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载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结束了自春秋战国以来长达500多年的分裂局面，从而博得了“千古一帝”之美誉。为了宣扬自己的功绩，伸张秦朝法律，威慑六国旧势力，加强对新占领区的统治，以镇压反抗活动，建立起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曾先后进行了五次大规模的巡行全国活动。因常虑及“东南有天子气”，故而在他登基后的三十七年（亦即最后一次），便东巡会稽，并途经钱唐，进行了诸多的炫耀权威，以消弭反抗势力的措施，留下了永不泯灭的足迹。

《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年），“十月癸丑，始皇出游，左丞相斯从，右丞相去疾守。少子胡亥最慕，请从，上许之。十一月，行至云梦，望祀尧舜于九嶷山。浮江下，观籍柯，渡海渚，过丹阳，至钱唐，临浙江，水波恶，乃西百二十里，从狭中渡。上会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石刻颂秦德”。

由此文中获悉，当年秦始皇一行，自国都咸阳出发至楚故地云梦后，又浩浩荡荡乘船顺着长江东下，渡过海渚（也作“牛渚”）踏上了江南大地，途经丹阳，到达了“诏息湖”和钱唐县时均稍作逗留，还登上了濒临钱塘江边的将台山（故将台山又名秦望山）眺望，察江势，觅渡径，但见古钱塘江江面辽阔，波涛汹涌，风大浪高难以渡江，只好再向西行一百二十里，改从今富阳一带江面狭小处渡江。然后抵达越故都绍兴会稽祭奠大禹，登上了后来所称的秦望山，观南海，并命人取来钱唐“浙江岑石”（原石所在传称即后来随潮涨落出没的“罗刹石”，《咸淳临安志》记罗刹石在秦望山东南，其位置大致在今白塔至复兴立交桥东面一带），上端“长丈四尺，南北面广六尺，东面广四尺，西面广尺六寸”，令左丞相李斯手书铭文。在刻石记功颂秦德文中，还强调了整肃社会秩序和越地民风，宣省习俗，遂将此石碑立于会稽鹅鼻山（又名刻石山）上，这便是闻名古今的《会稽刻石》。

绍兴《会稽刻石》

据《越绝书·外传记地传》载，秦始皇此行东巡会稽还实行一项重大举措，则“徙大越民置余杭……故鄣。

据《越绝书·外传记地传》载，秦始皇此行东巡会稽还实行一项重大举措，则“徙大越民置余杭……故鄣。因徙天下有罪適（谪）吏民，置海南故大越处，以备东海外越。乃更名大越曰山阴”。原意大致就是将原越贵族和部分臣民迁离出故地，移居到钱塘江北部的今日余杭至安吉（故鄣）、临安、长兴、湖州、桐乡和皖南一带，并把国中犯有轻罪的吏民贬放迁置到会稽大越故地，以防备东海外越的侵扰和削弱越地的反抗势力，甚至还将“大越”更名为“山阴”，显示出秦始皇为巩固皇权统治的强硬手腕。

相传秦始皇当年抵达钱唐县（可能先在诏息湖逗留后，自沿山港、泛洋湖、上塘河入钱唐。按：南朝刘宋泰始中，会稽山阴人孔稚“东出过钱唐北廓，辄于舟中遥拜杜子恭墓”，知当时有水道与钱塘江相通，可能即武林广场北面的古运河前身。杭州城北原有泛洋湖，明代正德年间湖畔居民，曾掘出大船一艘，“乃是泛海之舟，规制甚异”，或可参考），曾将船停泊在西湖北隅的宝石山下，船缆绳则系结在宝石山南麓的一块卓立山腰的大岩石上，以致后人便称这块岩石为“秦始皇缆船石”。至北宋宣和年间，有位僧人思净将此石雕凿成一尊半身的大佛像，并为之建造了佛寺，山也因名石佛山。南宋施谔撰《淳祐临安志》载及“秦王缆船石”时，称“在钱塘门外，昔秦始皇东游泛海，舣舟于此。陆羽《武林山记》云：自钱塘门至秦王缆船石，俗呼西石头。北关僧思净刻大石佛于此”。明朝张舆有《秦皇缆船石诗》曰：葛仙岭西大石头，祖龙东来曾系舟；不闻登仙入蓬莱，徒见作佛如嘉州。

