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书五经”是儒家的经典著作，

“四书五经”是儒家的经典著作，“四书”为《论语》《大学》《中庸》《孟子》，由宋代大儒朱熹编定；“五经”为《易经》《尚书》《诗经》《礼记》《春秋》，见于汉代大学者班固所著《白虎通》一书所述。后又衍绎为“十三经”，即“五经”之外再加《周礼》《仪礼》《公羊传》《穀梁传》《孝经》《论语》《尔雅》《孟子》，合称“十三经”，是为儒家经典。与“五经”或“十三经”比，“四书”的流传更广，更具代表性。

“四书”为朱熹所编集，并以毕生精力加以注释，撰成《四书章句集注》一书，前后经过“四十余年理会”，直到临终前一天还在修改。朱熹死后，其书始逐渐风行，特别是元朝延祐年间被朝廷颁布为科举考试的标准读本以后，直至明清两代，均奉为圭臬，犹如西方之《圣经》一般。“四书”之说，成于朱熹，但亦有别论。初时“四书”之目并未固定，即便朱熹所编注之《四书章句集注》出来，仍未确定，钱时所编之“四书”便于朱熹之本不同。钱时不收《孟子》而收入《孝经》，其编排次序也不同。朱熹以《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为序，钱时则以《论语》《孝经》《大学》《中庸》为序。而且一反朱熹强将《大学》分作经、传两部分（首章为经，其余十章为传）的做法，他只分六章，且不分经传；《孝经》则采用古文。其注释之语亦多与朱熹有异。

△四书章句集注

朱熹的《四书章句》初刻于南宋绍熙元年（1190），为朱熹在任漳州知州时用公帑所刻。39年后，另一部《四书》在严州问世，此即被时人称为“小四书”的《融堂四书》，其编注者乃是严州人钱时。据钱时《融堂四书管见》序，此书首刻于南宋绍定二年（1229）。钱时幼承其父筠坡翁授《论语》《中庸》《大学》三书，他以此为基础，又加入《古文孝经》二十二章，总题曰《四书管见》。虽谦称“管见”，但却隐隐然有与朱熹分庭抗礼之意，朱熹比钱时大45岁，是父祖辈的人物，但在朱熹出书之后，钱时仍然编集注释了另一选本的“四书”，足见其“奇伟不群”之处。

△融堂四书管见

钱时（1175-1244），字子是，号融堂，严州淳安蜀阜人。年少好学，不同于平常儿童。其父教以儒家经典《论语》《大学》《中庸》三书，长大后，专心学问，不同世俗儒生之见。游学于慈溪杨简门下，成为杨门高足。杨简深爱之，大书“融堂”二字赠之。钱时博极群经，尤精通《周易》，以《易经》学冠于漕司之试，既而绝意科举。江东提刑袁甫闻其才学，十分器重，特设象山书院，聘其为主讲，一时风闻远近，四方学子多来听讲。当地及新安（徽州）、绍兴等地郡守听说后，纷纷慕名来请，厚礼延聘，开讲于各郡学。其学说发明心性，论议精辟，指陈痛快，听其讲者，多有所得。

△ 杨简

右丞相乔行简听说钱时的人品和学问，亟力向宋理宗推荐，他说，钱时夙负才识，学问很高，但又通识时务，对于田里之休戚利病，当世之是非得失等社会问题，都十分了解并能深入研究之，并不是一个仅通章句之学的陈腐学究而已！嘉熙元年（1237）二月，钱时受到宋理宗的召见，特赐进士出身，受秘阁校勘，并令严州守臣抄录钱时著作送呈御览，《四书管见》是送呈御览之著作的一种，时为嘉熙二年（1238）。不久，钱时出佐浙东仓幕。太史李心传奏荐其为史馆检阅，助修国史。转对（宋在京朝官例行上殿面奏论述时政之制）时，钱时剀切时弊，发挥圣贤之说，思辨精微，具有很高的理论深度和很强的逻辑力量，受到理宗的赞赏和表扬。不久，以国史宏纲未毕求去，授为江东帅属，回归蜀阜故里，创办融堂书院，收徒讲学，终老于家。家学有其子钱槱、从子钱允文（竹间先生），弟子有洪扬祖（锦溪先生）、夏希贤（自然先生）、吕人龙（凤山先生）等人。

钱时之师杨简，人称慈湖先生，乃是陆九渊高足，传其心学（主观唯心主义），与朱熹之“程朱之学”（客观唯心主义）分属宋代理学的两大体系和派别，彼此有门户之争。吕祖谦曾在鹅湖之会上对朱、陆二人加以调和，但终未妥协，此乃学术史上一桩著名的公案。钱时虽出于心学一派，然关注社会治学以笃实为宗，诠发义理，也多平正简朴，不为离析枝蔓之言，所以能自成一家，其所著之《四书管见》发挥思想与朱熹不同，为后人进一步研究《论语》《孝经》《中庸》等儒学经典开辟了新的思路，也为探究“四书”之学提供了宝贵的范例。

理宗景定二年（1261），钱时逝世17年后，《四书管见》在严州府郡庠（府学）刻成。从刻印者钱可则之跋文看来，此本极有可能是初刻本，因为无论钱时的初编本抑或乔行简的送呈御览本都不一定是木刻本，而是手抄本。严州知府钱可则的跋文，亦称其所见乃“先生手编”，因欲“广其传”，这才有“以《管见》寿诸梓”的行动。

钱时著述宏富，除《四书管见》外，尚有《周易释传》《尚书演义》《学诗管见》《春秋大旨》《两汉笔记》《蜀阜集》《冠昏记》《百行冠冕集》等。《四书管见》又称“小四书”，千百年来隐没不彰，《宋史·艺文志》、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均失载，唯张董《内阁书目》收录，后收入《四库全书》，得以传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