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以来，伴随着中国传统社会的近代转型，杭州观音信仰文化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

明崇祯十四年（1641），杭城遇大旱，饥民有饿死者无数。时有人讹传观音大士在上天竺救灾济困，于是灾民闻讯蜂拥而至，在上天竺附近掘土三尺，挖取粉状泥士，“食之不饥，民赖以活。”从此，江南一带遇有灾荒，饥民就常以“观音土”充饥。由此可见，天竺观音不仅是当地佛教信众的信仰对象和精神寄托，而且也与杭州及其周边地区民众百姓的社会文化和物质生活关系十分密切，进而对明清以来杭州民众的社会生活和文化习俗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最突出的现象就是“天竺香市”（又称西湖香市）的出现。

正是由于朝廷及地方官府的提倡和社会民众对灵感观音的虔诚信奉，两宋以来特别是明清时期杭州及周边三吴各地的乡民纷纷前来上天竺朝山进香，祈求灵感观音菩萨的佑护，并逐渐发展为一项表现西湖民间传统“春香”习俗的香烛集市——“天竺香市”。

香市，又称香会，早在唐宋时就已出现并流行。南宋定都杭州以后，历朝帝王常常亲临灵隐天竺诸寺进香礼佛。受此影响，当地士绅及民众亦纷纷仿效之，并相沿成习，从而形成了规模盛大、影响深远的天竺香市。明代文人张岱在其《陶庵梦忆》卷七中详尽描述了“西湖香市”的盛况：“西湖香市，起于花朝，尽于端午。山东进香普陀者日至，嘉湖进香天竺者日至，至则与湖之人市焉，故日香市。然进香之人市于三天竺，市于岳王坟，市于湖心亭，市于陆宣公祠，无不市，而独凑集于昭庆寺。昭庆寺两廊故无日不市者，三代八朝之骨董、蛮夷闽貊之珍异，皆集焉。至香市，则殿中边、甬道上下、池左右、山门内外，有屋则摊，无屋则厂，厂外又棚，棚外又摊，节节寸寸。凡胭脂簪耳、牙尺剪刀，以至经典木鱼、孩儿嬉具之类，无不集。此时春暖，桃柳明媚，鼓吹清和，岸无留船，寓无留客，肆无留酿。”

在《武林旧事》《仁和县志》《西湖志》及清末范祖述的《杭俗遗风》等著作中，多有类似的描述。

“天竺香市”的香客来源，除杭州本地信众以外，主要来自浙江省内杭嘉湖地区以及苏南地区，甚至也有来自安徽、福建、山东等外省的。他们有的乘香船经运河抵达杭州，在松木场上岸，也有的取道长江、钱塘江，在西湖边的昭庆寺登岸，而杭城本地的信众，亦皆定期赶往天竺寺进香，虽小儿也不例外，无不知敬奉观音大士。

这些香客进香的目的地主要是以杭州上天竺寺为核心、包括飞来峰南侧的天竺另外二寺在内的“天竺佛国”。清雍正时编纂的《西湖志》卷四中这样描述道：“由下竺而进，夹道溪流有声，所在多山桥野店。方春时，乡民扶老携幼，焚香顶礼以祝丰年。香车宝马络绎于道，更有自远方负担而至者，名曰‘香客’。凡自普陀回向未有不至此者。三寺相去里许，皆极宏丽，大士宝像各有化身，不相沿袭。晨钟暮鼓，彼此间作，高僧徒侣，相聚焚修。真佛国也。”上天竺与中天竺、下天竺合称天竺三寺，其中下天竺法镜寺原是东晋慧理所建，曾是灵隐禅寺的下院，宋天禧四年（1020）改作“讲寺”；而中天竺则是隋代时由千岁宝掌禅师开山，亦以禅寺著称。然而，自明清以来，或许正是因为天竺灵感观音的影响，三座天竺寺无不以供奉观音大士的圆通宝殿作为主殿，从而成为信众天竺朝山进香的核心区域。

“天竺香会”，是西湖香市期间最热闹的观音庙会，以朝拜天竺观音为主。香会分三期，其中以农历二月十九观音诞辰日香市最盛。而六月十九（观音成道日）天竺香会则是以杭城本地人为主，亦十分热闹。明清时，杭州十城门至晚必闭，故夜间游西湖者，须于城外找宿处。惟观音成道日之前的六月十八之夜，官府为便利市民进香，钱塘、涌金、清波三处城门通宵不关，所以杭州人有“六月十八游夜湖”的俗谚。

从香期的起迄时间来说，天竺香市起于花朝（江南地区以农历二月十五日为花朝节），尽于端午（五月初五），故俗称“春香”。每年开春之季，来自杭嘉湖及外省的香客，成群结队、络绎不绝地来到上天竺进香，形成杭州繁荣而又独特的“春讯”，正如张岱所描述的，“此时春暖，桃柳明媚，鼓吹清和，岸无留船，寓无留客，肆无留酿。袁石公所谓‘山色如娥，花光如颊。温风如酒，波纹如绫’，已画出西湖三月”。

随着天竺香市的影响越来越大，香客朝圣的目的地也逐渐由上天竺扩展到杭城周边地区所有的寺庙观堂等宗教道场。据《杭俗遗风》等资料记载，因来杭州进香目的地以及香客的身份的不同，在西湖周边后来又出现了“下乡香市”和“三山香市”及“吴山香市”等种种说法。

