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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越国钱镠与杭州城市发展功绩论
来源:临安钱镠研究微信公众号  作者:徐顺雨  日期:2022-08-29

摘要:钱镠是是杭州城市发展史重要的人物,他立足杭州,最后扩展疆域达两浙十三州,并以杭州为国都成立吴越国。在纷乱的群雄乱战中,他偏安江南,对内治水兴疆,鼓励农桑,发展经济,对外保境安民,远交近攻;其次,营建杭州城,筑捍海塘战钱江潮,隆兴佛教美化西湖,三筑杭州城形成南宫北城大格局,为杭州成为“东南第一州”奠定基础。

关键词:吴越国;钱镠;杭州城市发展;功绩;

除却近代,历史上对杭州城市的建设、西湖的保护影响最大的是杭州发展史上极其重要的吴越国和南宋时期,原因不说自明,杭州是这两个朝代的国都,打扮的美丽、堆砌出气质、培育出内涵,是历朝历代营建国都“大国形象”的惯例。暂按下南宋不表,着重研究吴越国早期,钱镠以杭州为中心,发展农业经济,采用外交斡旋,让吴越国偏安江南,安享太平;其次,钱镠对杭州城的扩建、钱塘江捍海塘的修筑以及对西湖的保护和雕琢,对杭州城市发展史上意义重大,且直接奠定了两宋时期杭州的规模和繁荣。 

一、控江保湖,构筑“左江右湖”杭州城市格局

从地理发展来看,西湖原是一个海湾,由于海水淤塞逐步泻湖再演化成天然湖泊。从秦在西湖群山中置钱唐县以来,当时的杭州一直是一个山中小县,直至隋文帝开皇十一年(591),钱唐县治移到凤凰山麓的柳浦,改钱塘郡为杭州,在行政等级上升为州治,当然这和隋唐大运河的开通不无关系,杭州也因为千里运河而逐步开始生发成雄踞东南的“三吴都会”。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当属吴越国钱镠对杭州的营建。

从滨海港湾到冲积平原,杭州城市的发展和延拓,从另外一个角度也是“与水争地”的过程,是钱塘江南移、江北地区诸多湖泊“湖葑蔓合”直至“挤压成河”乃至最终消亡的过程,如杭州历史上的下湖、清湖、泛洋湖、阼湖、白荡海等,而最重要的西湖被保护了下来。

1、射潮筑塘定城基

《淳祐临安志》卷五有载:”华信筑塘,乃迁平地。”即东汉华信开始修筑防海大塘水利工程,杭州才开始摆脱“听天命”的尴尬,钱塘旧治及百姓开始迁往平地生活。隋代迁址于柳浦(今凤凰山麓),依山筑城,从隋经唐直至吴越国期间,紧邻州治的钱塘江潮依旧是杭州的第一大水患。《白氏长庆集》卷二三记载,唐长庆二年杭州刺史白居易作文祈祷曰“潮涛大涌,奔击西北”、“浸淫郊廛,坏败庐舍,人坠垫溺,吁天无辜”;《筑塘疏》中这样写道:“海飓大作,怒涛掀簸,堤岸冲啮殆尽。自秦望山东南十八堡,数千万亩田地,悉成江面,民不堪命。”潮患严重危及百姓生命,更危及家国安全,故治水成为当时朝廷最大的民生一号工程。于是,后梁开平四年(910)八月,钱镠发动民工20万于候潮门、通江门外筑捍海石塘,同时“王于叠雪楼命水犀军架强弩五百以射潮”,三千强弩射潮低,同频镇戍怒潮,两大史诗般的“战役”至今还留有捍海石宕(江干区皋亭山)和直箭道巷(上城区六部桥)可以凭吊,以发千古之幽思,感历史之厚重。

