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代时期，中原佛教呈衰微之势。后周显德二年（955）周世宗毁佛，加剧了唐武宗会昌灭佛后北方佛教的凋零局面，故以两京（西京洛阳、东京开封）为中心的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代政权统治地区，鲜见这一时期的佛教遗物。作为十国之一，地处东南一隅、踞两浙立国的吴越地方政权，奉五代、北宋王朝为宗主国。开国君主杭州临安钱镠，唐乾宁三年（896）一统两浙，后梁开平元年（907）受封吴越王，以杭州为都城，唐宋之间八十余年，钱镠、钱元瓘、钱弘佐、钱弘倧、钱（弘）俶三世五王，保境安民，佛法昌盛，吴越国遂有“东南佛国”之誉。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末代国王钱（弘）俶纳土归宋。吴越国全盛时，疆域北起苏州南抵福州，有十三州一军之地。钱氏诸王笃信三宝，钱（弘）俶“颇尊天竺之教”，统治吴越的三十年间（948—978），“口不辍诵释氏之书，手不停披释氏之典”，开窟造像，修寺起塔，刻经建幢，铸佛礼僧，保留至今的诸多佛教遗迹有寺院、摩崖龛像、佛塔、经幢等，如北宋乾德三年（965）梵天寺经幢、天龙寺摩崖龛像、闸口白塔。 
杭州天龙寺摩崖龛像 
杭州闸口白塔 吴越国佛教遗物，其数量、种类为五代十国之最，多发现于同时期的佛塔内，如杭州雷峰塔、东阳中兴寺塔、黄岩灵石寺塔、平阳宝胜寺双塔、萧山祇园寺石塔、苏州云岩寺塔。在吴越国故境的宋、元、明时期佛塔，如金华万佛塔、湖州飞英塔、温州白象塔、瑞安慧光塔、宁波天封塔、海宁智标塔、桐乡崇福寺塔、龙游湖镇舍利塔、苏州瑞光寺塔、福州连江城南石塔、上海松江兴圣教寺塔、松江李塔、嘉定法华塔，出土了众多这一时期的舍利容器、佛经、造像等，尤以阿育王塔、刻本《宝箧印经》、金铜造像最富特色。此外，在吴越国周边、中原地区、日本平安时代的佛教遗迹，如我国河北定州静志寺塔地宫、安徽无为宋塔地宫，日本和歌山那智经冢、奈良大峰山经冢，亦有发现。时代多为末代国王钱（弘）俶当政的吴越国晚期。 
杭州雷峰塔 一、舍利容器——阿育王塔 舍利容器用来盛装佛舍利（生身舍利）或佛经（法身舍利）。佛舍利多安置在铁函内，杭州雷峰塔地宫及苏州云岩寺塔所出即是。佛经装藏于经函，装饰华丽者如苏州瑞光寺塔发现的镶嵌螺钿漆经函，东阳中兴寺塔出土的北宋建隆二年（961）贴金彩绘石函，写本卷轴装《妙法莲华经》盛放其中。 
苏州瑞光寺塔出土的镶嵌螺钿漆经函 湖州飞英塔发现的后周广顺元年（951）钱（弘）俶生母吴汉月舍入天台山的镶嵌螺钿漆函，函内装藏刻本经折装《妙法莲华经》，外底朱书四行题记：“吴越国顺德王太后吴氏谨拾（舍）宝装经函四只入天台山广福金文院转轮经藏永充供养时辛亥广顺元年十月日题纪”。 
湖州飞英塔后周广顺元年（951） 吴汉月舍入天台山的镶嵌螺钿漆函 苏州云岩寺塔出土的两重经函，外重为石函，函身四面浮雕一佛二弟子二菩萨像，盖内墨书“金字法华经”等字，内函为鎏金镂花包边楠木经函，函底墨书“舍净财造此函盛金字法华经”。 
苏州云岩寺塔出土的石经函 南宋志磐《佛祖统纪》记载：“吴越王钱俶，天性敬佛，慕阿育王造塔之事，用金铜精钢造八万四千塔。中藏《宝箧印心咒经》，布散部内，凡十年而讫功。”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互证。钱（弘）俶仿效阿育王造塔之举，用铜、铁各铸八万四千阿育王塔，瘗藏刻本《宝箧印经》。从塔上铸铭可知，钱（弘）俶相隔十年，两次各铸八万四千阿育王塔：周世宗毁佛之显德二年乙卯岁（955）造八万四千铜塔，内壁铸出“吴越国王钱弘俶敬造八万四千宝塔乙卯岁记”，用来安放翌年印制的佛经；宋太祖乾德三年乙丑岁（965）再造八万四千铁塔，底板上铸有“吴越国王俶敬造宝塔八万四千所永充供养时乙丑岁记”，并装有同年刻印的佛经。 
