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在吴、越故地设会稽郡，在今杭州地置钱唐县。故杭州古称钱唐（塘）。有历史记载的杭州第一本地方志书，是修撰于南朝宋（420-479）的《钱唐记》（后亦作《钱塘记》）。钱唐县后来演变为杭县，杭县分置出杭州市后又演变成余杭（县、市、区）。所以，《钱唐记》也被认为是最早的余杭地方志。1990年出版的《余杭县志》和2013年出版的《余杭通志》在介绍此书时都说：“已佚，清王谟《汉唐地理书钞》辑本。”王谟辑刻的《汉唐地理书钞》有中华书局1961年9月出版的影印本。在这本书中只能看到《刘道真钱塘记》书目，而没有该书的辑文。《余杭县志》不写《钱唐记》的修纂人姓名，而《余杭通志》载明了其修纂人是刘道真，这便引起了笔者的注意。《汉唐地理书钞》中明明有“刘道真”这个作者的姓名，《余杭县志》为何不写呢？
笔者的解疑从检索《余杭通志》开始。《余杭通志》中有关《钱塘记》刘真道、刘道真的记载有9处。其中在第1卷《通纪》中，引用《宋书·刘怀肃传》时载：“南朝宋元嘉十三年（436）大事：是年，东土饥，朝廷派遣扬州治中从事沈演之巡行。沈演之上表曰：钱唐令刘真道、余杭令刘道锡皆奉公恤民，恪勤匪懈……演之表真道及余杭令刘道锡有美政，宋文帝嘉之，各赐谷千斛，以道真为步兵校尉。”引文中出现了钱唐令刘真道和步兵校尉（刘）道真两个名字。他们是同一个人吗？笔者查阅《宋书》核对。《宋书》卷四十七《刘怀肃传》载：“刘怀肃，彭城人，高祖（按：宋武帝刘裕）从母兄也……怀肃次弟怀敬，涩讷无才能……怀敬子真道，为钱唐令。元嘉十三年，东土饥，上遣扬州治中从事史沈演之巡行在所，演之上表曰：‘……窃见钱唐令刘真道、余杭令刘道锡，皆奉公恤民，恪勤匪懈……经历诸县，访核名实，并为二邦之首最，治民之良宰。’上嘉之，各赐谷千斛，以真道为步兵校尉。”笔者又在《南史》卷十七《刘怀肃传·刘真道》里查到了基本相同的记载：“怀敬子真道为钱唐令，元嘉十三年，东土饥，帝遣扬州中从事史沈演之巡行在所，演之表真道及余杭令刘道锡有美政。上嘉之，各赐谷千斛，以真道为步兵校尉。”在这二史的记载中，钱唐令和步兵校尉是同一个人，都叫刘真道，是彭城（今江苏徐州市）人。元嘉十四年（437），刘真道升为梁、南秦二州刺史。十八年（441），氐贼杨难当侵寇汉中，宋文帝派刘真道率军征讨。十九年（442），刘真道等大破杨难当，受到朝廷嘉奖。可是，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的刘真道竟私藏了寇贼的金银珠宝和良马，被揭发后下狱处死。通览《刘真道附传》全文，共有7处提到刘真道的名字，却没有看到有“道真”这个名字或字号。这下清楚了，原来是《余杭通志·通纪》中的引文把步兵校尉刘真道的名字颠倒了。《余杭通志》中其他地方提到的刘真道也变成了“刘道真”。
其实，历史上还真有个“刘道真”。《晋书》卷89《刘沈传》载：“刘沈字道真，燕国蓟人也。”这个刘沈（刘道真）是西晋燕国蓟（今北京城西南）人，在晋惠帝元康、永宁年间（约295-302）先后效命于齐王、河间王、长沙王，卷入了王室之间的争斗，最后兵败遇害。刘沈（刘道真）和刘真道是两个不同朝代的历史人物，时间相隔100多年。刘沈的人生经历在中国北方，没有到过江浙。而刘真道实实在在做过钱唐县的县令，能够修纂出《钱唐记》是顺理成章的事。
可是，王谟在辑刻《汉唐地理书钞》时，为什么把《钱唐记》的作者写成“刘道真”呢？他可能是参考了唐朝初期成书的《艺文类聚》。该书第9卷“水部下·湖”下有载：“刘道真《钱塘记》曰：明圣湖在县南，去县三里。父老相传湖有金牛。”（按：本文引用的一些古籍原文无标点，笔者试加之。）所以，他辑录的书目也成了《刘道真钱塘记》。