1982年江城路立交工程施工中发现的钱氏捍海塘遗迹,让我们亲眼看到了捍海塘的原貌,采用的“竹笼石塘”结构是在当时“版筑法”基础上的改良版,“竹络叠砌、外固桩木”的钱氏竹络法是当时最先进的筑塘实用技术,也因为捍海塘的修筑,遏制了江涛肆虐,从而“城基始定”,才有了南宋杭州人口超百万的大都会。也因为钱氏捍海塘,加上北宋的“捍江兵”、南宋的“修江司”,杭州有了近300年直至元代的繁荣发展,明清两代人在钱氏捍海塘和北宋张夏“巨石砌堤法”的基础上发明了五纵五横的鱼鳞大石塘,成为横空出世的“海上长城”,根基巩固,表里坚凝。至此,杭州的江患时代正式终结。

2、南宫北城大格局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谓“吴越王镠筑捍海石塘,广杭州城,大修台馆,由是钱唐富庶盛于东南。”钱镠立足杭州后,进行三次扩建。

在隋唐柳浦城即隋代大臣杨素所建州治的基础上,钱镠在三年时间两次广建杭州城,第一次“筑新夹城”,东西相距不到300米,南北却长达12里;第二次《资治通鉴》有载“发民夫二十万及十三都军士筑杭州罗城”,“自秦望山由夹城东亘江干,洎钱塘湖、霍山、范浦凡七十里”,同时由于左江右湖的地理格局,导致“东西窄而南北展”,状如腰鼓,故杭州城也叫“腰鼓城”。;第三次是后梁开平四年(910年)扩建罗城30里,将城东南边界从中河边拓展至东河边。形成“子城(皇城)-夹城-罗城”筑城顺序,强化了“南宫北城”格局,从此以后,杭州城即使是南宋都城时期都是此大致格局。

二、乱世中的偏安:保境安民、鼓励农桑

钱镠通过多年的征战,统一两浙十三州,开创了吴越国。在群雄割据的年代,吴越国一直秉承“保境安民”的基本国策安稳渡过85年春秋,主要是对内发展农桑、发展对外贸易实现经济丰盈,对外则采用“远交近攻”,谨事中原王朝,奉正朔,岁纳贡,花钱买平安,对于邻国则采用敌对态度以保障边境安全,多措并举让一方百姓在战争年代安享太平。

1、保境安民,内肃兵患

以战止战,没有战争就没有和平,钱镠的一生,也是征战的一生,其中列举几起关键之战以说明。

早期钱镠只是董昌的偏将,中和二年至光启二年(882-886年)浙东观察使刘汉宏和杭州刺史董昌争夺两浙霸权,钱镠主动请战,战后董昌践行诺言推钱镠为杭州刺史,钱镠由此控制杭州,迈开了建立吴越国的第一步。

文德元年(888年),钱镠和淮南杨行密与谋定江南的北人孙儒在江淮地区争夺拉锯,景福元年(892年)钱镠联合杨行密击败孙儒,钱镠得苏州,一举稳定了吴越国的北境。

乾宁二年(895年),是钱镠人生最重大的转折点,董昌冒天下之大不韪,在越州称帝,国号大越罗平,建元顺天。这对于钱镠来说机遇难得,在唐朝廷、董昌、杨行密、钱镠多方拉锯下,在朝廷已经赦免董昌、复其官爵的情况下,钱镠不服听命,最终斩杀董昌。对于这一重大历史事件,至今有一个地方可以凭吊,就是绍兴安昌古镇。《羊石山石佛庵碑记》载:“大唐中和间,武肃王钱镠以八都兵屯羊石寨,平刘汉宏及获董昌因名其乡为安昌焉。”如今的安昌古镇,一派水乡风貌,是长三角保存完好、风韵犹存的水乡古镇之一。

对于钱镠而言,还有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那就是天宝七年(914年),在这一年,钱镠平定了“横阳之乱”, ,取“横阳既平”之义,遂改县名为平阳,此后境内一片祥和;也就在这一年,钱镠在用人上逐渐从倚重八都兵和内牙军军将变为倚重宗室,通过宗室治州推动了吴越国文臣政治的形成。

