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函路7号别墅如今已经挂出了“蒋经国旧居”的牌子。其实，这处西湖断桥旁的别墅，在20世纪40年代里，一直是挂着“圣塘路152号”的门牌。1949年3月，由江南问题研究会编印的《杭州概况调查》曾明确记载：“蒋经国，圣塘路152号”。所以，把这处别墅认定为“蒋经国旧居”，是有历史依据的。

原始档案透露房屋信息

然而，当我们在浙江省档案馆内，看到一份形成于1947年5月2日的浙江省高等法院刑事裁定书后，才对这处名人别墅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

抗日战争取得胜利后，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曾经开展清查汉奸财产的工作。浙江省档案馆内的这份刑事裁定书，就是当时清查工作的结果之一。这份刑事裁定书认定：西湖断桥旁的“圣塘路152号”是汪伪大特务、杀人魔王李士群的房产。虽然，李士群早已死亡，但是，按照《惩治汉奸条例》的规定，宣告没收这处房产。

这份刑事裁定书还交代了这处房产的规模、原先房主的姓名，以及门牌号码的变迁。

当初这处房产的主人叫王相恒，李士群是从王相恒的手中买下这处房产的。当时李士群买下这里的房产共有两处：一是杭州市2都2图第306之1号，计地1亩2厘；二是杭州市2都2图第306之3号，计地1分1厘8毫。李士群总共买下了共计占地为1亩1分3厘8毫的两处房产。李士群买房时，这两处房产的门牌号分别是“里西湖1号、2号”和“石塔儿头82号边门”。而在1947年5月2日，省高等法院刑事裁定书宣布没收这些房产时，这两处房产就只有一个门牌号——“圣塘路152号”。

后来，笔者又专门去查阅原始地籍资料，发现这处地产的土地执照上，既没有王相恒的姓名，也没有李士群的名字，而是两个化名“李瑞九”和“张余庆”。而王相恒则是国民党杭州市烟酒统税局局长王式园的老婆。

那么，李士群买下这两处紧贴日本驻杭州领事馆的房产，究竟出于什么目的呢？省档案馆内没有这方面的资料，许多有关李士群的传记专著甚至都没有提到李士群曾到过杭州。

《遂昌文史资料》第三辑曾刊登过程一戎所撰《我所知道的李士群》一文。这是笔者在多年查阅中唯一看到有关李士群在杭州的历史资料。程一戎在文中提到：“1932年我在杭州担任省立民众教育实验学校民俗文学教员，并兼任《杭州国民新闻》副刊编辑。一个夏天的傍晚，我在湖滨碰到了李士群，我邀他到我家吃便饭。问他到杭州来做什么，他笑而不答，只从西装胸袋里掏出两张名片给我看，一张的头衔是：‘中央党部专员’；另一张的头衔是：‘上海晨报特派员’（《上海晨报》的社长是潘公展，是国民党CC派要人）。”

尽管程一戎与李士群是熟人，但是，李士群对他的杭州之行还是不吐一字。看来李士群在杭州的确有诡秘的活动，李士群与“圣塘路152号”之间，的确还隐匿着某些秘密。

探寻“蒋经国旧居”真相

看来，“圣塘路152号”成为“蒋经国旧居”，应该是1947年5月2日以后的事。但是，根据相关文献资料的记载，蒋经国长期居住在这处别墅的可能性非常小。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经国被任命为外交部东北特派员。蒋经国的表妹竺培英当时在上海，据她回忆，蒋经国在1945年10月12日赴东北上任前，是在上海安置家小[注一]。竺培英说：当时，蒋经国住“逸园”。1946年2月26日，竺培英在上海家中为儿子举办满月酒宴。蒋经国此时正好也在上海家中，所以，就带着夫人前来喝酒。

1948年8月19日，蒋经国就任上海经济管制督导员（虽是副职，却是全部工作的总负责人），此后，他就常住上海“逸园”（也有人称“逸村”）的家中。那么，西湖旁的“蒋经国旧居”当时又是谁在居住呢？其实，这处别墅的主人是蒋经国的一对儿女——蒋孝文、蒋孝章。他们两人当时都是在杭州的中学读书。

蒋经国的夫人蒋方良可能曾陪同过自己的两个子女在杭州读书。蒋经国写于1948年的《沪滨日记》中有这样的内容：“9月17日，今天是中秋节。本来想回杭州去同家人共度佳节，并赏湖上之月，但是因为上海方面工作紧张，不能离开。”

