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战争的背景是宋明帝刘彧（439-472）非法登基所引发的几乎全国性的大叛乱。

刘彧，是宋文帝第十一子。初封淮阳王，改封湘东王。前废帝时为南豫州刺史。他入朝派人刺杀前废帝后，于泰始元年（465）十二月，自立为帝。虽然前废帝是十足的昏君，但这种公开弑君篡位的行为，却过于骇人听闻。在很短的时间内，各地的藩王也纷纷起兵，不承认刘彧皇位的合法性。据《宋书•明帝纪》：

（十二月）甲申，后将军、郢州刺史安陆王子绥进号征南将军，右将军、会稽太守寻阳王子房进号安东将军，前将军、荆州刺史临海王子顼进号平西将军。子绥、子房、子顼并不受命，举兵同逆。

到泰始二年（466）正月时，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叛乱已经席卷全国。其中东南地区的情况也是如此，据《明帝纪》：

吴郡太守顾琛、吴兴太守王昙生、义兴太守刘延熙、晋陵太守袁摽、山阳太守程天祚并举兵反。

形势可以说非常危急。其中，又以东南地区形势尤其不妙。据《宋书•吴喜传》：

太宗初即位，四方反叛，东兵尤急。

所谓东兵，就是指东南地区的情形，当时浙东五郡，浙西四郡，都已竖起反旗，声势非常浩大。之所以说“东兵尤急”，意思是说东兵对建康的威胁尤其大。因为浙东五郡、浙西四郡，其实相当于首都建康的京畿之地。不仅离建康非常之近，直接威胁到建康；而且这些地区绝对是朝廷最重要的财赋之地，不可或缺。

因此，平定“东兵”，是当务之急，刻不容缓。明帝派出去平乱的名义上的统帅是镇东将军、巴陵王刘休若。不过真正起到关键作用的，却是一个不太起眼的人物：吴喜。实际上，在刘休若征讨之前发布的《檄文》中，吴喜是台军排名最后一个的将领。

吴喜，是吴兴临安人。初出身为“领军府白衣吏”，可知他不是士族出身。后来也当过“主书书史，进为主图令史”。书史、令史，都属于吏职，是士族中人绝对不会去做的职位。

在这危难之际，吴喜主动请缨。《宋书•吴喜传》：

喜请得精兵三百，致死于东，上大说，即假建武将军，简羽林勇士配之。议者以喜刀笔主者，不尝为将，不可遣。

当吴喜毛遂自荐的时候，却遭到了士族的阻挡。因为他们显然不满于他的出身，有明显的歧视。其实吴喜其人文武全才，首先他能够过目不忘，也“涉猎《史》、《汉》，颇见古今”。

在军事才能方面，则更加出色。当时就有中书舍人巢尚之为他辩护说：

喜昔随沈庆之，屡经军旅，性既勇决，又习战陈，若能任之，必有成绩。诸人纷纷，皆是不别才耳。

中书舍人，在南朝时，往往是掌机要者，地位相当重要。不过任这个职务的人，往往出身不是士族。“寒人掌机要”是南朝特有的一个政治现象。巢尚之就是典型一例，他是宋孝武帝的宠臣，后来也是入了《恩幸传》的人物。其实，吴喜与他的情况也相类似，是同一“阶级”的人物，所以要互相支持。

不过巢尚之所说的吴喜“喜昔随沈庆之，屡经军旅，性既勇决，又习战陈”，却不是虚言。据《宋书》卷八十三《吴喜传》：

会太子步兵校尉沈庆之征蛮，启太祖请喜自随，使命去来，为世祖所知赏。世祖于巴口建义，喜遇病，不堪随庆之下。事平，世祖以喜为主书，稍见亲遇，擢为诸王学官令，左右尚方令，河东太守，殿中御史。

可知，在世祖（即孝武帝）刘骏时，吴喜已经相当得到赏识了。当过“河东太守、殿中御史”这样比较重要的职务。

在军事方面，虽然他没有独当一面为将领的机会。不过他曾经在沈庆之身边工作，而沈庆之是刘宋朝一流名将。经过沈庆之的熏陶，吴喜早就具备了一员名将的素质。其实早前他已经立过一次奇功，显露了自己非凡的军事才能。据《宋书•吴喜传》：

大明中，黟、歙二县有亡命数千人，攻破县邑，杀害官长。豫章王子尚为扬州，在会稽，再遣主帅，领三千人水陆讨伐；遂再往，失利。世祖遣喜将数十人至二县，诱说群贼，贼即日归降。