刘真道撰写的《钱唐记》可能没有成书；或者成书了，但因为刘真道被下狱处死而被禁毁了。所以《宋书》和《南史》的《刘真道附传》里都没有提到他写《钱唐记》这件事，《隋书·经籍志》里也没有该书目。清朝学者严可均编辑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6月第1版）一书中，《全宋文目录》收入了南朝宋一代278人的著作，没有刘真道（或刘道真）的名字；在该书《全晋文目录》的831个作者中也没有刘沈（或刘道真）的名字。
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约470-527）晚南朝宋人刘真道（？-442）几十年，可能看到过刘真道写的《钱唐记》（禁毁后的“漏网之鱼”）。因为郦道元没有到过南方，所以在撰写《水经注·渐江水》时，引用了《钱唐记》里的几段话，从而为后世留下了《钱唐记》的身影，如：“《钱唐记》曰：防海大塘在县东一里许。郡议曹华信家议立此塘以防海水，始开募有能致一斛土者，即与钱一千。旬月之间来者云集。塘未成而不复取。于是载土石者皆弃而去，塘以之成。故改名钱塘焉。”可是，郦道元在引用其他一些著作时，大都写出了作者的姓名，而在引用《钱唐记》时却没有写作者。笔者推测：郦道元注《水经·渐江水》时，南朝宋刚灭亡（479）不久，会不会是为了“避讳”（南朝宋对刘真道实行“文字狱”），或者怕给刘真道的家人带来麻烦，因而不写《钱唐记》作者的姓名。

宋版《水经注》引《钱塘记》
唐初文学家虞世南（558-638）也晚郦道元几十年，在隋末编撰了《北堂书钞》。“我国类书流传到现在的，以此书为最早。”书中有两处引用了《钱塘记》，但也都直书“《钱塘记》云”而不写作者姓名。这两段文字，一段“金牛”与《水经注》所引有较大的差异，另一段“秦憩”在《水经注》中是没有的。因为《钱唐记》到隋朝时已经散佚了，所以虞世南大概是看到了它的抄本残卷，缺署名。唐初钱唐县已经改名为钱塘县，故虞世南把《钱唐记》改写成《钱塘记》。
和虞世南同一时代的文学家欧阳询（557-641）在唐朝初期奉敕领修了另一部重要类书《艺文类聚》，其中辑录了一条《钱塘记》的“明圣湖”。与《水经注》《北堂书钞》不同的是，《艺文类聚》在《钱塘记》的书名前署了作者的姓名“刘道真”。编撰人是怎么用了“刘道真”这个名字的呢？他们大概看到了另一种《钱唐记》的抄本残卷，有署名。
古代文人写书著作，一般都有署名、字号，并连带籍贯、登科、官衔、时间等信息。刘真道撰写的《钱唐记》也可能有这些内容。即使是抄本残卷，也可能会留下某些痕迹。编撰人可能在那本残卷上发现了“刘真道”“元嘉”等字，估计此书出于南朝宋一代。于是，他们用《宋书》做了对照分析。《宋书》卷47《刘怀肃传》附载了《刘真道传》。《艺文类聚》的编撰人研究了这篇传文后，考定《钱唐记》的作者就是宋文帝元嘉年间任钱唐县令的刘真道。本来，编撰人把考定结果写入《艺文类聚》时应该写“刘真道《钱唐记》”，可是却鬼使神差地写成了“刘道真《钱塘记》”。这是怎么回事呢？

《艺文类聚》
可能原因之一：《艺文类聚》是由唐高祖李渊组织了10多个人，在3年时间内编修完成的，全书共100余万字，引用唐前古籍1431种。仓促之下，难免出错。据目前所知，该书最早的刻本出自南宋绍兴年间的浙江地区。1959年，上海图书馆得到了一部宋刻本，由中华书局比对他本校勘出版。结果发现有3000条（字）左右的脱讹倒错，即书中每300多字当中就有1处错误。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当时的编撰人把刘真道写错成“刘道真”，是十分有可能的事。
可能原因之二：唐代以前写成的《晋史》《晋书》等有20多种，到唐初大多还存在，这些书里面可能有刘沈（刘道真）这个名字。《艺文类聚》的编撰人在参考写作时，可能犯了“张冠李戴”的错误。