“下乡香市”，下乡者，“下至苏州一省以及杭嘉湖三府属，各乡村民男女，坐船来杭州进香”，船只停泊于松木场，船只多达千余只，早则正月尽，迟则二月初，咸来聚焉。须于看蚕时方返棹。这些下乡香客如同赶集一样，每至店面无不云集，曰“赶香市”，城内主要是城隍山各庙，城外主要是天竺寺及“四大丛林”（海潮寺、灵隐寺、净慈寺、昭庆寺），但是若行大蜡烛则仅天竺一处：造数十斤大烛，用架装住，两人扛抬，余人和以锣鼓，到庙将大烛燃点即熄，带回去以作照蚕之用。“三山香市”，三山即天竺山、小和山、法华山。天竺山自不必论，留下附近的小和山主要供奉玄天上帝，法华山供奉东岳大帝。每逢三月间城里乡绅及大家富户之妇女，约伴烧香，要在一天之内，来回百余里，烧遍三山之香，名叫“翻三山”。“吴山香市”，因古时郡中旱涝，多将上天竺观音迎请至吴山海会寺祈雨祈晴，为时既久，遂形成吴山香市。

众所周知，朝山进香原是佛教徒的一种常见的宗教行为，与非佛教徒及其他社会成员关系不大。就进香的动机来说，香客原有的动机或是“焚香顶礼以祝丰年”，也有“凡自普陀回向未有不至此（天竺寺）”还愿的。然而，由于上天竺灵感观音巨大的社会影响力，致使两宋以来特别是明清时期到天竺寺朝山进香的宗教行为逐渐演变为一个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社会经济行为，“数百十万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日簇拥于寺之前后左右者，凡四阅月方罢。恐大江以东，断无此二地矣。”香客趁进香许愿、还愿之机，集旅游、购物、休憩、娱乐等功能于一体，由此，我们看到的是一幅幅多姿多彩的江南民众社会生活的画卷。天竺香市盛况空前，其影响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清雍正年间被增列为“西湖十八景”之一。

因此，“天竺香市”的内涵与意义早已超越了宗教信仰的范畴，从而具有了广泛而又深远的政治经济及社会文化之意义。其中，一个“市”字充分反映出这一社会习俗的本质特征。

观音土

“天竺香市十里喧”，自昭庆寺、松木场至上天竺的路上，香客摩肩接踵，“又以黄布白布或数丈数十丈不等，扯长间段牵拽而行，名为‘舍幡’，其实白送和尚。香则檀香、线香二种。檀香数百千斤，线香千百古，略为烧点余亦送与和尚。故天竺之香布二物，虽十店亦不敌其多。至于点残蜡烛，仓中散放更不知其几千万斤也。所以天竺和尚、吴山道士，白手求财吃着不尽。各房头均有嫡泒子孙相传，剃度外人不得而与焉。城外赶香市者不过十分之一，而城中三百六十行生意，夏秋冬三季敌不过春香一市之多，大街小巷无不挨肩擦背者也。予坟亲李玉堂住居留下，其房分有业竹篮者，每逢春香，一家要做千余串钱生意。即此而推，各式生意诚有不可胜计者矣。即如沿途乞丐，挨斑坐索各有位次。自茅家埠至普福茶亭，以达上天竺，除棉线蚕豆糕饼，不计外其钱，亦可乞得一年粮草也。”由于香客众多，寺院经济得以发达自不必说，进香道边两旁的茶楼酒馆、临时摊贩亦繁荣兴盛，四乡工艺品土特产，均云集于此，莫不利市数倍。

天竺香市，也记录了杭州城市的发展及社会生活的近代变迁，也见证了基层老百姓生活的艰辛与甘苦。“光绪时拱宸桥关商埠，间有泊彼处者。迄今交通大便，香客大半乘车而至，投宿旅馆，费用省且速，诚一举两得。来时数十成群，肩挂黄袱，腰系红带，遇天雨，则男女赤足而行。时人目之曰烧跑香。轻（青）年而稍爱场面者，非乘舆即坐黄包车矣。香市除城外松木场、昭庆寺、岳坟一带外，城内则城隍山城隍庙内。所售大抵以竹蓝、果盒、大小木鱼等为最多。一至立夏节，烧跑香者，皆归家饲蚕。继来者，嘉湖市镇及苏申之富有家妇女。若辈举止阔绰，不惜金钱，故一般顶上圆光者见之，莫不逢迎恐后也。”由于香市的繁华，住三天竺附近的“穷民赖以为生者不可胜数”。据民国初年南社诗人高燮《武林十日游记》（记于1915年）所述：“从天竺出，数里间，民居门首，无不以矮桌椅供泥塑之小佛，用作乞怜之具，亦可笑矣。其民家儿女，及七八岁，即令其效为乞丐，俟肩舆过，则呼号而乞钱焉。是以行此途中，眼中所见，无非泥塑之小佛，耳中所闻，无非乞丐之呼声。”这段文字充分反映了民国初年杭州民生凋弊之现状，亦成为近代以来上天竺观音信仰走向衰落的现实写照。

天竺香市自宋时出现，至清代臻于极盛，清末到民国时期开始衰落。1949年后香市更加衰败。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民生活的日见富裕以及旅游业的兴起，天竺香市又有复兴的趋势。作为一个旅游城市，现在的杭州市每年要接待大量的游客和香客。以吃住购游娱为特色的旅游经济成为当代杭州经济的支柱之一。可以说，杭州城市的发展与近代转型，乃至今天作为文化名城的杭州“精致、和谐”的城市特色和城市性格的形成，与历史上天竺观音及天竺香市的影响不无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