瑞安慧光塔出土的铁阿育王塔 目前出土的30余座钱（弘）俶造铜、铁阿育王塔，铜塔数量多于铁塔，在吴越国故境的杭州、婺州、明州、越州、台州、温州、秀州、福州等地均有发现。最北发现在河北定州北宋太平兴国二年（977）重新封闭的静志寺塔地宫内，该铁塔应为开宝九年（976）钱（弘）俶朝觐宋太祖时携至北方。福建连江、闽侯出土的铜阿育王塔，为最南之发现。《咸淳临安志》记载：“有西竺僧曰转智，冰炎一楮袍，人呼纸衣道者，走海南诸国，至日本，适吴越忠懿王用五金铸十万塔，以五百遣使者颁日本。”故日本平安时代的经冢，也两次出土过“钱（弘）俶塔”。雷峰塔地宫出土的内奉“佛螺髻发”金棺的银鎏金阿育王塔、天宫出土的内置金瓶的银阿育王塔，为目前仅见的2座银塔，是钱（弘）俶专为雷峰塔特制的。温州白象塔出土的1座漆阿育王塔，应是吴越国高僧延寿募缘造一万所夹纻阿育王塔之一。 
雷峰塔天宫出土的银阿育王塔 阿育王塔实物，方形中空，外形作单层束腰状，自下而上由基座、塔身、塔顶三部分组成。塔顶四角耸立山花蕉叶，正中竖塔刹。铜、铁阿育王塔的铸造方式和山花蕉叶图案不同，每座铜塔铸有千字文编号。塔身四面的佛本生画面，铜塔作浮雕式，铁塔为透雕式，与日本真人元开《唐大和上东征传》中所记“一面萨埵王子变，一面舍眼变，一面出脑变，一面救鸽变”相符，意在宣说释迦牟尼生前的善行故事。铜阿育王塔在山花蕉叶上铸出站立持械的力士，铁阿育王塔的山花蕉叶上铸出“胁下降生”“步步生莲”“二龙灌浴”“比武掷象”“削发出家”“连河洗污”“牧女献糜”“初转法轮”等佛传故事画面。塔身四角有护卫佛法的“天龙八部”之一——金翅鸟，梵名“迦楼罗”。 吴越国时期民间铸造的阿育王塔多为铜质，基座、塔身、山花蕉叶、塔刹、相轮分铸后插合而成，目前发现10座。所见最早者为黄岩灵石寺塔天宫所出，残存铜须弥座，其侧壁用三棵菩提树间隔四尊禅定坐佛，座面环刻一圈铭文：“陈八娘为亡妣林十娘子女弟子造塔一所永充供养乾祐三年（950）二月十八日记”，铸造时间早于钱（弘）俶乙卯岁（955）铜阿育王塔。此塔虽缺失塔身、山花蕉叶、塔刹，其底座的形制与萧山祇园寺石塔出土的“戊午显德五年（958）”铜塔须弥座相同。苏州瑞光寺塔出土的“岁次乙卯”铜塔，其山花蕉叶上已铸出连环画式佛传故事画面。
苏州瑞光寺塔出土的“岁次乙卯”铜阿育王塔 东阳中兴寺塔发现的5座铜塔，1座有“吴越国龙册寺弥陀会弟子潘彦温妻王十一娘男仁大阖家眷属造此塔永充供养”铭记，2座有“丙辰岁（956）”题记，为僧人供养。苏州云岩寺塔出土的“辛酉岁（建隆二年，961）”铁阿育王塔，比钱（弘）俶乙丑岁（965）铸铁阿育王塔早四年。 
苏州云岩寺塔出土的 “辛酉岁（北宋建隆二年，961）”铁阿育王塔 1935年天台国清寺出土的方形单层重檐仿木结构铜塔，錾刻“天福四年岁次己亥（939）六月日再舍入飞霞寺永充供养吴越国王记”，为第二代吴越国王钱元瓘舍入寺院。 二、法宝——刻本《宝箧印经》 吴越国时期奉佛之风炽烈，流布的法宝以写经、刻经、石经等多种方式存世。写经中最耀眼的为苏州瑞光寺塔出土的卷轴装金书《妙法莲华经》，每卷在卷首绘出经变图，尾题“时显德三年岁次丙辰十二月十五日弟子朱承惠特舍净财收赎此古旧损经七卷备金银及碧纸请人书写已得句义周圆添续良因伏愿上报四重恩下救三涂苦法界含生俱沾利乐永充供养”。黄岩灵石寺塔出土的插图本《佛说预修十王生七经》，图文并茂，白描十殿阎王和六道轮回图，犹如一幅生动的民俗风情画作。雷峰塔遗址出土了众多石刻佛经，经文以唐代实叉难陀新译《大方广佛华严经》中的前三十二卷为主，十六个壁面按上、中、下三层叠放，每壁两卷，围砌塔身底层外壁一周。此外还凿刻《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全经，经末有钱（弘）俶手书的《华严经跋》。钱（弘）俶在跋文中称雷峰塔为“大精进幢”，比作吴越国经幢。 