2、鼓励农桑,富济天下

唐代“韩愈谓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其中苏湖地区更是基于冲积平原的沃野千里,所产米粮成为整个国家的“东南根祗”。到了吴越国时间,江南一带的农事发展更是达到历史新高度,原因在于国家对水利农业的重视,致使农桑发达。

吴越国创造的塘浦圩田系统,将浚河、筑堤、建闸等水利设施统一于棋盘化的水网圩田系统。遗留至今尚留全貌或概貌的当属湖州太湖溇港和杭州西溪湿地。

塘浦圩田技术在吴越国期间达到第一个顶峰,吴越天宝八年(915)置都水营田使,专门组织“撩浅军”近7000-8000人驻扎在太湖边“专为田事治湖筑堤”,将塘浦圩田技术应用于太湖,五里至七里一纵浦以通江,再五里至七里一横塘以分水势,设堰作坝立㘰门,便促使溇港文化开始形成和升华,直接带动农业发展,使得杭嘉湖和苏锡常地区成为“鱼米之乡”,一句“苏湖熟,天下足”是最好的注脚;其次,溇港文化更是开创“丝绸之府”的序章,塘浦圩田和桑基鱼塘使得蚕桑种养规模快速扩大,进而带动丝织业,近旁湖州著名的辑里丝就是种桑养蚕的绝佳成果;总之,溇港文化在吴越国时期以及各时代都是保障农业发展的重要水利工程,也是湖州乃至杭州地区水流下泄太湖的重要通道,堪称古代的“第二个都江堰”,重要性可与海塘并提,2016年溇港入选第三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

基塘圩田的另外一个典型遗存当属西溪湿地,几千年来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勤劳的人民通过渔耕经济人工改造而形成了现在港汊交错、“鱼鳞状”鱼塘密布的特点,桑基鱼塘和柿基鱼塘形成良好生态循环,把疏浚圩田河渠网络和鱼塘的淤泥垫高圩堤和戗岸,堤上种植桑树、柿子树,基、塘相连,鳞次栉比,连绵成片,形成独具特色的桑基(柿基)鱼塘。余杭超山丁山湖也是基塘圩田的典型,当然基塘上种植的都是枇杷。

古有塘浦圩田,今有筑堤围垦。钱塘江潮是世界奇迹,对两岸百姓来说确是极大的灾难,当时有句话叫“贼偷勿算,火烧一半,坍江全完”,可见钱塘江潮的破坏力之巨,但萧山人却敢向钱塘江潮要土地,百年间围垦土地近50万余亩,占萧山总面积的四分之一。萧山围垦蛮声海外,成为世界围垦史上的奇迹,最后也升华成萧山的“奔竞潮头”的围垦精神,成为新时代的“弄潮儿”。

三、吴越国的杭州:东南佛国,人文西湖

经过唐代杭州刺史白居易对杭州西湖多年的经营,杭州西湖呈现出貌美的一面,一首诗《钱塘湖春行》可证之,从“孤山寺北贾亭西”可见原为自然山林的孤山有了“寺”,也有了“亭”,更有“绿杨阴里”的“白沙堤”,西湖的部分区域逐渐进入“人工去雕饰”时代。而到了吴越国期间,更是扩展到了整个西湖及周边山林,同时延及钱塘江畔,寺塔林立,西湖成为当时的“核心景区”。

1、隆兴佛教而人工美化西湖

由于吴越国历代国王崇信佛教,在西湖周围兴建大量寺庙、宝塔、经幢和石窟,扩建灵隐寺,创建昭庆寺、净慈寺、理安寺、六通寺、开化寺、高丽寺、云栖寺、灵峰寺、宝成寺和韬光庵等多达200余座,建造保俶塔、六和塔、雷峰塔、白塔和北高峰塔,一时有佛国之称。

历经千余年,这些名词并不陌生,很多已成为西湖和杭州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成为现代西湖文化格局和西湖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载体。

