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渔有着顽强的生命力，与贫病进行着不懈的抗争。康熙十六年（1677）八月十三日，他在大病初愈之时，便携次子将开和女婿沈心友去湖州拜访当地官员。抵达湖州的当天，恰巧是沈心友四十岁生日，而湖州太守胡子怀因公务缠身，没有送酒过来。李渔父子在旅店给沈心友过了一个寂静的生日。李渔触景生情，回想起十几年来走东奔西、走南闯北、结交权贵、谋取资助的艰辛生活，写了两首五古和两首七律赠给沈心友。其中《阿倩沈因伯四十初度，时伴予客苕川，是日初至》写道：“一生皆累汝，今日更惭予。母女同艰食，翁婿并饥驱。”“乃今为谋食，相携客阮途。身旁立双影，影外一人无。”《阿倩沈因伯四十初度，时伴予客苕川》又说：“生辰累汝客中过，莫为无钱饮不多。迟得功名非结束，善生儿女不蹉跎。足称快婿惭翁老，肯觅封侯奈妇何。且向躬耕求利达，汉家新制力田科。”对沈心友表示了歉疚和进行了宽慰。从次日起，湖州知府胡子怀、同知于胜斯、别驾余霁岩、署别驾参军林象鼎、乌程县令高凤翥、归安县令何紫雯等官员热情接待了李渔，陪同李渔听梨园度曲，观赏道场、岘山等风景名胜。李渔的心情一下子变得十分愉悦，在七律《吴兴喜遇寄湖上诸同仁》写道：“吴兴地主尽怜才，队队旌旗入草莱。才到一身双榻下，未经三日两筵开。东家吃饭西家宿，左手持螯右手杯。”

在湖州的两三个月里，虽然李渔得到盛情的款待，但他所期待的资助并不多，因而他在《与孙宇台、毛稚黄二好友》信中表示，今后还是要依靠卖文来维持生活来源，目前正在着手编辑近期创作的诗词杂著，定名为《一家言》二集，请求他们予以斧正，并加以评点。这是李渔一生中最后一次出游，尽管在经济上收获不大，但他创作了大量的作品，这也是他能在较短时间里编辑出版《一家言》二集的原因所在。

康熙十七年（1678）这一年，尽管身体每况愈下，但李渔仍在努力忙碌着。元宵节那天，他为浙江巡抚陈司贞太夫人祝寿，献上一幅《八卦图》。他在《祝陈大中丞太夫人寿序》中说：“予贫且贱，贫则不能为礼，贱则不敢为礼。”于是他向四面八方的朋友发出信函，征集名流诗词书画，共计三十六篇，合成一图，取名为《八卦图》。礼轻情意重，这正是他别出心裁之处。三月二十六日是梁冶湄夫人生日，李渔的贺礼又别具一格。他考虑到如果自己撰写一篇祝词，即使十分工整华美，鉴于男女授受不亲，梁夫人未必能见到祝词，因而他致函以前的同学，索求闺秀诗词书画，装裱成册，作为寿礼（《梁夫人寿册引》）。从这两件人际交往中的小事可以看出，李渔为人处世十分精细，考虑非常周详。这或许与李渔经常出入官府的经历有着很大的关系。

撰写、编纂、出版书籍，是李渔一生谋生手段之一。直到此时，李渔仍然未放弃这一谋生之道。春天，朱修龄手持徐冶公创作的传奇《香草吟》及信函向李渔求序。徐冶公名沁，号委羽山人、镜曲化农，浙江余姚人，博通经史，擅长考证，亦能填词。李渔将《香草吟》改名为《香草亭》。他在《香草亭传奇序》中认为，传奇“可传与否，则在三事：曰情，曰文，曰有裨风教。情事不奇不传；文词不警拔不传；情文俱备，而不轨乎正道，无益于劝惩，使观者、听者哑然一笑而遂已者，亦终不传”。并且指出《香草亭》“词华之美，音节之谐，与予昔著《闲情偶寄》一书所论填词意义，鲜不合辙”，“三美俱擅，词家之能事毕矣”，充分肯定了《香草亭》的艺术价值和思想价值。李渔在随后给徐冶公的信函中谈到，将《香草吟》改名为《香草亭》，完全是出于商业方面的考虑，他指出“吟”“草”“集”三字是近年来刊刻诗集的通称，而“今人喜读闲书，购新剧者十人而九；名人诗集，问者寥寥”，指出戏曲畅销而诗集滞销的市场状况；再者，剧情中的姻缘始于香草亭上，将作品改名为《香草亭》，与《拜月亭》《牡丹亭》鼎足而三，更有影响力。同时，他不无自负地说：“若止论传奇一道，则冶公与弟二人之外，不能再屈第三指矣。”（《与徐冶公二札》）