可以说，《艺文类聚》是第一次连作者带书名记载“刘道真《钱塘记》”的历史文献，也是把刘真道错成“刘道真”的始作俑者。作为我国现存早期重要的官修类书，《艺文类聚》的记载影响了后世的许多历史学家。
我国历代正史中第一次引及《钱塘记》的是唐朝章怀太子李贤（655-684）等人作注的《后汉书》。在该书卷七十一《朱儁（俊）传》中，朱儁（俊）因破黄巾之功“更封钱塘侯”文后有一条注文：“钱塘，今杭州县也。《钱塘记》云：‘昔郡议曹华信议立此塘，以防海水。始开募，有能致土石一斛，与钱一千，旬日之间，来者云集。塘未成而谲不复取，皆遂弃土石而去，塘以之成也。’”李贤等人应该看到过《水经注》《北堂书钞》《艺文类聚》等书，也看到过《宋书》和《南史》，他们选择了《钱塘记》中最有代表性的一条记载（即“华信筑塘”的故事）写进了《后汉书》的注文（但其文字与《水经注》所引略有差异，不知所本为何）。或许有惑于“刘真道”和“刘道真”之间的真真假假，李贤等人在注文中没有写出《钱塘记》的作者姓名。
唐朝中期的史学家杜佑（734-812）在《通典》中几乎原封不动引用了《后汉书·朱儁（俊）传》注中“华信筑塘”的故事，只是把开头语“《钱塘记》云” 改成了“《钱塘郡记》云”，盖因南朝陈时曾经改钱唐县为钱唐郡也。杜佑也没有写出《钱塘记》的作者姓名。
自此以后，唐宋期间相继面世的几部全国地理总志在叙述杭州（余杭郡、临安府）钱塘县时，都引用了《钱塘记》中“华信筑塘”的故事。其中北宋的《太平寰宇记》和南宋的《舆地纪胜》两书注明了《钱塘记》的作者是刘道真。
南宋“临安三志”是保存至今记载杭州最早的地方志书。孝宗时的乾道《临安志》已经残缺不全，没有找到关于《钱塘记》的记载。理宗时的淳祐《临安志》数处记载了“刘道真《钱塘记》云”，有一处还记载了“钱塘令刘道真《钱塘记》云”（卷八《山川·武林山》）。度宗时的咸淳《临安志》不仅记载了“刘道真《钱塘记》云”，还在卷五十一《秩官·县令》中记载了这么一条：“钱塘。刘道真，一本作真道。宋元嘉十三年，文帝遣扬州治中从事巡行。上表曰：钱塘令刘道真、余杭令刘道锡为二邦之首最，治民之良宰。文帝嘉之。”该书作者潜说友一定是认真地看了《宋书》和《南史》中的《刘真道附传》，认为《钱塘记》的作者应该是刘真道；可是又不知道为什么从《艺文类聚》到淳祐《临安志》都写作刘道真，于是采取了折中的方法，首次提出了“刘道真，一本作真道”的说法，走出了恢复历史真相的第一步。只是他没有交代出“刘道真，一本作真道”的文献依据，说服力似乎不太强。
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纂成的《钱塘县志》，是目前能够看到的最早的钱塘县志。书中也引用了《钱塘记》云“华信筑塘”的故事，也有“刘道真，宋元嘉间为钱塘令”的记载，但是没有明说刘道真和《钱塘记》的关系。
清康熙五十七年（1718）纂成的《钱塘县志》，在卷九《官师》下记载“六朝宋县令。刘道真，咸淳志真道。元嘉十三年任，有传”，在卷十六《人物·名宦》下记载“刘道真，怀敬子，元嘉间为钱塘令”。该书重新继承了咸淳《临安志》的折中说法，说刘道真又叫刘真道。
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由和珅等人重修完成的《钦定大清一统志》对这个问题做出了崭新的回答。在卷二百十七《杭州府·古迹·钱塘故城》里清清楚楚地说：“刘真道作《钱塘记》。”在卷二百十八《杭州府·名宦》里明明白白地记载：“南北朝宋刘真道，彭城人，为钱塘令。元嘉十三年，东土饥，帝遣扬州治中从事史沈演之巡行在所。演之表荐真道及余杭令刘道锡有美政。帝嘉之，各赐谷千石。”这里没有丝毫含糊，也没有半点折中，完全恢复了《宋书》和《南史》中《刘真道附传》的原始记载，在历史上第一次确定了《钱塘记》的作者就是刘真道。
