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经》是中国古代儒家关于政治伦理的经典著作，成书于秦汉之际，共十八章，内容以“孝”为中心，通过孔子与其门人曾参谈话的形式，阐述孝道和孝治思想，实是孔子“七十子之徒之遗言”，南宋时尊为儒家十三经之一。

《孝经》草书

“百善孝为先”，《孝经》因巧妙地将“孝”与“忠”联系在一起，故得到了自汉武帝以来的历代帝王的无比青睐，诸多帝王或亲为注释讲解，或旨命镌石宣扬，不但将其钦定为皇子王孙必修课，而且诏示天下官民习行，逐步将《孝经》推向至尊，虔诚遵行，成为稳定社会、规范秩序、治理国家最有力的法宝之一。宋高宗赵构就是善于利用《孝经》治国的一位典型的帝王。

南宋立国之初，宋高宗赵构面临着由靖康之乱带来的社会伦理纲常崩坏、政权不稳的局面，如何重构伦理道德、树立朝廷权威、凝聚臣民向心力就成为宋高宗最为紧迫的治国大事，于是他延承汉以来特别是北宋诸帝“以孝治天下”的治国纲领，不断地通过书写《孝经》宣示宰执、赏赐近臣，并多次刻帖，拓本赐给大臣及颁发给天下的州学，切实扩大《孝经》的社会影响力，强化“孝”的社会地位和作用，有效地规范了君臣关系，统一了朝野共识，解决了帝国一系列棘手的内外政策走向等问题，维护了社会稳定。

宋高宗

那么宋高宗书写、刻石《孝经》的具体情形又是怎样的呢？据《玉海》《宋会要辑稿》《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史料记载，宋高宗早在绍兴二年（1132）八月十六日就书有《孝经》，“自言瞻仰古圣先王之治，以为规诫”，宣示宰执，但未刻石。至绍兴七年（1137）九月又将御书《孝经》赐予大臣向子 ，亦未刻石。御书《孝经》的真正刻石成帖，是时任尚书右仆射兼枢密使秦桧主持完成的。绍兴九年（1139）六月十三日辛酉，秦桧请求将皇上赐给自己的御书真草《孝经》刻之金石，以传布宣扬孝德之意。高宗起初未答允，认为“十八章，世人以为童蒙之书，不知圣人精微之学不出乎此也。朕宫中无事，因学草圣，遂以赐卿，岂足传后？”后来经秦桧再三恳请，方才诏准刊石。次日即绍兴九年（1139）六月十四日壬戌，秦桧马上组织相关人员开刊，至十月一日戊申完成刊刻，历时3个多月，计107日。刻石后边附刊秦桧跋曰：“绍兴九年六月辛酉，皇帝以手书《孝经》赐臣桧……敢请用故事刊诸琬琰，以布宣主德。”又绍兴十三年（1143）正月二十五日，经秦桧之弟、湖州知州秦棣提请，将御书《孝经》及《尚书·周官》《礼记·中庸》的刻石拓本，颁赐各地州学。绍兴十四年（1144）七月二十二日，经秦桧擢用的“执政二十八人”之一、左宣教郎守殿中侍御史汪勃提请，诏令天下州学将之前获赐御书《孝经》拓本刻石，以拓本颁赐现任官及系学籍诸生。汪勃提请时说道：“乞令诸郡募工摹刻，自郡达县，自县达乡，皆使家藏而户晓，庶几普天之下，风俗旷然而大变。”当时至少有五州二府二军落实此事。

