的计划。更何况宋孝宗自幼入宫，一直是宋高宗养子，与自己的亲生父母相处时间较少，宋高宗没有子女，步入晚年的宋高宗对宋孝宗格外关心，这一点也与宋英宗大不相同。

三是孝为帝王大纲，南宋君臣尤其重视孝道。南宋立国之始，宋高宗就大力推行孝道，且身体力行。如宋高宗继位时获得宋哲宗废后孟太后的支持，宋高宗出于感激，对孟太后十分孝顺。宋高宗自言：“朕于太后如母子。”宋高宗“事太后极孝，虽帷帐皆亲视；或得时果，必先献太后，然后敢尝”。孟太后生病，宋高宗“旦暮不离左右，衣弗解带者连夕”。孟太后去世，宋高宗下诏“凡丧祭用母后临朝礼”。宋高宗对伯母孟太后的孝，实际上为养子宋孝宗做好了榜样。且宋孝宗所处的时代，正是道学在民间崛起、发展、盛行的时代，宋孝宗在“孝”方面的良好表现，正好顺应了当时的潮流。宋孝宗刚继位后对宋高宗十分孝顺，依他的性格和当时道学的宣传，既有开端，必有结尾，宋孝宗必须将他的孝顺之情贯彻始终，这样做不但能改良社会风气，引领世人崇尚忠孝，赢取臣僚和百姓拥戴，还能获得好名声，永载史册，流芳后世。宋高宗死后，宋孝宗便有退位之意，他在宫中为宋高宗行三年之丧，对即将继位的新君也是一种提醒。只是他的儿子宋光宗并不能深刻理解“孝”对政治权力的重要影响，宋光宗对宋孝宗的不孝，引起臣僚和舆论的强烈不满，最终酿成政变，被迫草草退位。

总体来讲，宋高宗求子的政治影响即客观上保护了赵瑗在宫廷内外的正常活动，让他免涉险境，没有形成宫廷内部、臣僚之间支持不同皇位继承人的激烈政争，维护了长时期的政局稳定；宋高宗忙于求子，处理政事的时间减少，便扩大了宰相秦桧的权力，而秦桧的死去，虽然让宋高宗的求子活动失去一位强有力的支持者，但也为他背负了诸多骂名；求子失败后，宋高宗对繁杂的政务处理也失去了兴趣，对身后处境及南宋政局深思熟虑之后，便禅位给势单力薄的赵瑗；赵瑗结束数十年的尴尬图存局面，开启自己收复故土的雄心壮志，为了报恩及获得太上皇的支持，他对宋高宗做到了人子之孝，付出了让后人交口称赞的真挚感情。

宋高宗在年轻力壮时失去生育能力，他对恢复健康充满希望，并为求得子嗣做出诸多努力：上祈神灵，举行诸如亲祠高禖，升祀感生帝，追祭春秋时存赵有功的程婴、公孙杵臼、韩厥等活动，希望可以保佑他获得子嗣；下问医药，注重身心的诊治与调养，一边在全国各地设置放生池，以寄寓心中求子厚望，一边垂意药石、宠信江湖郎中王继先，来诊治身体顽疾，以期重获繁衍子孙的能力。

无奈的是，这些努力终究付诸东流，直到宋高宗老去，他也没有恢复生育能力。

宋高宗身边既无子侄，又无兄弟，“主孤而内危”。宋高宗殷切希望能有亲生儿子继承大统，但种种努力都不见成效，身体问题施加给他的数十年的困扰，势必会影响到他的心理状态，也难免会减弱他治理国家的精力和对政治的热情。因此，宋高宗举行的各种求子举措也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影响。宋高宗的求子心态，客观上保护了继位前孝宗在宫廷内外的正常活动，让他免涉险境，避免了宫廷内部、臣僚之间支持不同皇位继承人的激烈政争，有助于政局的长期稳定；宋高宗频繁的求子活动，导致他处理政事的精力与热情减退，从而扩充了宰相秦桧的权力，同时高宗为了替自己开脱，也间接告诉赵瑗，是秦桧长期阻拦他成为皇子，而使得秦桧身后之名愈加恶劣；宋高宗求子的失败结果，使得他不得不重新考虑身后处境，从而促成高宗提前禅位，退居太上皇，结束了赵瑗数十年的尴尬图存局面，既成全了孝宗的雄心壮志，也换来了自己形象的维护与晚年安逸的生活，还成就了与孝宗之间一段父慈子孝的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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