几千军队，数次讨伐，都无功而返。而吴喜单枪匹马，动动嘴皮子，就让“顽贼”当日归降。这绝对是一次攻心为上的经典战役。吴喜的表现，绝对称得上“性既勇决，又习战陈”这样的评价。甚至可以说，吴喜不仅是一员名将，他其实还是一个很合格的政治家。

后来吴喜只用了不足一个月时间，扫平三吴，摧枯拉朽，过程显得非常顺利。对此，沈约在《吴喜传》中特别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喜，孝武世见驱使，常充使命，性宽厚，所至人并怀之。及东讨，百姓闻吴河东来，便望风降散，故喜所至克捷。

显然，沈约认为吴喜的成功，根本原因在于，他长期在三吴地区已经培养了非常良好的声望。所以“所至克捷”，势如破竹。

吴喜这样优秀的政治家素质，甚至让皇帝刘彧非常不安，最后终于下决心将吴喜处死，并特地下诏，将吴喜的“危险性”和“野心”做了十分充分的剖析。“野心”大概是刘彧的欲加之罪，不过“危险”却是实实在在的。即便是士族情结十分严重的沈约，也在《吴喜传》中颇为流露出了一些惋惜的意味。其实，在南朝贵族政治文化依然很浓厚的时代，有太多有才能的寒人，仅是因为出身就被忽视和淹没了。吴喜不过是还算幸运能被记录下来的悲剧中的一人而已。

有点奇怪的是，在《吴喜传》中，并没有详细描述平三吴的具体过程，其详细过程，都放在了《宋书》卷八十二《孔觊传》中。孔觊是会稽太守，是士族，也是吴喜这一战的最大对手。

之所以这么说，一是因为会稽郡扮演了领袖角色。当时名义上的会稽太守是寻阳王刘子房。如果反对成功，那刘子房也是有资格染指皇位的人，自然会成为东兵的一个政治领袖角色。二是因为会稽郡本身具有的经济实力和政治地位。《孔觊传》中，孔璪曾这么劝说孔觊造反：

废帝侈费，仓储耗尽，都下罄匮，资用已竭。今南北并起，远近离叛，若拥五郡之锐，招动三吴，事无不克。

三是会稽郡也是“东兵”之起的动力源泉。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是吴郡的被迫造反的过程。又据《孔觊传》：

（孔觊）遣书要吴郡太守顾琛，琛以母年笃老，又密迩京邑，与长子宝素谋议，未判。（顾琛）少子宝先时为山阴令，驰书报琛，以南师已近，朝廷孤弱，不时顺从，必有覆灭之祸。觊前锋军已渡浙江，琛遂据郡同反。

可知当时顾琛有很多顾虑，并不愿反。只是会稽郡军队过江逼近的形势下，顾琛不得不与之同反。浙西的其他几个郡，也都在此时候同反。或者也与吴郡有相似情况。

确实，会稽郡在历史上多次军事活动中，总是扮演着重要角色。这与其特殊地位分不开的。

我们以下先根据《宋书•孔觊传》和《资治通鉴》等材料，将这次“吴喜平三吴”的战争过程列一个时间表如下：

一月底，吴喜于义兴郊外大破东军，进抵城郭，逼敌军断水筑垒自守。

二月一日，吴喜军渡水分兵攻诸垒，以兵少不敌，设计让东军一时惊溃，当夜义兴城平。

二月三日，破吴兴。

四日，破晋陵。

九日，破钱塘。

十九日，渡钱塘江，破西陵。

二十二日，平会稽，斩孔觊，擒刘子房送京师，三吴皆平。东军主共七十六人，于阵斩十七人，其余皆被俘。

当然，这些战斗过程中，不仅仅是吴喜一个人的功劳。尤其是前期的战斗，明帝刘彧派出了多支精兵，多方进攻。不过到了破钱唐之前，大部分精锐军队都已经调离东部战场，支援西部战场去了。所以，接下来渡江战役和攻克会稽郡的任务，就由吴喜全权负责了。《宋书•孔觊传》：

太宗以四郡平定，留吴喜统全景文、沈怀明、刘亮、孙超之、寿寂之等东平会稽，追齐王、张永、姚道和、杜幼文、垣恭祖、张灵符北讨，王穆之、顿生、江方兴南伐。其月九日，喜等至钱唐，钱唐令顾昱及孔璪、王昙生等奔渡江东。

可知，太宗（即明帝）刘彧让大部分主力转到其他战场。只留下一部分军队，而吴喜则是继续渡江追击会稽郡的军事总管。前面提到二月四日，破晋陵，到九日就已经到钱唐，则中间吴郡几乎是不战而降。吴喜军几乎是直扑钱唐。而钱唐的县令顾昱，还有孔璪、王昙生等人，也几乎没有抵抗就退往钱塘江以南了，可知此时东军已经丧胆。

