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井的古往今来

水井对于人类文明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水井出现之前，人类逐水而居，只能生活于有地表水或泉眼的地方。开始喝的是江河湖溪水，后来人们凿起了井喝地下的水，因为地下水要比地面水洁净得多。

水井的发明使人类活动范围扩大。同时我国也是世界上开发利用井水最早的国家之一。井是最具中国特色的文化现象之一，古井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是故乡的象征。从“背井离乡”这样的成语可以看出水井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在现代化的今天，水井的实用价值不如之前那么重要，但它俨然成了一座城市的历史记忆，与我们这座古城的许多古老故事联系在一起。

水井，在我国历史上是一项重要的发明。一口井，周围开垦上几块土地，就形成种社会制度，那就是井田制。井田，勾勒出阡陌交通、鸡犬相闻的农耕社会；井炊，描摹了井边汲水、炊烟袅袅的人间烟火；饮水不忘掘井人，用“掘井打水”来打比方，体现了挖井取水对于古代市民生活的重要性。后来，井成了社区的核心，古语曰：“处商必就市井。”市井，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商业区，它占据一定的城市空间与时间，并在一定意义上构成城市的人文景观。

而中国古建筑的建造也往往围合而建，这样雨水就不往外流了，里面这个承接雨水的空间叫“天井”，围着这个“井”，中国文化开始发展了。

但像杭州这样，井与一座城市的历史、文化与发展如此密切相关，却很是少见。老杭州说起水井可谓说不尽，道不完，杭州的水井在杭州人的记忆中一点不亚于西湖、运河。

杭州能说出点来龙去脉的古井，不是一两口，起码上百口。晋代的郭璞井（又叫郭婆井）、唐朝的相国井、吴越的钱王井、宋代的下八眼井、相传济公运木材的净寺古井……这些井的故事，老杭州人个个如数家珍。在他们眼里把杭州的古井串起来，便是一张贯穿千年的历史地图。杭城的街头巷尾还藏着无数口默默无名的古井。专家们说，按照古杭州的繁华程度，历史上居民私用井的数量难以统计，也许远远不止后来统计的四五千口这个数目。

全国城镇中像杭州那样水井之多、留下逸事趣闻之多，恐怕是绝无仅有的。在上世纪80年代中，杭州还剩有5549口水井。杭州的古井，较早的是在唐代宗大历年间，刺史李泌为了解决市民饮水问题，利用“开阴窦”的方法，在人口稠密的钱塘门、涌金门一带开凿了六口井，俗称“六井”，初步形成了城市的供水系统，使居民摆脱用咸水之苦，居民赖其利而生聚日盛，杭州中心开始逐渐从钱塘江边移向西湖之滨。唐代六井目前只有位于解放路与浣纱路口的相国井（已列为文物保护单位）还在，其余均已消亡。李泌开凿钱塘六井，对杭州的繁荣，功绩甚大。

五代吴越定都杭州，由于李泌的六口水井已不够市民所用，钱镠下令开凿99口水井“以泽民”，百井坊巷因此得名。现位于吴山脚下大井巷内的钱塘第一井，也是吴越时期所凿。

《民国时期杭州》记载，民国19年（1930年）底调查资料显示，杭州全市有井4842口，如果以当时杭州9.8万户和人口数字54万人计算，则平均一口井要供20户人家或112人使用。

据《民国时期杭州》书中记载，由于杭州建城的位置离江海比较近，水质咸苦不宜饮用，但由于居民日渐增多，饮水来源就成了很大的问题。因此，也就有了向地下引水的思路。这也就解释了，杭州为什么自古以来就有打井和使用井水的传统。历史上，白居易、苏东坡等都曾参与过杭城挖井取水的工程，为造福百姓生计做出过重要贡献。

杭州的老城区离西湖不远，地下水系发达、水质好，在1931年通自来水之前，杭州老底子人的饮用和生活用水都以井水为主。于是，星罗棋布的古井成了杭州重要的城市特色。

杭城街巷以井为名沿用至今。要说起水井与这个城市的渊源，看一看这些地名就知道个大概了。旧时杭城，直接叫“井”的巷弄有多少我记不清楚了，下城区的巷弄以井名的地方我知道的至少有这些：井弄、大井头、小井头、百井坊巷、小井巷、喜井巷、水弄（因巷内有一大井，汲水者众，乃名）、双眼井巷、白井儿头、砚瓦井巷等等，每条以“井”命名的小巷小弄，都书写着各自的故事，延续至今。而这些故事，就是老底子杭州人珍藏心底的最真实、最美好的回忆，同时也承载着这座城市的记忆。

下面我们就来谈谈杭州城内有比较丰富历史文化内涵的几口古井。

龙兴寺百井与百井坊巷

龙兴寺遗址在延安路与凤起路交叉口西北处。《咸淳志》：梁大同二年（536）邑人鲍侃舍宅为寺，旧名“发心”，唐贞观中改“众善”；神龙元年（705）改“中兴”，三年改“龙兴”，宋朝大中祥符初，复赐今额。旧传寺基广袤九里余，南宋初拆为军器所，留西南隅建寺，余地多为民居。旧志又有法华塔、戒坛院、观音像、龙兴寺碑、大觉禅师塔、钱王九百九十眼井（系九十九眼井之误），今存者无几。据清俞樾《春在堂杂文》载：龙兴、祥符、戒坛，古一寺也。创始于萧梁之初，名发心寺，后改名众善寺，又改名中兴寺。至神龙三年，改中兴为龙兴，而龙兴寺之名立矣。五代吴越国时、于此立戒坛院，乃有戒坛寺之名、宋大中祥符初，改名大中祥符寺，乃有祥符寺之名。名有三，而寺实为同一所。建炎之初，寺毁于兵，于是兴废不常，或改为军器所，或改为贡院，或改为县治，或改为酒库。其后随时修复，则或曰龙兴、或曰祥符、或曰戒坛。