雷峰塔遗址出土的石刻《大方广佛华严经》拓本 始于唐代的雕版印刷，在国力殷实的吴越之地得到了飞速发展。据张秀民统计，有数字可考的经像、咒语，竟达六十八万二千卷之多。存留至今的，以后周广顺元年（951）吴越国顺德王太后吴汉月舍入天台山的经折装《妙法莲华经》最早，附有精美版画。 
后周广顺元年（951）吴越国吴汉月舍入天台山的 经折装刻本《妙法莲华经》（局部） 钱（弘）俶刻印《宝箧印经》数量众多，该经全名《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箧印陀罗尼经》，经文宣称，书写此经供养塔中，可获佛护念，兼具禳祸祈福、趋吉避凶诸多世俗功能，以及存经以备末法的宗教功能。《宝箧印经》特为护法护教的吴越王室持重，雕版流布。钱（弘）俶开官府大规模刻经之先河，于显德三年丙辰岁（956）、乙丑岁（965）、乙亥岁（975），三次雕印《宝箧印经》各八万四千卷，依佛典所述“若人书写此经置塔中者，是塔即为一切如来金刚藏窣堵波，亦为一切如来陀罗尼心秘密加持窣堵波，即为九十九百千俱胝如胡麻如来窣堵波，亦为一切如来佛顶佛眼窣堵波，即为一切如来神力所护”，置经于铜、铁阿育王塔和雷峰塔内。 显德三年丙辰岁（956）刻经，发现于湖州天宁寺、安徽无为宋塔地宫，卷首发愿文为“天下都元帅吴越国王钱弘俶印宝箧印经八万四千卷在宝塔内供养显德三年丙辰岁记”；安徽无为发现者，其卷尾加刻“都勾当印盛秦仁宕陈贻庆僧希果”题记。乙丑岁（965）刻经，发现于绍兴、嵊州，全卷三纸粘接而成，卷首题刊“吴越国王钱俶敬造宝箧印经八万四千卷永充供养时乙丑岁记”。 
绍兴铁阿育王塔内藏乙丑岁（965）刻经卷首的扉画 （滑动欣赏） 乙亥岁（975）刻经，1924年雷峰塔倒塌后发现，该经先放置于藏经砖的小圆孔中，再砌入塔内，由于藏经方式独具一格，故乙亥岁（975）刻本，习惯上称“雷峰塔藏经”，在国内外诸多机构有收藏。卷首刊刻“天下兵马大元帅吴越国王钱俶造此经八万四千卷舍入西关砖塔永充供养乙亥八月日纪”，发愿文后的“礼佛图”扉画，显系依照唐代不空三藏《宝箧印经》的经文内容而作。 
雷峰塔出土的乙亥岁（975）刻本《宝箧印经》 （滑动欣赏） 发现于韩国平昌月精寺石塔、安东普光寺的高丽国统和二十五年丁未岁（1007）惣持寺刻本《宝箧印经》，其版式仿吴越官版，其扉画与后周显德三年丙辰岁（956）刻经一致，发愿文亦模拟显德三年丙辰岁（956）、北宋开宝八年乙亥岁（975）刻经，音译的陀罗尼神咒与丙辰刻经全同，意译的经文依照吴越国两官版刻经互校重订。 三、佛宝——金铜造像 雷峰塔遗址出土的圆形铁板上，铸有“天下兵马大元帅吴越国王钱俶铸造菩萨一万身永充供养”题记，是吴越王室崇佛的重要物证。吴越国造像多保留唐代遗风。质地丰富，以铜像最多，泥塑像次之，铁、玉石像较少；装饰华丽，鎏金、贴金或彩绘，极尽工巧；题材多样，有佛、弟子、菩萨、护法像，以反映西方净土的阿弥陀佛和观音菩萨造像较为常见。