立秋那天，李渔为即将刊行的《笠翁别集》写了弁言。李渔在弁言中叙述了自己的读书特点：“偏喜予夺前人，曲直往事；其所论议，大约合于宋人者少，而相为犄角者众。”表明了自己对阅读古书的怀疑态度和喜欢评论古人的个性。而所谓《笠翁别集》，实际上是择取已经单独行世的《笠翁论古》中《史断》四卷重新刊行而已。中秋节前十日，李渔为已编成的《耐歌词》写了序言。他在序言中说明了将自己词集取名为《耐歌词》的理由：“予谓是书无他能事，惟一长可取，因填词一道，童而习之，不求悦目，止期便口，以‘耐歌’二字目之可乎？”此书最前面刊载了《窥词管见》，集中体现了李渔的词学见解，是他长期创作经验的总结，如第二则认为：“诗有诗之腔调，曲有曲之腔调，诗之腔调宜古雅，曲之腔调宜近俗，词之腔调则在雅俗相和之间。”区分了诗、词、曲在使用语词方面的特征。毛先舒（字稚黄）在评点时指出：“词学少薪传，作者皆于暗中摸索。笠翁童而习此，老犹不衰，今尽出底蕴以公世，几于暗室一灯，真可谓大公无我。是书一出，此道昌矣。”不久，李渔出版了《名词选胜》一书，这是一本近十年以来名家词集的选集，是当代人选当代词。李渔在《名词选胜序》中提出：“文章者，心之花也。”认为文学作品是内心情感的自然流露。他进一步指出：“自有词之体制以来，未有盛于今日者。”正视了清词复兴的事实。尤侗在为《名词选胜》写的序言中称李渔论词“独得妙解”。十分遗憾的是，至今为止，还没有发现公私机构藏有此书。

康熙十八年（1679），李渔整年患病，不能出游，但依然笔耕不辍。李渔删定陈百峰所辑的《女史》，改名为《千古奇闻》。经过他“删其繁冗，补其缺略”，全书共为八卷十二集，收录数千年间各类故事六百余则，大都采自各种史书，可谓集古代妇女事迹之大成。每则都有编者的评论，阐述故事所蕴含的意义，大部分为陈百峰所写，也有一些是李渔整理时补写的。李渔整理此书的初衷，是供女儿辈阅读，但他在十一月初一写成序言后，却将它公开刊行。这也许是迫于生活压力，为增加家庭收入，不得已而为之。李渔在《千古奇闻序》中认为：“世人但知千古来忠孝节义、奇奇怪怪之事，尽从须眉男子做出，遂将巾帼中淑人懿行略而勿讲，讵非天壤间一大缺陷事哉！不知天之生人男女虽殊，识力才猷，秉彝好德，实无殊也。然遇盘根错节，其愚忠愚孝间，有男子所不能者，妇人往往能之，宁可以巾帼者流，略而勿讲耶？”表现出通达的妇女观。李渔在编辑过程中，让长女淑昭、次女淑慧校阅书稿，外孙女沈姒音抄写书稿，有意识地培养她们的阅读能力和识别能力。

李渔迁回杭州时，将芥子园和书铺卖给他人。而芥子园作为书坊的名称，仍然由女婿沈心友主持经营。从康熙十六年（1677）春天起，沈心友开始酝酿编辑《芥子园画传》，他将家藏明代山水画家李流芳（1575—1629，字长蘅，苏州府嘉定人）课徒稿43幅，交给王概（字安节，秀水人，王左车长子、方文女婿）整理增编。王概分类仿摩，增补了不少内容，扩展到133幅。同时，王概又上穷历代画作，近辑名流作品，汇集诸家所长，收得各家山水画40幅。他在篇首撰写了《青在堂画学浅说》，介绍绘画的基本常识。此项工作到康熙十八年（1679）冬告成，历时四十多个月。自从李渔居住杭州后，沈心友经常往返于南京与杭州之间，在三年多的时间里，李渔不仅看到不少画稿，并且提供了有益的建议。因而，当沈心友向李渔求序时，李渔抱病答应了沈心友的请求，并在冬至后三天完成了序言的写作。李渔在序中说，此书的使用价值在于“为初学宗式”，并强调“有是不可磨灭之奇书，而不以公世，岂非天地间一大缺憾事哉”，敦促沈心友抓紧时间付梓。这便是《芥子园画传》初集《山水谱》，共五卷。李渔于次年正月十三日去世，并没有见到此书的刊印本。

