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美与其乐—— 《有美堂记》对西湖的意义

在范仲淹、王禹偁、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等一大批北宋名臣中间，欧阳修是唯一一位没有到过杭州的人，然而吊诡的是，却正是这个欧阳修，以一篇五百字左右的短文，给西湖明确地定了性，奠定了西湖作为中国文化审美体系中的坐标地位，揭开了西湖千年来成为国人审美典范的秘密。

北宋嘉祐二年（1057），梅挚知杭州。杭州是宋仁宗的外家，这位杭州人的外孙子写诗宠行，《赐梅挚知杭州》：“地有吴山美，东南第一州。剖符宣政化，持橐辍才流。暂出论思列，遥分旰昃忧。循良勤抚俗，来暮听歌讴。”过去评价帝王的诗，总是说他们满口套话，美化封建统治，没有什么可取之处。其实，作为封建王朝的最高领导人，他的诗如果不从统治的全局着眼，还有什么更重要的呢？所以对帝王的诗一概否定，是没有必要的。此诗除了首联以外，大抵是告诫梅挚要忠实地执行朝廷的政策，网罗人才，替皇上分忧云云。虽然成就不高，但不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艺术上，此诗至少还是中规中矩的。

梅挚（994—1059），字公仪，成都新繁(今四川成都市新都区)人。仁宗天圣五年（1027）进士，曾反对仁宗拔擢外戚和名士，反对公器私用，是仁宗朝有名的循吏，《宋史》有传。梅挚到杭州后，在吴山建立有美堂以资纪念。据后人考证，有美堂实际建造在离州治不远的凤凰山上，这里左揽钱塘江，右瞰西湖，山势连绵，是赏景的绝佳之地。南宋立国，改州治为大内，有美堂等一大批原有与州治有关的建筑并废，确切位置难以考证。所以这个大名鼎鼎的有美堂，实际只存续了不到一百年。

在建造的过程中，梅挚几次邀请当时的文坛领袖欧阳修为它作记，于是，欧阳修就作了这篇《有美堂记》,并由著名书法家蔡襄书写，勒石陈放于有美堂中。《有美堂记》全文如下：

嘉祐二年，龙图阁直学士、尚书吏部郎中梅公出守于杭。于其行也，天子宠之以诗，于是始作有美之堂，盖取赐诗之首章而名之，以为杭人之荣。然公之甚爱斯堂也，虽去而不忘，今年自金陵遣人走京师，命予志之，其请至六七而不倦。予乃为之言曰：

夫举天下之至美与其乐，有不得而兼焉者多矣。故穷山水登临之美者，必之乎宽闲之野、寂寞之乡而后得焉；览人物之盛丽、夸都邑之雄富者，必据乎四达之冲、舟车之会而后足焉。盖彼放心于物外，而此娱意于繁华，二者各有适焉。然其为乐，不得而兼也。今夫所谓罗浮、天台、衡岳、庐阜、洞庭之广，三峡之险，号为东南奇伟秀绝者，乃皆在乎下州小邑、僻陋之邦，此幽潜之士、穷愁放逐之臣之所乐也。若乃四方之所聚，百货之所交，物盛人众，为一都会，而又能兼有山水之美，以资富贵之娱者，惟金陵、钱塘，然二邦皆僭窃于混世。及圣宋受命，海内为一，金陵以后服见诛，今其江山虽在，而颓垣废址，荒烟野草，过而览者莫不为之踌躇而凄怆。独钱塘自五代时，知尊中国，效臣顺，及其亡也，顿首请命，不烦干戈。今其民幸富完安乐，又其俗习工巧，邑屋华丽，盖十余万家。环以湖山，左右映带。而闽商海贾，风帆浪舶，出入于江涛浩渺、烟云杳霭之间，可谓盛矣。而临是邦者，必皆朝廷公卿大臣若天子之侍从，又有四方游士为之宾客，故喜占形胜，治亭榭，相与极游览之娱。然其于所取，有得于此者，必有遗于彼。独所谓有美堂者，山水登临之美，人物邑居之繁，一寓目而尽得之。盖钱塘兼有天下之美，而斯堂者又尽得钱塘之美焉，宜乎公之甚爱而难忘也。梅公，清慎好学君子也，视其所好，可以知其人焉。四年八月丁亥，庐陵欧阳修记。

这是一篇优秀的唐宋古文，因其常常被各种唐宋散文集收入其中而广为传播。概括地说，全文有这么几层意思：一是认为“至美”与“其乐”不可得兼，许多号称奇伟秀绝的风景，地处下州小邑、僻陋之乡，很难到达，美则美矣，乐则未必；二是“为一都会，而又能兼有山水之美，以资富贵之娱者”，只有金陵（今江苏南京）和钱塘（今浙江杭州）；三是金陵因战祸而美景不存，唯钱塘“不烦干戈”得以幸免；四是杭州繁荣胜于往昔，最后归结到“钱塘兼有天下之美，而斯堂者又尽得钱塘之美焉”的主题。