刘真道的故乡也出来为《钦定大清一统志》助阵。相传尧封彭祖于今江苏徐州市地，为大彭氏国。春秋时为宋彭城邑，秦时置彭城县，两汉至宋一直为彭城郡（徐州）治所，元至元二年（1265）省彭城县入徐州，清雍正十一年（1733）置铜山县，为徐州府治。民国《铜山县志》（1919年修）第17篇《人物传》下有载：“刘怀肃，彭城安上里人，宋武帝从母兄也。……从子真道为钱唐令。元嘉十三年东土饥”“刘怀敬，怀肃次弟，真道父。”明确记载宋元嘉十三年（436）时任钱唐令的是彭城人刘真道，他没有其他什么名字。
讨论本该到此结束了。可是，民国《杭县志稿》第2卷《通纪一》里的一条记载，又让人坠入了云雾之中：
文帝元嘉十三年，东土饥，遣扬州从事史沈演之巡行在所。演之表称，钱唐刘真道奉公恤民，讼诉希简，翦荡凶顽，屡能擒获。上嘉之，赐谷千斛，以真道为步兵校尉。《晋书·刘怀肃附传》
案：刘真道一作道真，即撰《钱唐记》者。又，《晋百官名》曰：刘宝，字道真，高平人。《世说》：陆士衡入洛，咨张公所宜，诣刘道真，乃晋时人。
该记载正文讲了南朝宋文帝元嘉十三年（436）时，钱唐县令刘真道以良好的政绩得到了钦差大臣、扬州从事史沈演之的称赞，继而获得了皇上的嘉奖。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事载《宋书》和《南史》的《刘怀肃传》，而不在《晋书》里。
该记载案语一开头也明确说刘真道是《钱唐记》的作者，但是却又说“刘真道一作道真”；接着便说明了这个“刘道真”是晋朝的一个官，大名叫刘宝，高平人。
前面已经说过西晋的一个“刘道真”（大名叫刘沈，燕国蓟人），和《钱唐记》毫不相干。怎么这里又出来一个晋时的“刘道真”（大名叫刘宝，高平人）？笔者再次查看《晋书》，其百官、人物传记里没有刘宝这个人。中华书局出版的《二十四史纪传人名索引》（张忱石等编，1980年5月第1版）里也查不到刘宝（或刘道真）的人名。难道，刘宝不存在吗？我们再来回看《杭县志稿》的那篇案语。它言之凿凿，依据是《晋百官名》和《世说》。
《世说》（习惯上多称《世说新语》），是由南朝宋文学家刘义庆（403-444）撰写、南朝梁文学家刘孝标（462-521）作注的古小说集，共讲了1130则故事。全书（包括刘孝标注）所涉及的人物共达1500余人，征引典籍400余种，其中就有刘道真和《钱唐县记》。《世说》中有5则故事说到了刘道真，如上卷之上第1篇“德行”第22则故事：“刘道真尝为徒。（刘孝标注——《晋百官名》曰：“刘宝字道真，高平人。”）扶风王骏以五百匹布赎之，既而用为从事中郎。当时以为美事。”这里说的刘道真就是刘宝。《世说》中有18则故事引用了《晋百官名》。《隋书·经籍志》中有“《晋百官名》三十卷”的记载。《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论《世说新语》时说“孝标所注特为典赡”，“所引诸书，今已佚其十之九，惟赖是注以传”。

《世说新语》
刘宝（刘道真）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在唐颜师古撰的《汉书叙例》中有记载：“刘宝字道真，高平人，晋中书郎，河内太守，御史中丞，太子中庶子，吏部郎，安北将军。侍皇太子讲《汉书》，别有《驳义》。”公元265年，司马炎代魏称帝建立西晋，史称晋武帝。这个时候的刘宝（刘道真）还是个少年，生活在高平（今山东微山县西北）微山湖旁，以捕鱼捉虾为生，虽然出身贫寒，但是性格诙谐任诞，不拘小节，后因生计贫乏沦为刑徒。扶风王司马骏（司马懿之子，司马炎之叔）慧眼识珠，用五百匹布将他赎出，既而用为帐下幕僚。刘宝从此一展抱负，做官著书，终成一代士林之望。
刘宝和刘沈虽然都是同一个朝代的人，刘宝略为年长，但是他们的籍贯不同，生活经历大相径庭；尽管他们都以“道真”为字，仍可断定此“刘道真”非彼“刘道真”。