康熙四十年（1701），沈心友分别主持刊刻了《芥子园画传》二集《兰竹梅菊谱》八卷和三集《草虫花卉谱》四卷。刊刻时，初集与二集取名为《芥子园画传合编》，王概在序中说，此时李渔已经仙逝二十多年，芥子园的园林已经更换了三任主人，而《芥子园画传》“遐迩争购如故，即芥子园如故。信哉！书以人传，人传而地与俱传矣”，这就是文化传承的力量，是其他任何方式所无法比拟的。嘉庆二十三年（1818），书坊经营者将丁皋的《写真秘诀》，杂采上官周的《晚笑堂画传》等人物画谱中的图绘，编纂成《仙佛图》《贤俊图》《美人图》三卷，附以《图章汇纂》，以《芥子园画传》第四集的名义刻印行世。其实，第四集与李渔、沈心友都没有直接的关系。不过，第四集在印制上仍然传承了前三集的做法，即印成五彩，虽然其印刷及装帧均略逊色于前三集，但在中国出版史上不能不说是一个奇特现象。

芥子园画传

康熙十八年（1679）十二月，李渔为毛纶评点的《四大奇书第一种》（即《三国志演义》）所写的序言，成了他生前的最后一篇文章。毛纶，字德音，号声山，在明末清初颇有文名，但一生穷困潦倒，中年以后，双目失明。他为《琵琶记》《三国志演义》作评点时，由他口授，儿子毛宗岗记录、校订、加工以至最后定稿，因而毛氏父子往往连称。李渔在序中认为，王世贞将《史记》、《南华》（《庄子》）、《水浒》、《西厢》称为“宇宙四大奇书”，混淆了体裁，并不合理；冯梦龙称《三国》《水浒》《西游》《金瓶梅》为“四大奇书”，比较合理。而在四大奇书中，“奇又莫奇于《三国》矣”。他表示，《水浒传》的奇特之处，金圣叹已经作出评点，唯独《三国志演义》的奇特之处，无人涉及。他有意于评点《三国志演义》，但由于应酬太多，又经常出游，没有时间动笔。近一年以来，曾经打算着手此事，却又一直抱病卧床。正好沈心友从南京带回毛纶的评点，请他作序。他认为毛纶的评点“笔墨之快，心思之灵，堪与圣叹《水浒》相颉颃，极心抉髓之谈；而更无靡漫沓拖之病，则又似过之，因称快者”，“布其锦心，出其绣口，条分句析，揭造物之秘藏，宣古人之义蕴，开卷井井，实获我心”，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

芥子园画传

康熙十九年（1680）正月十三日，李渔在层园病逝。钱塘知县梁冶湄是李渔的挚友，两人于康熙六年（1667）在陕西相识，一直保持良好的关系。梁冶湄于康熙十一年（1672）至康熙十九年（1680）任钱塘知县，对李渔一家关怀备至。李渔出游湖州时，梁冶湄主动照应其居杭家小。李渔有多篇诗文赞颂梁冶湄的德政，称他“令浙七载，政不胜书”，又为他选订所著《柳村词》《藤坞近诗》。梁冶湄则为李渔的《论古》及诗文作评点，李渔的《资治新书》收有梁冶湄的文章。梁冶湄得知李渔的死讯，当即作《哭笠翁》七绝四首，其中写道：“廿年风雨赋嘤鸣，一夕分飞变羽声。未过君门肠已断，湖山烟树不胜情。”“忆昔秦川汗漫游，春风郭李附仙舟。至今不复瞻元礼，落月鸡坛无限愁。”“君才合是谪仙人，囊括烟霞数十春。鹤影莫遗华表恨，青莲原是悟前身。”“穗帐空庭锁寂寥，孤儿雪夜泣风潮。伤心此道真如土，千载何人续孝标？”李渔去世时，家里已经十分贫穷，已无力料理后事，梁冶湄在财物上给予了大力资助。李渔葬在方家峪莲花峰，九曜山之阳。梁冶湄题写墓碣“湖上笠翁之墓”，实现了李渔“老将诗骨葬西湖”的夙愿。

乾隆三十一年（1766），兰溪下李村李氏修谱，李渔侄孙春芳、再侄孙泰生携谱前往杭州探访其墓，发现穴场塌陷，遂加以修葺，并刊碑记。中行大书“故清笠翁太公之墓”，落款“乾隆三十一年春二月兰溪侄孙春芳、再侄孙泰生立。再侄孙宝敬书”。嘉庆十二年（1807），仁和孝廉赵坦（字宽夫）命守冢人沈得昭加以修筑，重新树立原来的墓碑，并且写下墓劵让沈得昭藏在家中，作为以后兑现劳务的凭证。赵坦《书李笠翁墓劵后》一文记录了其事，其中写道：“笠翁豪放士，非坦所敢慕。特以其才有过人者，一抔克保，庶可无憾。”表明自己做此事时的心迹。道光年间，下李村族人亦曾到莲花峰修葺其墓。后来，李渔墓倒塌。可惜的是，李渔墓今已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