为什么说这篇文章揭开了西湖千年来成为国人审美典范的秘密？这需要从唐宋两代的社会变迁、时代精神和文化的嬗变说起。

前面说过，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青春期，国力强盛，幅员广大，不论是政治、经济、军事还是文化，都出现了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科举制度的进一步完善，破除了门阀世族对政治的垄断，使得人才的选拔得以制度化，有章可循，而不再依赖门第和出身。这样，以读书为职业，作为官僚总预备队的儒家知识分子“士”这个阶层开始成长发展起来。但是，“士”在唐代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远未成熟。这是因为：第一，唐代虽然建立了从中央到州县的各级学校，但重心在京师的国子监和弘文馆、崇文馆（即所谓的“六学二馆”），州县的学校尚处在起步阶段，不少是有名无实、办办停停的；第二，即便是京师的国子监，虽然有明经、进士、医、数等多个科目，但录取入学的人数常常是个位数，对整个社会的影响有限；第三，从唐代录取的进士的籍贯来分析，也可以看出，主要集中在京畿附近地区，远未在全国普遍开花；第四，唐代进入仕途还有其他“终南捷径”可通，尚未变成“自古华山一条路”的局面。

而宋代则不一样了。宋代重文轻武，讲究“善治”，注重行政机构的分工制衡，中央特别是地方的行政官员人数有很大的增加。一大批“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庶族地主阶级分子，组成了新型的官僚集团。科举制度经过唐代近三百年的发展，已经完全成熟和制度化。科举成为进入官僚统治阶层的唯一通道，录取人数比唐代增加几倍乃至十几倍、几十倍，所谓“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宋代除了政府办的学校以外，还出现了书院这种新的教育机构，大一点的家族也会举办专供本姓子弟读书的私塾，学校的规模和数量比唐代有了几何级的增长。两宋三百余年，仅《宋代登科总录》所载登科人数就有4万余名。如果加上州县考试录取的、可以在地方做一些事的准官员，再加上没有被州县考试录取的广大读书人，“士”的总数就十分可观了。他们是知识分子，终身脱离了生产岗位，以传承文化为要务。再怎么不济，他们也不可能回到种田的农夫、从事手工业的匠人、行商坐贾的商人的行列中去了。作为一个新兴的社会阶层，他们被列为“士农工商”四民之首，在社会生活中占据着主导地位。

“士”这个阶层在宋代社会地位很高，经济利益又有保证。与此前此后的历朝相比，宋代的士大夫们更重视对理论和哲学的终极思考，他们成就了一个文化自觉的时代。作为一个新兴的阶层，他们必然会有自己的理想、抱负和要求。宋代可以说是一个为后代建章立制、确立规范的时代。现在大家都比较喜欢引用北宋理学家张载的一段名言，即“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其实说到底，这个所谓的“四为”名言，放在当时的语境之下，就是意在按照儒家学说的理想，建立一套完整而适用的价值体系和行为准则。宋儒们确实也是按照这个目标在做的，比如：在政治上确立了皇权和相权的分工与制约，“共治天下”；在经济上强调契约关系，强调“四业并重”；对个人心性方面，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把个人的品德修炼作为服务国家的前提，并进一步提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主张，体现自己的社会责任和担当。这种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追求规范、确立标准的思潮，自然也要体现在审美这样一个重大的意识形态问题上。

事实上，中国人对自然风景的欣赏，特别是山水风景，从来都是有自己独特的视角的。从孔子以来，儒家知识分子就一直强调美与善的统一，强调人与自然的统一，而对自然界那些体现自然美的具体要素并不特别看重。令他们产生审美愉悦的，首先不是自然界的奇、险、怪、绝，不是植被、动物、地质、矿产，而是人和自然界的相互关照与和谐。所以他们不是追求纯粹意义上的自然美，而是追求一种具有文化形态性质的风景美。宋人需要确立的审美典范，当然也会继承这样一种传统。

唐代社会充盈着昂扬、大气、清新活泼、无拘无束、自由创造的气氛，人们追求的是大漠边疆、文治武功。士子们自视甚高，所谓“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追求的是轰轰烈烈的功业，所谓“忘身辞凤阙，报国取龙庭”。唐人对自然风景的看法，尚具有高屋建瓴、傲视天地六合之势。到了宋代，一改盛唐时期的豪迈和进取，继续着中唐以后开始的审美趋势的变化，“人的心情意绪成了艺术和美学的主题”,精致、内敛成了新的价值取向，“走进更为细腻的官能感受和情感色彩的捕捉追求中”。其对自然风景的取舍，自然不能不受这一审美趣味变化的影响。