综上所述，民国《杭县志稿》的那条案语所引《晋百官名》和《世说》二书，说的是同一个人，即西晋时的刘宝（刘道真）。刘宝没有到过江南，更没有做过钱唐县令，所以和《钱唐记》也没有关系。《宋书》《南史》和《二十四史纪传人名索引》里都只有刘真道的人名，而没有“刘道真”。目前已知的两个“刘道真”（“道真”也只是刘沈和刘宝两个人的字）都是西晋时人，都和《钱唐记》无关。
《世说》中有一则故事提到了《钱唐县记》。该书中卷之上第6篇“雅量”第18则故事说：“褚公于章安令迁太尉记室参军，名字已显而位微，人未多识。公东出，乘估客船，送故吏数人，投钱唐亭住。（刘孝标注——《钱唐县记》曰：“县近海，为潮漂没。县诸豪姓敛钱雇人，辇土为塘，因以为名也。”）”褚公，指褚裒（303一349），东晋河南阳翟（今河南禹县）人。虽然其女儿为晋康帝皇后，但他不以外戚擅权，深为朝野人士称服。有一年，他从临海郡章安县令（属今浙江省）赴任太尉庾亮的太尉府参军，乘船过浙江，在江北岸的渡口钱唐亭投住。钱唐亭是钱唐县供来往官员、旅客停留食宿的公舍。刘孝标由钱唐亭想到了钱唐县，又联想到了《钱唐县记》，遂作注于后。
刘义庆与刘真道的年岁相仿，同为南朝宋的朝廷命官，互相应该知晓。可以认为《世说》与《钱唐记》写于同一个时期。刘义庆在写这则故事时可能还没有看到《钱唐记》；或者看到了《钱唐记》，但因为刘真道犯罪被下狱处死了，为了“避讳”而不能写进自己的书里。刘孝标为《世说》作注时，肯定已经看到过《钱唐记》了，于是在“钱唐亭”下注引了《钱唐县记》（刘真道当初写的书名可能就是《钱唐县记》）。南朝梁的刘孝标和北朝北魏的郦道元也几乎是同龄人。一个在南方注《世说》，一个在北方注《水经》，他们都引用了《钱唐记》中“筑防海塘”的故事（两个故事有点不一样）。可能是为了同一个原因（“避讳”），刘孝标和郦道元都没有写出《钱唐记》作者的姓名。可以说，《世说注》和《水经注》是最早引用《钱唐记》，从而为后世留下了《钱唐记》身影的历史文献。时隔约1500年的今天，我们仍然应该感谢这两位先人作出的贡献。
民国《杭县志稿》的编纂者一方面认同《钦定大清一统志》关于“宋元嘉钱唐县令刘真道作《钱唐记》”的定论，另一方面又说“刘真道一作道真”。这个“折中”的说法后来还延续了下来。20世纪90年代后期出版的《杭州市志》，在《农业篇·水利》中说《钱塘记》的作者叫刘道真，在《政务篇·行政首官》中记载：“钱塘县令：南朝宋，刘道真，彭城人，元嘉十三年任，一作真道。”
虽然笔者不认同“刘道真，一本作真道”的折中说法，但是它毕竟还没有否认刘真道的存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版的《浙江方志考》可能是否认刘真道的先行者，它在卷二《杭州府县志》中记载：“《钱塘县记》：南朝宋县令彭城刘道真撰。……《钱塘记》当是简称。”洋洋数百字的介绍中只字不提刘真道。而直接否认刘真道者当是《杭州西湖非明圣湖考辨》一文。该文在“据我们查考，最早著录明圣湖情况的书册当推南朝刘宋元嘉年间（公元424-453年）钱唐令刘道真撰写的《钱唐记》”一段话后出注：“《宋书》卷四七及《南史》卷一七的《刘怀肃传》中，均把刘道真误倒为‘刘真道’。”它说《宋书》和《南史》中明明白白记载的刘真道应该是刘道真，两部书都把刘道真的名字“误倒”了。对于这个说法，我的理解有两种意思，一是《宋书》和《南史》的作者在写书时把刘道真的名字写倒了，二是书坊、出版社在刻（排）版印刷时把这两部书中刘道真的名字刻（印）倒了。可是，该文没有说明发生这两种可能的事实依据，也没有提供后人或书坊、出版社对这两部书作整理、校注时的纠错说明。这样武断的说法实在让人不能苟同。
是不是因为民国《杭县志稿》中模棱两可的记载，1990年出版的《余杭县志》才没有明写《钱唐记》修纂人的姓名呢？《杭县志稿》和《杭州市志》都认同咸淳《临安志》的折中说法，难道其中还有隐情吗？笔者未能得出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