2006年平阳宝胜寺双塔出土18尊彩绘陶塑坐佛像，由同出的《清河弟子造塔记录》石碑可知，这批泥塑像为北宋乾德三年乙丑岁（965）制作，天禧二年（1018）重新妆銮。佛像低平肉髻，螺发，双耳垂肩，内着僧祇支，外穿双领下垂式袈裟，双手在腹前交叉作禅定印，或双手握拳叠放于胸前作智拳印，或一手抚膝一手平放腹前，结跏趺坐于双层仰莲座上。黄岩灵石寺塔亦出土后周显德五年（958）等纪年的彩绘泥塑像。 金铜造像尤以金华万佛塔、海宁智标塔、杭州雷峰塔、苏州瑞光塔出土较多，数量逾百尊。苏州瑞光寺塔出土的1尊观音像背后墨书“开宝二年岁次己巳（969）”，金华万佛塔地宫出土的地藏菩萨像，座上阴刻“府内女弟子吴二娘为亡孙十二娘子造地藏一身永充供养”，这些题记为吴越国时代的金铜造像提供了断代依据。 
智标塔地宫出土的砖座金铜佛像 金铜佛像均为坐像，雷峰塔所出者，下承龙柱，造型别致，高肉髻，螺发，身穿双领下垂袈裟，下摆披覆莲座，左手抚膝，右手施说法印，结跏趺坐于双层莲瓣包围的莲台上。座侧设壸门、平面呈花瓣形的双层须弥座，与杭州慈云岭资贤寺后晋天福七年（942）一佛二菩萨像、飞来峰金光洞后周显德六年（959）周钦造弥陀像的花瓣形底座一致，可视为吴越国时期金铜造像的典范之作。上海松江兴圣教寺塔地宫出土的卧佛像，神态安详，该涅槃像为目前仅见。 
雷峰塔地宫出土的金铜龙柱佛像
杭州慈云岭造像 
上海松江兴圣教寺塔地宫出土的金铜卧佛像 弟子像多见迦叶、阿难，迦叶饱经风霜，拱手作揖，阿难双手合十，年轻睿智，海宁智标塔地宫出土者，可作为弟子像的代表。 
智标塔地宫出土的金铜迦叶、阿难弟子像
金华万佛塔、苏州瑞光寺塔、上海嘉定法华塔出土的地藏菩萨像（图21），右手斜举胸前施说法印，左手托珠放置膝上，右腿横盘，左腿下垂，足踏莲花，舒相坐于须弥座上，造型、姿势与杭州慈云岭地藏菩萨龛像相同。 
金华万佛塔地宫出土的铜地藏菩萨坐像 观音菩萨像，吴越国时期多见立像和坐像，头挽高髻，斜披络腋，身挂璎珞，雍容华贵。万佛塔出土的水月观音像，右腿支起，左腿下垂，现大自在姿势，圆形头光，外饰三簇火焰纹，独具吴越地域特色。苏州云岩寺塔、海宁智标塔出土的铜十一面观音像，与“天下大元帅吴越国王钱俶印造”二十四应现观音像一致。万佛塔地宫出土的1尊菩萨立像，帔帛环颈从双肩飘垂，秀丽多姿，极具舞动之感。 
金华万佛塔地宫出土的金铜观音菩萨立像
湖州飞英塔出土的吴越国时期金铜观音菩萨坐像 
金华万佛塔地宫出土的金铜水月观音坐像 
智标塔地宫出土的砖座金铜十一面观音菩萨像 上海松江兴圣教寺塔地宫出土的僧伽像，亦为目前仅见。僧伽俗称“泗洲大圣”，唐代中亚何国人，在临淮建普光王寺，民间视作观音菩萨化身，头戴风帽，身着圆领袈裟，结跏趺坐于束腰须弥座上。 
上海松江兴圣教寺塔地宫出土的金铜僧伽像 雷峰塔地宫出土的毗沙门天王像，个体虽小，制作精细，身穿甲胄，左手托塔，右手执兵，立于云端，威武雄健。这一时期金铜造像的莲座和身光独具特色：束腰仰覆莲座，莲瓣宽大饱满。头光和背光，外形作宝珠状，装饰华丽，内匝雕镂缠枝荷花、牡丹或宝相花，外匝、周缘饰火焰纹，与同时期西湖周边的摩崖龛像一致。 线刻镜是用锋利的工具在铜镜照人的一面錾刻佛、弟子、菩萨、护法像，有些还刻出纪年及供养文字。线刻镜为钱（弘）俶时期吴越国工匠首创，目前在黄岩灵石寺塔、苏州云岩寺塔发现多面，为僧俗敬献塔庙的供养品。此工艺较早传入日本，内蒙古巴林右旗辽庆州白塔出土的线刻镜，有“乾统五年（1105）”题记，高丽时代后期的朝鲜半岛亦有较多发现，反映了10世纪以后东亚地区频繁的海上文化交流。 感谢原文作者及发布媒体为此文付出的辛劳，如有版权或其他方面的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本文仅供参考，不代表杭州文史网观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