但是，在9月26日、9月28日的《沪滨日记》中，就出现了蒋经国带蒋孝武去游玩上海的中山公园和外滩，以及蒋孝武生病住院的内容。这表明，此时，蒋方良已带着小儿子蒋孝武从杭州回到上海居住。[SITESERVER_PAGE]

有的文章说：“1948年10月，蒋经国夫妇又在杭州喜获一子，取名蒋孝通。”[注二]这些“文抄公”连抄书都会抄错！其实，当时蒋经国夫妇生下的儿子叫“蒋孝勇”，蒋家根本就没有一个叫“蒋孝通”的人。

关于蒋孝勇的出生地不是在杭州，而是在上海，已经有文章提及此事。[注三]为了杜绝妄说，笔者在此再作进一步考证：

1948年中秋节过后，蒋方良带着小儿子蒋孝武回到上海，应该与蒋孝勇即将诞生有关。10月18日，蒋方良已经入住上海的一家医院。蒋经国在这天的《沪滨日记》里就提到：“曾到医院访妻。”

10月27日晚，蒋孝勇在上海的一家医院内降生。当时，蒋经国正在南京。半夜里接到来自上海的电话，获悉又添一子，“心中甚喜”。10月29日，蒋经国坐火车从南京返沪，“下车后，即至医院访妻，并看新生之儿。”只要是看过蒋经国《沪滨日记》的人，就不会提出“蒋孝勇出生于杭州西湖”的妄言。

此外，蒋经国的《沪滨日记》还记载了当时居住在杭州的蒋孝文、蒋孝章曾去上海探望父母的内容。1948年11月1日的《沪滨日记》是这样开头的：“文儿、章儿于前日由杭来申，一家团聚，心中甚喜……”

终于走进“圣塘路152号”

蒋经国《沪滨日记》最后一天（11月6日）的内容，才与杭州的“圣塘路152号”有关。11月6日，蒋经国在上海“打虎”失败，黯然离开上海。他在这天的日记里写道：“昨日正式发表消息辞督导员职。自今日起已不再到中央银行办公。当我离开办公处的时候，心中实有无限的感慨，几欲流泪。今日早晨，约行深、沧白、灵峰、仲平乘汽车作杭州之游。中途经闵行、乍浦、海宁，一路的风景虽美，但秋风红叶，使人发生伤感。中午到达杭州，见文、章两儿，得叙天伦之乐。下午游虎跑，晚在楼外楼宴客。”

显然，1948年11月6日中午，蒋经国终于走进了“圣塘路152号”，与蒋孝文、蒋孝章团聚，共叙天伦之乐。但是，蒋经国没有在西湖旁的这处别墅内久留。1948年11月8日，蒋经国一家已经出现在奉化溪口。

据竺培英回忆：1948年11月8日，是我小儿子满月。上午10点，蒋经国领着全家来出席我们举办的满月酒。当时，不明就里的竺培英还在酒宴上向蒋经国询问上海的事情，弄得蒋经国当时很尴尬。

看来，沪杭路上的“秋风红叶”，已经使蒋经国意识到，蒋家王朝正在走向没落，所以，他没有在杭州久留，而是带上蒋孝文、蒋孝章，一起回到老家。

这一次，蒋经国蹲在溪口的时间很长。竺培英说：“1949年1月，天气忽然寒冷起来。一天，蒋经国急急忙忙走来通知我，他就要离开溪口了。他要去哪里？我没有追问，他也没有告诉我。”后来，竺培英才知道，蒋经国是奉蒋介石的指令去上海，将上海金库内的黄金、白银、美元分四批运往台湾。[注三]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宣布“下野”。不久，蒋经国陪同蒋介石回到奉化溪口。已经宣布“下野”的蒋介石，又在溪口遥控军事、政治。

1949年4月21日晚，蒋介石、蒋经国正在武岭学校礼堂看戏。突然来了长途电话。蒋经国离开座位去接电话，回来后，在蒋介石的耳朵旁小声说了几句，父子俩匆匆离席而去。会场秩序顿时大乱，戏剧演出只得中途散场。

事后，人们才知道，这天晚上，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了。4月25日，蒋氏父子带领一干人马离开溪口。从此，就再也没有回来过。

今天，西湖旁的这处“蒋经国旧居”保存得相当好。一大一小的两栋二层洋楼之间，有天桥沟通；厚厚的围墙之内，生长着枫树、棕榈、桂花、玉兰等植物。

但是，人们如果要想了解这处名人别墅的全部历史，还需要继续调查和深入研究。

注一：注三：参见杨尧深著《走进蒋氏家族》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10月出版

注二：参见2005年7月8日《生活与健康》报第8版《蒋经国旧居》一文

（文/张学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