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太平兴国三年（978）五月初一，汴京崇元殿里，一场隆重的“纳土”仪式正在进行：吴越国王钱弘俶上表，“以所部州十三，军一，县八十六，户五十五万七百，兵一十一万五千，暨民籍、仓库尽献之”。自此，统治浙北苏南区域86年的钱氏吴越国，正式归入北宋版图。

“善事中国”是吴越建立者钱镠在世时就确定的国策。吴越国历代统治者还一直致力于“保境安民”，使得“五代之际，天下纷扰，杀人如麻，独吴越人民安居乐业，百年不知兵革”。

去世时，钱镠更留下了“如遇真君主，宜速归附”的遗言。钱镠之子钱元瓘继位后，遵循父亲遗嘱，立即改用中原年号、并向中原王朝进贡、接受册封，与中原王朝达成了远交近攻的默契。北宋建国后，吴越统治者钱弘俶为避赵匡胤父亲赵弘殷之讳，还特意改名钱俶。

然而，吴越钱氏和宋太祖的“统一”认知，是存在本质差异的。吴越钱氏的“统一”，是在尊崇中原王朝、合作而不对抗的框架下，继续偏安一隅。而宋太祖、宋太宗的“统一”，是真正的天下一统，不再有任何独立割据政权，即便是朝贡臣服的也不允许一直存在，正如宋太祖所说的，“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

这一认知差异造成的必然矛盾，随着北宋统一进程的加快而日渐显现。北宋开宝七年（974）八月，宋太祖下诏攻南唐，再次要求吴越配合夹击，于是钱弘俶亲自率五万大军出征。一年后，南唐灭亡，后主李煜被俘。被俘前，李煜在给钱弘俶的信中写道：“今日无我，明日岂有君？一旦明天子易地酬勋，王亦大梁一布衣耳”。

南唐灭亡后，宋随即把吴越国的问题提上了日程：吴越还有11万军队，尽管钱氏统治者很驯服，但宋军仍然需要留驻重兵在南方戒备。而只有解决了吴越，宋军才可以全力北上，应对最强大的敌人契丹和北汉。

开宝九年（976）正月，钱弘俶第一次去汴京见宋太祖，便体会到了巨大的压迫感。回杭之前，宋太祖特意送了一份黄绫包袱，并嘱咐他在回程途中再打开。那里面，是宋朝大臣们上给宋太祖的奏折，他们纷纷请求扣留或杀掉钱弘俶。

对此，钱弘俶试图以“倾国事贡”的方式来维持吴越的存在，这样的朝贡，仅《宋史》有记载的就达10次左右。但宋太祖看到贡品却说：“此吾帑中物尔，何用献为！”

等到北宋太平兴国三年（978）四月，吴越国的北、西、南三面已都被北宋包围，生存形势急剧恶化。而钱弘俶别无选择，只能寄希望于继续以“倾国纳贡”的方式来维持政权存续，他决定带着贡品北上汴京拜谒新继位不久的宋太宗。出发前，他一一拜祭了诸先王陵庙，然后痛哭而别，那时，他大概已经预感此去的结果了。

一到开封，钱弘俶就遭遇了个大尴尬：早在南唐还未投降就主动向宋朝称臣的闽南漳、泉两州主政者陈洪进上了《纳地表》，表示愿意献出泉州、漳州两郡一十四县。这一比较，钱弘俶的巨额贡品就显得鸡肋了。纳完贡后，钱弘俶连上三十多道奏折要求回吴越，都被无视。跟随钱弘俶来的大臣提醒他处境危险，除了纳土降宋，恐怕已经别无选择。

思虑再三，钱弘俶最终上表献出了两浙之地，这样既遵从了祖训，又让吴越百姓“免于燐青骨白之苦”。钱弘俶“纳土”，使得吴越百姓免于兵连祸结，也使新兴的宋王朝避免了巨大消耗。因此宋太宗非常高兴，在《允纳土诏》中称“愿亲日月之光，遽忘江海之志”，并赐钱弘俶誓书，优待钱氏族人，赦免钱氏子孙中所有有罪刑拘者，钱氏男丁“无官者可以荫资，有官者重跻极品”，“今给此书，永为照据，与国同休”。

同年七月，钱氏宗室三千余人分乘1044艘船，浩浩荡荡启程前往汴京，宋太宗命沿线官兵行护送之责。

就在钱弘俶入朝的第二年，宋太宗北征太原，伤亡惨重，他因此更深切体会到了纳土的意义，对钱弘俶说道：“卿能保全一方以归于我，不致血刃，深可嘉也。”

归宋后的钱弘俶，也确实得到了宋太宗厚待，比如第二年中元节，京城到处张灯结彩，宋太宗下令在钱弘俶宅子前面设置灯山，“陈声乐以宠之”；之后钱弘俶生病，宋太宗也是赏赐不断，给宅子、给地、给钱财……

然而，优渥的待遇背后，钱弘俶和其他降宋的亡国君主们一样，在汴京每天提心吊胆，因为他们要时时面对宋太宗的阴刻猜忌。雍熙元年（984），钱弘俶被改封汉南国王。雍熙四年（987）春，钱弘俶被改封南阳国王。深谙套路的钱弘俶四次上表“让国王”，于是改封许王，端拱元年（988）又徙封邓王。在降宋归宋的五代十国诸君主里，钱弘俶的待遇算是不错了，然而即使这样，也没有改变他“暴毙”的结局。《宋史》记载，瑞拱元年，钱弘俶“会朝廷遣使赐生辰器币，与使者宴饮至暮，有大流星堕正寝前，光烛一庭，是夕暴卒，年六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