这便是留传至今的宝石山大石佛造像的由来，时至今日大石佛像的耳、鼻等仍依稀可辨。但此传说毕竟较为晚出，且尚需去伪存真，即使当时西湖与海相通，秦始皇也确曾泊舟于宝石山下，是否会将船缆绳系在宝石山上又高又远的那块大岩石上？宝石山下或江边的大树，就不能系船缆绳吗？如此看来，所谓“秦始皇缆船石”的真实性，就完全值得怀疑了。

在会稽祭奠了大禹之后，秦始皇仍取道钱唐至故吴都（苏州），从江乘（今江苏句容北部）渡过长江向北而去。又在琅琊求仙祈寿，受尽方士徐福等人的愚弄。不幸的是，这年七月，素有万世之尊的秦始皇生了重病，不久便驾崩于沙丘平台（今河北省广宗一带），灵柩后被运回，葬于今日临潼骊山北麓。

史载当年秦始皇横扫六国，一统海内后，除了大规模用兵拓展疆土，或镇守新占领区，以防反抗势力之外，又穷奢极欲地大举调用民力，建皇陵，造宫殿，筑长城，修驰道，通水路，以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鉴于吴越地区的会稽郡距都城咸阳路途遥远，交通不便，中央政府的控制力又较弱，加上有些方士又常散播着“东南有天子气”之说，终使注重迷信的秦始皇下了决心，除了东巡会稽和迁徙越民外，还征发了会稽戍卒，实施了“治陵水道到钱唐”的工程。这便是《越绝书·外传记吴地传》中所记：“秦始皇造道陵南，可通陵道，到由拳塞，同起马塘，湛以为陂，治陵水道到钱唐越地，通浙江。秦始皇发会稽（谪）戍卒，治通陵高以南陵道，县相属。”

其实，早在吴越争霸之时，素以“习于水斗，便于用舟”名扬天下的吴越民族，就利用了江南水乡水网密布的地理环境特点，以舟楫来作为水上交通工具。相传伍子胥为运送粮食，曾开凿并沟通利用了吴都以南的故水道至嘉兴一带，史称胥浦。又据《越绝书·外传记吴地传》载：“百尺渎，奏江，吴以达粮。”文中的“江”并非“长江”，即今日所称的“钱塘江”。而“百尺渎”，后来又名“百尺浦”，《咸淳临安志》“盐官县”条目记：“百尺浦，在县西四十里。《舆地志》云：‘越王起百尺楼于浦上望海，因以为名。’”1921年编修的《海宁县志稿》释：“胡家山……在河庄山东一里，越王起百尺楼望海。”说明在春秋末期自今苏州到嘉兴乃至海宁盐官就已有水道相通，并在今萧山区河庄镇附近通入古钱塘江。

迨至秦始皇时，为加强对会稽越故地的控制，遂将上述的“百尺渎（百尺浦）”水道改向西南直通越地。郦道元《水经注·沔水中》载：“《神异传》曰：由卷县，秦时长水县也……秦始皇恶其势力，王令囚徒十余万人污其土表，以污恶名，改曰囚卷，亦曰由卷也。”文中的“由卷”即《汉书·地理志》中的“由拳”，也就是今日的嘉兴市。《越绝书·外传记吴地传》说秦始皇发会稽戍卒凿通了原来的自然河道，并修筑陆道到达钱唐（即“治陵水道到钱唐”）、越地，通浙江，也就是说修筑了从今日嘉兴到古杭州（钱唐）的水、陆两条直达通道。其中的水道通入了钱塘江，这也可以说是江南运河的雏形，而陆道则使各县相连接。

秦始皇“治陵水道到钱唐”的修筑目的，虽然是属于军事战略举措，为了能及时镇压反抗势力，加强对越故地的统治，而客观上却起到了便利交通（成为古运河的前身）的作用，促进了钱唐县同中原经济和文化的交流，推动了钱唐县的发展与繁荣，厥功甚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