事实上，高宗书写的儒经数量远不止《孝经》及《太学石经》。考诸史籍，绍兴五年（1135）九月己丑宋高宗以御书石刻《中庸》篇，赐汪应辰以下新及第进士，可见早在绍兴五年（1135）已有御书石刻。但《孝经》是宋高宗唯一未在太学石经系统刊刻工程中重新刊刻的儒家石经，这说明《孝经》的刊刻已是自成一系，它早已多次颁赐天下州学，已用不到跟其他石经再次同刊。当然，高宗之所以以九五之尊乐此不疲地亲自书写《孝经》等儒家经典，尤其是在建政之初，政权风雨飘摇，君臣东奔西走，朝不保夕之际，仍坚持书写不辍，绝不仅仅是他的个人喜好，一如其自述所云“学写字不如便写经书，不惟可以学字，又得经书不忘”，即是为了学字和复习经书而已。不然，就不会不断地公开宣示，不断地颁赐给官员、州学了。可见高宗书写《孝经》等儒经及刊石实是别有政治考量。从秦桧对御书《孝经》的再三请刊，到高宗的最终诏准刊石，我们不妨把它看作是高宗、秦桧君臣二人间精心策划的一场政治秀，秦棣、汪勃等所请刊，颁赐各地州学，则都是持续一贯、更深入的表演。通过这场政治秀，宋高宗以自己身体力行的御书《孝经》以及拓本颁赐臣下的行动，表彰圣孝，最直接地为绍兴和议扫平了舆论阻碍。当时面对宋、金对峙复杂局面，南宋内部分裂成的主和、主战两派势如水火。绍兴八年（1138），主张讲和的高宗决定宋、金和议时，遭到主战人士的强烈抨击，正如大臣胡铨《戊午上高宗封事》所言：“内而百官，外而军民，万口一谈，皆欲食伦（王伦，绍兴和议促成者）之肉。谤议汹汹……义不与桧（秦桧）等共戴天日。”如何消弭主和、主战两派间的矛盾，达成和议共识，成为一个政治难题。宰臣赵鼎于是为高宗献上一计，就是用孝诚的办法安抚民众，高宗由此屡屡提及之所以不怕委屈自己，希望促成和议，是因为一则哭父，被金人掳去迫害致死的徽宗梓宫未归，二则思母，日夜想念被金人俘去的、年事已高的太后，渴望皆能早日迎接归来，以尽孝道。对高宗这等理由，反对和议的群臣自然无奈也很难再做过多的反对。由此，绍兴九年（1139）秦桧首次请刊御书《孝经》传之后世的政治意图就不言自明了。绍兴十三年（1143），《孝经》再次刻石，时间恰巧在第二次绍兴和议达成之时，徽宗梓宫和皇太后回归南宋之后，宣扬高宗孝道的目的自然达成。而绍兴十四年（1144）时又一次诏刊御书《孝经》，赐现任官及系籍学生，则是“使家至户晓，以彰圣孝”。既宣示崇儒重道的政治理念，又起到了砥砺士风，重建道德秩序的目的。至此，这场由高宗和秦桧为首的主和派精心策划和实施的政治工程大获成功，他们娴熟地利用御书《孝经》刻石颁帖这一重要手段，统一了朝野思想，完成了强化和回护主和道德准则，加强和巩固了南宋政权统治。

高宗为宣示诸生而刻的御书《孝经》，具体又是置立于何处呢？考诸史籍，最大的可能是临安府学（今杭州孔庙所在地）。《玉海》有载：“绍兴三年六月丁未二十四日，复置国子监。诏即驻跸所在学，为之量养生徒……十三年正月癸卯以岳飞第为国子监太学。”这里的“驻跸所在学”，就是临安府学。在绍兴十三年（1143）正月以岳飞故宅改建太学之前，临安府学曾暂代太学之用，所以绍兴九年秦桧请刊高宗御书《孝经》刻石时，为方便宣示诸生，自然是立石于此最为合适。至于绍兴十三年（1143）正月之后是否迁置或重刊新建太学，则未得而知。但既然绍兴十四年（1144）命天下州学皆以御书《孝经》刊石，则临安府学作为母本所在，继续留存亦有可能。

宋高宗《御书真草孝经》秦桧跋文拓片（部分）

尽管宋高宗绍兴九年（1139）赐秦桧的《御书真草孝经》刻石早已毁佚不存（拓本一卷载南宋《郡斋读书志》卷五下赵希弁《附志·法帖类》），但据御赐秦桧《御书真草孝经》刻石拓本再行刊刻的兴国军学（今湖北省阳新县）《孝经》刻石尚存。兴国军学《孝经》刻石还保存了完整的秦桧跋文，跋文如下：绍兴九年六月辛酉，皇帝以手书《孝经》赐臣桧。臣桧昧死言：臣不肖备位宰辅，玩岁愒日，无所云补。恭惟皇帝陛下孝弟之至，既通神明，乃以暇日书经十八章，真草相间，云汉辉映。顾臣岂足以当大赐，敢请用故事刊诸琬琰，以布宣主德。俾小大之臣，比意同为，以赞圣治。又使鈆椠，诸生知九重万几之余，无它嗜好，游艺之勤，致精如此。其谁敢不勉以扶翼世教，为惠甚厚。制曰：可。越异日壬戌鸠工，十月戊申告成。左光禄大夫守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监修国史兼提举实录院提举详定一司敕令臣秦桧谨记。

从秦桧这篇跋文中，我们可以清晰地了解到高宗、秦桧这一对主和派君臣刊刻《御书真草孝经》的目的、过程，它是我们了解南宋初期政治、文化、艺术的重要资料，是《御书真草孝经》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是极为珍贵的南宋临安刻帖之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