审美既是一个内涵非常深广的理论问题，又是一个需要时时面对的生活课题。《有美堂记》不是从理论的高度阐述美学的定义和规律，这是习惯于实用理性的思维方式的古人最不擅长的。它只是从不同类型的自然景观中找出符合自己规范的典型代表，回答什么样的美学境界最符合士大夫的情趣和生活方式而已。欧阳修不是不知道，罗浮、天台、衡岳、庐阜、洞庭、三峡这些号为东南奇伟秀绝者的名山大川，登临之后是可以产生审美愉悦的，但是那些地方，“必之乎宽闲之野、寂寞之乡而后得焉”，偶一为之，去玩一下是可以的，但它们“乃皆在乎下州小邑、僻陋之邦”，不是他们自己的终极追求和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欧阳修认为，只有“为一都会，而又能兼有山水之美，以资富贵之娱者”才是理想之地。这里所说的是“富贵之娱”，意即有一定身份和经济条件的人的审美要求，也就是士大夫这个阶层的要求。他们既要求审美所在地有生活质量的保证，又要求与繁华喧嚣的城市有所区隔，有自然风景可以调适性情。像李白那样的“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的浪漫是不可能有了，重要的是现实生活的舒适和安逸。李泽厚先生认为，北宋以后，士大夫阶级“日益发现和陶醉在另一个美的世界之中，这就是自然风景山水花鸟的世界。自然对象特别是山水风景，作为这批人数众多的世俗地主士大夫（不再只是少数门阀贵族）居住、休息、游玩、观赏的环境，处在与他们现实生活亲切依存的社会关系之中。……基本是一种满足于既得利益，希望长久保持和固定，从而将整个封建农村理想化、牧歌化的生活、心情、思绪和观念”。在这种情况下，欧阳修选择自然形胜绝佳的金陵和钱塘也就顺理成章了。

但金陵与钱塘两地又有差别。在宋初的统一战争中，南唐首都金陵受到彻底破坏，“江山虽在，而颓垣废址，荒烟野草，过而览者莫不为之踌躇而凄怆”。而钱塘所在的吴越国，则选择了和平统一，“顿首请命，不烦干戈”，不仅繁华依旧，“今其民幸富完安乐”。其实，金陵不仅仅是破败的问题，其风景的构成也不如杭州西湖出色。虽然两者都有山、水、江几大要素，但南京的钟山和玄武湖分布在不同的地理方位上，彼此不相连属，呈散状结构，而西湖山水则相互连属，是一个形态完整的整体。钟山虽然较西湖群山伟岸博大，但山的地理构成形态比较单一，不像西湖群山有着丰富的地质类型，特别是西湖群山的石灰岩构成，形成了奇石、洞穴、溪流等多样化的景观。长江虽然壮阔，但就人的视觉感受而言，反而比不上钱塘江那样可以看清对岸的山山水水，更有钱塘江观潮这一独特的奇观。总之，就风景质量而言，钱塘远胜于金陵。繁华的城市和秀丽的山川风景仅仅只有一座城墙之隔，实在太理想了。所以挑来挑去，还是西湖最符合当时文人的意趣。欧阳修此文，实际上是将士大夫阶层审美标准的具体化。宋人将杭州列为首选，绝不是无缘无故的，也不是一两个人的看法。欧阳修的文章不过是将它点出来罢了。

科举制度虽然完善了人才选拔的机制，开辟了社会上下流动的阶梯，但是封建专制主义政治终究走不出它的瓶颈。中唐以后，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实总不是那么理想，生活经常是事与愿违”。官场、利禄、宦海浮沉、市朝倾轧，使得一部分失势的庶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处于非主流状态，他们只能默默地听从命运的安排，或者等待时机来临时东山再起。白居易曾经给贬职到地方来的宰相李德裕写过一首诗，希望他不要消沉，而要把“何如兼吏隐，复得事跻攀”作为目标。他认为暂时的贬谪有利于远离政治纷扰，积蓄力量，或许是待机复出的前奏，这就是他反复提倡的“中隐”思想。宋代以后，官僚集团内部上上下下的情况更加常态化，不管仕途是顺利还是蹭蹬，他们都需要有自己的生活空间、自己的精神寄托之地。他们的生活经历“常常由野而朝，由农（富农、地主）而仕，由地方而京城，由乡村而城市。丘山溪壑、野店村居成了他们的荣华富贵、楼台亭阁的一种心理上必要的补充和替换，一种情感上的回忆和追求，从而对这个阶级具有某种普遍的意义”。要完全退回到普通自耕农生活去是不可能的了，但要求补偿这种情感也是人之常情。赋闲、外放或致仕之后，都需要有精神寄托和心理安慰。即便不能直接在西湖卜居，但至少可以把西湖作为一种坐标来安排营造自己的生活环境。欧阳修的这篇短文，就是这种深层次情感寄托引申出来的发自肺腑的一种呼唤。