一是寺。自古名山僧占多,吴越国时期的西湖周边群山中名寺林立,成就了杭州“东南佛国”的美誉,这和吴越国三代五王笃信佛教有着直接的关系。灵隐寺因钱弘俶力邀延寿禅师重建而中兴;中天竺和下天竺也因而吴越国期间的重修和改建而绵延;净慈寺以及九溪的理安寺、赤山埠的六通寺、灵峰的灵峰寺、南高峰的荣国寺、天竺山的上天竺寺、紫阳山的宝成寺、月轮山的开化寺,以及海会寺、昭庆寺、玛瑙寺、清涟寺等始建于吴越国期间,成为杭州西湖文化的一部分。

二是塔。吴越五塔中有四塔几近网红,一度成为杭州旅游的重要节点和形象,经久不衰。白塔成名最早,缘于这里出了中国第一份旅游地图,有诗为证“白塔桥边卖地经,长亭短驿甚分明。如何只说临安好,不数中原有几程”,写出了对南宋偏安杭州一隅的讽刺,也道出了白塔作为入京要道的重要战略位置;“雷峰如老衲,保俶如美人”的雷峰塔、保俶塔则使得西湖呈现出“一湖映双塔,南北相对峙”的格局,显现出意境悠远的东方韵味;“六和如将军”的六和塔一直是钱塘江的地标,和一桥搭配成完美的画面;而北高峰塔则相对陌生,始建于唐,毁于“会昌法难”,钱镠重建,后毁于清代,2018年杭州市政府将启动重建工作,重建后的北高峰塔将成为西湖群山中最高的塔,“高高在上”的地标。

2、组建“撩湖兵”,力保美丽西湖

《宋史·河渠志》中有这样的记载:“钱氏有国,始置撩湖兵千人,专一开浚。”由于西湖的地质原因,淤泥堆积速度快,西湖疏浚成了日常维护工作,因此吴越国王钱镠于宝正二年(927年)置撩湖兵千人,芟草浚泉,确保了西湖水体的存在。随后经过千年来各朝各代的雕琢,方成就了现在的“东方名湖”。

杭州因河而兴,因湖而名。吴越国时期,将西湖从山野村姑稍加打扮成为清丽少女,南宋又将西湖打造成为大家闺秀,自此,西湖成为杭州的“面子”,杭州也因为吴越国奠定的基础以及美丽的西湖,最后成就了“东南第一州”的美名。

四、生民永赖,天下追思武肃王

钱镠祖上为南方望族,做过乌程长(现湖州菰城一带)、富春侯,到他这一代已经没落沦为平民。钱镠从小还不受待见,有“婆留”的传说,少贫苦,长大后无所事事,以贩私盐为生,《新五代史》称钱镠“及壮,无赖,不喜事生业,以贩盐为盗”。《武肃王十训》云:“稍有余暇,温理春秋,兼度武经。十七习兵法,二十一投军。”可见,钱镠的一生极具传奇色彩,祖上荣耀,少贫苦,为养家糊口去贩私盐,而后能文能武,从军后开始开挂人生,像极了汉高祖刘邦!钱镠是一位铁汉,但也有柔情一刻,一句“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仅九个字,但含思婉转,尤其“缓缓”两个字更是体贴入微,让人感动。

在杭州城建史上,钱镠功在千秋,使“钱塘富庶盛于东南”,兴修水利,治理钱塘江和西湖,疏浚城中内河,奠定杭州城市格局和古都地位;同时鼓励农桑,发展贸易,成就了杭州“鱼米之乡、丝绸之府、文物之邦”等声誉,成为江南经济中心。

在当时战争频发、割据纷乱的五代十国,即使对比史海沉钩中的历代君主,钱镠绝对是有大智慧的一位君主,是一位“以民为大”的君王,故备受爱戴。苏轼在《表忠观碑》中的一段话或许可作为解释:“吴越地方千里,带甲十万,铸山煮海,象犀珠玉之富,甲于天下”,“其民至于老死,不识兵革,四时嬉游,歌鼓之声相闻,至于今不废,其有德于斯民甚厚”。

一座钱王祠,历经千年香火不断,最后以钱王祠楹联颂之:

功勋合五百臣之多,一代规模创吴越;

德化被十四州而远,千秋坊表永湖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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