不过从吴喜军到钱唐，到渡江成功，已经是十九日，可知中间却花了不少时间，颇费了一番周折。这其实也说明渡江有一定难度。

《宋书•孔觊传》：

喜仍进军柳浦，诸暨令傅琰将家归顺。

这是柳浦第一次出现在史籍中。柳浦当是钱塘江北岸的渡口。

不过吴喜也没有直接强渡。而是选择了先从侧翼进军。这个过程，与当年孙策渡江的过程几乎一样。不过孙策渡江之处在查渎，而这次吴喜军渡江的路线更为清楚：黄山浦—定山—渔浦。

据《宋书•孔觊传》：

喜遣镇北参军沈思仁、强弩将军任农夫、龙骧将军高志之、南台御史阮佃夫、扬武将军卢僧泽等率军向黄山浦。东军据岸结砦，农夫等攻破之，乘风举帆，直趣定山，破其大帅孙会之，于陈斩首。自定山进向渔浦，戍主孔睿率千余人据垒拒战。佃夫使队主阙法炬射杀楼上弩手，睿众惊骇，思仁纵兵攻之，斩其军主孔奴，于是败散。

从这段文字来看，吴喜部下经过三次战斗，分别是在黄山浦（东军据岸结寨，农夫等攻破之）、定山（破其大帅孙会之，于陈斩首）、渔浦（戍主孔睿率千余人据垒拒战）。

那么，这三个地方，分别又在哪里呢？首先可以肯定的是，这三个地方，都在钱塘江沿岸。

先看黄山浦。《资治通鉴》的这段纪事后，有胡三省注曰：

黄山浦，今渔浦是也。渔浦东南即后黄山。《诸暨志》：长宁乡在县东四十五里，管五里，一曰黄山里，在今越州西北四十五里。

胡三省的这条材料采自宋代方志，而且仅是地名有相同之处，不是很可靠，其结论“黄山浦即渔浦”说，肯定是不对的。因为很明显可以看出，黄山浦之战和渔浦之战是两次战斗，西军没有必要将一个地方攻占两次。

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卷九十二的“黄山浦”条采纳了胡三省的说法：

黄山浦。在府西五十五里。刘宋泰始二年，遣吴喜等击孔觊于会稽。喜至钱塘，遣任农夫引兵向黄山浦，东军据岸结寨，农夫击败之。或曰：今萧山之临浦，旧名黄山浦，与山阴接界。亦曰黄山里。

不过，顾祖禹也提供了另外一个观点，认为临浦就是黄山浦。

胡三省的“黄山浦即渔浦”说，肯定是不对的。因为很明显可以看出，黄山浦之战和渔浦之战是不同的两次战斗，所以两者应该是在不同地点。

还有一个完全不同的观点是，《神州古史考》：

自富春而下，则为渔浦。又东北近钱唐古县，则为黄山浦。当在黄山下，亦名范浦。《宋书•孔觊传》：沈思仁等率军向黄山浦，即此也。

按照这个观点，则黄山浦在钱塘江西岸。《民国杭州府志》虽然没有引《神州古史考》，不过做了详细考证，也认为黄山浦在钱塘江西岸。《民国杭州府志》卷二十一“山水三”：

黄山，在栗山西。有黄山溪从陡门闸，经大朱桥入江。（《万历钱塘志》）

《郡志》无黄山。询之土人，云称“横山”。盖群峰绵，接总诸山而名也。明江元祚筑黄山草堂，自为《记》云：“黄山，旧名横山。土人呼横为黄，遂讹为黄山。（《康熙钱塘志》）

按：《乾隆志》云：

钱塘旧有黄山浦。黄山当是古名。《宋书•孔觊传》云：泰始二年，觊据郡反。建武将军吴喜等至钱唐，进军柳浦。遣镇北参军沈思仁、强弩将军任农夫等，向黄黄山浦。东军据岸结砦，农夫等攻破之。乘风举帆，直趣定山，破其大帅。以径势言之，所谓黄山浦者，即此山南麓通江处。然则谓横讹为黄，非矣。