白居易用中和的理念来诠释风景，把西湖推到理想中的风景的极致。而欧阳修则又进一步，不仅风景要符合中和的理念，而且要将它与士大夫阶层的生活方式和志趣心智联系起来，提出首先要看符合不符合他们的审美趣味和生活理想。毫无疑问，对于这两条，西湖都是当时首屈一指的选择。中唐以后，以科举出身的知识分子，其审美理想中的儒家教义越来越明显，其生活则越来越讲究舒适和享受。西湖和谐、端庄、秀丽的美学特征，非常符合这一阶层政治、情感、生活的需要。在他们看来，西湖确确实实符合儒家创始人所津津乐道的“思无邪”“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发乎情，止乎礼义”“紫不夺朱”那一套中庸的美学标准，符合温柔敦厚的诗教。儒家知识分子首选西湖作为其精神上的安身立命之所，就是非常合适的选择了。

白居易时代，西湖“初出茅庐”，人们说它好还是不好，完全是个人的选择。白居易给张籍的诗极力推崇西湖，最多说明他的偏爱，这是自发的个人行为。而欧阳修作为当时的文坛领袖，文品、人品、修养向为士林所重，他在这篇短文中表达出来的思想，是有分析力的理论阐述。他把西湖美的社会内涵和意蕴，与自己这个阶层的社会理想和生活方式联系起来，无可辩驳地阐明了西湖的文化属性，这就不再是个人的偏爱和喜好，而是集体、理性、自觉的行为了，再加上欧阳修个人在当时乃至后世的影响力，这些都极大地抬高了西湖在士大夫阶层心中的地位，其对西湖价值的提升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从此，西湖成了一群有相似身世遭遇、有共同价值观的人的共同追求，成了他们安身立命的美好家园。再其后，又有苏东坡对西湖的深情歌唱，最终完成了对西湖的人格化和女性化的定格。这种一而再，再而三的“加持”，成全了西湖作为儒家知识分子审美的标尺意义，并被视为审美的典范。从北宋到清末，士这个阶层，不论穷通贵贱，甚至不论到没到过西湖，都把西湖当作自己心境的寄托。他们眼中的西湖，可以说，是代表了一种价值、一种秩序，是他们理想的社会模式和生存理念。在阶级社会里，主流阶层的意识，就是全社会主流的意识。既然士大夫阶级这样推崇西湖，那么全社会当然也会接受这个事实。这就揭开了西湖为什么那样受到古人喜爱的秘密。

在北宋这个时间点上，西湖终于完成了它的文化定格。

为了充分说明西湖在士大夫阶级心中的地位，这里再以人人皆知的柳永名作《望海潮》为例来分析一下：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重湖叠????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

这是一首描写杭州风光的佳作，其中有自然景色，也有城市的富庶和繁荣，两者结合得很好。仔细想想，“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重湖叠????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是纯粹的自然风景吗？不是。这里的自然景色，实际上是经过人的改造和创造的自然，也是人主观感觉中的自然。它是一种人化了的自然，本质上就是一种文化形态，而不是纯自然的山水。这一点，过去对这首词的解读强调得少了一些。这样的自然景观再和“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相连接，实际上表现的是一个优秀城市的生活形态。诗歌把理想的社会生活和美妙的自然环境结合得天衣无缝，描写得淋漓尽致。这样一种审美趣味，是不是出于“一种满足于既得利益，希望长久保持和固定，从而将整个封建农村理想化、牧歌化的生活、心情、思绪和观念”？西湖是发挥人的心情意绪的最佳场所，这首词所表达的内容，可以说既与欧阳修的文章互为表里，又是对欧文的最佳艺术诠释。难怪金主完颜亮读后，遂起投鞭渡江之志，扬言要“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吴山第一峰”了。

如果说中国人皇权崇拜的圣地是北京紫禁城，思想信仰崇拜的圣地是山东邹鲁的孔孟故里，宗教崇拜的圣地是四大佛教名山，那么审美崇拜的圣地就应该是西湖。可以说，从北宋开始，西湖无愧为中国文化审美体系中的一个坐标。从唐代到清末，西湖一直是儒家知识分子的审美圣地和他们的精神殿堂。也许有人会质疑这个评价，但笔者认为，就中国自然山水审美发展的逻辑来看，这个评价一点也不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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