清丁丙《当归草堂集》有《龙兴寺看尊胜幢，途至鲍公（侃）古社，当即萧梁舍宅人也》诗三首，今录其一：“九十九井井无泉，九里九曲基废迁。独有经幢扇沸日，总持众善一千年。”丁敬有《庚辰冬日，独游龙兴寺二绝》，选其一：“酒垆葱肆几腾蒸，市井中间閟佛灯。祗有诗人谙著眼，对桥门榜认龙兴。”

1984年全国文物普查时，下城区人民政府抽调了一支规模较大的专业与业余相结合的普查队伍，经实地考查和召开座谈会等形式，有关调查结果如下：祥符寺规模已非昔比，但尚存大殿三进，后菜园一个。主要建筑已于1958年拆毁改建为医疗器材公司，龙兴寺主建筑1958年被拆毁，建市外贸局，保留唐经幢；戒坛院清末民初已沦为民居、菜地，1958年前后建杭州皮件厂，后拓建延安路北段时建宏都宾馆。在这三寺间地域查知共有古井四眼。龙兴寺遗址（灯芯巷南）大殿前阶下有一眼，即处唐经幢前面，此井与《龙兴寺志》“同怡十年（1871），挑潜观音三昧井及钱王井，三眯井在殿前阶下”的记载相符。三昧井在建市外贸局时已被填塞。另一眼在龙兴寺后殿（香客楼）西北隅一饮食店厨房前的天井里，此井水脉被高楼地基切断，加之饮食店污水横溢，水质已混浊。祥符寺遗址前殿院内有一眼，此井建医药公司大楼时已被填塞。另一眼在祥符寺后院菜地里，即下文所称的钱王井，水充沛，质甘例。这与《康熙仁和志》也相符：祥符井，在祥符桥南，吴越王开，有九十九眼，今湮塞，仅存三井，相去各数十步。沧海桑田，世事嬗变，钱王所凿九十九眼井现仅存一口，即今幸存在延安路北段西侧行人道上的“钱王井”。此井所在地晚清时称祥符寺巷，又名铁甲局弄，由南宋御前军器所而得名。井本紧靠寺后院围墙，距北面的百井坊巷仅十余米。

百井坊巷东起中山北路，西至延安路，长353米。《淳祐志》：“有井九十九眼”。楼宣献《武林山》诗：“吴越大筑缁黄庐，为穿百井以厌之。”《十国春秋》：宝正六年（931），浚中兴寺戒坛院井，井九十九眼，号钱王井。九十九眼是眼数，非井数明矣。宋时地名招贤坊、仁和县巷，明为兴贤坊，清名百井坊巷。1966年曾名人民巷，1981年恢复百井坊巷名。

▲百井坊巷

百井坊巷明代有养济院。据孙壁文《考古录》载《香祖笔记》云：杭州养济院祀严嵩为土地神，说者谓嵩籍没后，寄食于养济院而死，故祀之于院。

19世纪中叶，第一批外国传教士来到杭州的时候，当地官员将他们安置在百井坊巷、镜清里、耶稣堂弄一带。此后，太平天国攻打杭州，在这里安营，战后屋毁田荒，传教士与信众花了十几年时间，建立了基督教教堂“天水堂”，屋舍里弄也环绕周边。1876年，一个传教士的儿子在这儿出生，他就是后来成为燕京大学校务长、美国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

百井坊巷中段北侧，为百井坊新村。辛亥革命后杭州拆旗营和满城，贫困的满族百姓迁居集中在菩提寺路一带。后因建路，又迁百井坊巷定居，俗称十八间头。1930年，浙江省区救济院在百井坊巷建造第一贫民住宅200间。1980年，建住宅楼9幢，初名人民新村，后更名百井坊新村。

乐善堂井

曾因井多而得名的百井坊巷，如今只留下一口“乐善堂”古井了。

▲“乐善堂”井

“乐善堂”井位于百井坊巷西段北侧（原百井坊巷98号附近）。该井原在今井西广东发展银行大厦址，开凿年代未详。广发大厦基建时天水街道办事处将其移至今处，并筑井台立井碑。

乐善堂井深约7米，径0.9米。井圈移盖，方形，边长0.7米，中孔0.4米。圈壁镌“乐善堂”三字，井名得此。井台侧原有“饮水思源”碑，今佚，仅存碑基。井水清澈，至今仍为民用。

居住在附近的居民都喜欢这口水井，王大妈就是其中的一位。前年夏天我去采写天水街道史料时在水井边碰到王大妈，王大妈指着水井说，这口井的水是冬暖夏凉，平日里附近居民都喜欢提着小铁桶，在井边打水洗菜、淘米、洗衣服。水井口为八角形，水深近2米，王大妈说，无论春夏秋冬都是这样的水位，“其实啊，保护井水说难也不难，你要保证好它的清洁，再就是多打井水，只要这样，它才有更多的‘活水’。”

如今，住在附近的居民都搬走了，再没看到这种市井风情的温馨场面了，孤零零的乐善堂井恐怕也快被人们遗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