这里，《民国杭州府志》的作者，主要是从考证钱塘江西岸的“黄山”的记载入手。认为，黄山浦当是从黄山（即横山）下流入钱塘江的一个水口。

《海塘录》卷九“渔浦”条下，曾对“浦”做过一个诠释：

《说文》：浦水濒也。凡浙江至钱唐有一山沿江而出，则有一浦循山而入。

意思就是说，钱塘江畔，只要有一座山，就会有一条河从山中流出，进入钱塘江，形成一个“浦”，即水口。

虽然对于黄山浦还是比较难以考定。但有一点可以确定，即黄山浦应该在定山的下游。《宋书•孔觊传》提到，在定山浦之战后，吴喜军“乘风举帆，直趣定山”。可知当时军队是逆流而上的，那么定山自然应该在上游之地。

关于定山的记载是相当之多的，因为定山在六朝时是很有名的一个钱塘江渡口和码头，诗文中常见。就以《文选》中的谢灵运《富春渚》一诗为代表：

宵济渔浦潭，旦及富春郭。

定山缅云雾，赤亭无淹薄。

在《文选》的注中，就引有《吴郡缘海四县记》：

钱唐西南五十里有定山。去富春又七十里。横出江中，涛迅迈以避山难。辰发钱唐，巳达富春。

后来还有如《太平寰宇记》卷九十三《江南东道五•杭州》：

定山在县西四十七里。突出浙江数百丈。又按《郡国志》云：涛至此辙抑声，过此便雷吼霆怒。上有可避涛处，行者赖之，云是海神妇家。

《淳祐临安志》卷八《山川》之“定山”条更加详细：

《旧图经》云：在钱塘旧治之西四十七里，百四十步，高七十五丈，周回七里一百二步。

这一路下来的文献记载都比较清楚。定山的位置，应该是位于钱塘江西岸的，可以无疑。结合前面引《宋书•孔觊传》：“破其大帅孙会之，于陈斩首。”可知，这个孙会之的军队，似乎应该还是屯驻在定山，在钱塘江西岸的了。

如果这个考订可信。那么，我们可知，虽然当时东军似乎在仓皇逃窜，但很可能还是有一些军队仍然驻扎在西岸，修筑了防御工事。因此，吴喜要先肃清钱塘江上游北岸的这些东军据点，包括“黄山浦”、“定山”两处。从胡三省开始，之所以认为“黄山浦”在钱塘江东岸的原因，很可能是认定了东军已经全退到了东岸，所以东军的驻扎军队据点，只可能在钱塘江东岸。其实这个预设是有问题的。关键的一点破绽是，如果黄山浦在东岸之地，那么，既然攻破了黄山浦的东军之后，吴喜军队其实已经成功渡江了。何必后面再来一次渔浦之渡呢？而考定黄山浦在西岸的话，这个问题就可以得到圆满回答。

在扫平了这两处据点之后，就从定山直接过江，逼近渔浦，一战而定。渔浦的位置所在，也是很清楚的，无需过多考证。

综合以上的考证，我们可以清楚钱塘江上游的这次战役的过程：钱塘江北岸的黄山浦—北岸的定山—南岸的渔浦。这三次战役的时间共花费了十天左右。

至此，吴喜的军队已经从上游侧翼获得了重要突破。于是，吴喜开始全面进攻。《宋书•孔觊传》：

其月十九日，吴喜使刘亮由盐官海渡，直指同浦；寿寂之济自渔浦，邪趣永兴；喜自柳浦渡，趣西陵。

吴喜的军队分三路，同时齐发。上游的右翼前面已经讲过。在渔浦渡江成功后，斜插到永兴，这条路线，与孙策渡江之后，直插高迁屯的做法是一样的，即包抄西陵的后路。

下游的左翼军队，相对来说，比较少见的是一次“海渡”，路线是从盐官到同浦。这次“海渡”也说明，当时其实还存在着这么一条路线。实际上，前述东晋苏峻之乱一节，曾提到过王舒在面临东军溃败时，有一个部署：“（王）舒更遣将军陈孺率精锐千人增戍海浦，所在筑垒。”也许这里的海浦，就是指“同浦”吧。

当然，关键的正面进攻还是在中路的柳浦—西陵，吴喜亲自率军。其实，当时形势下，东军已经斗志涣散。《宋书•孔觊传》：“会稽闻西军稍近，将士多奔亡。”即使如此，吴喜依然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可谓以搏狮之力搏兔。吴喜的名将之风范，可见一斑。

一旦渡江成功，东军已经溃不成军。会稽郡几乎是不战而降。

《宋书·孔觊传》：

西陵诸军皆悉散溃，斩庾业、顾法直、吴恭，传首京都。东军主卜道济、督战许天赐请降。……东军主凡七十六人，于陈斩十七人，其余皆原宥。

吴喜可以说就此一战成名。随后吴喜率军奔向了西部战场，再次获得了不少战功。

（作者系浙江大学历史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