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熹平二年（173年)余杭县令陈浑辟南湖，筑堤塘，在苕溪上造起通济大桥，把县城中心迁至溪南，建街巷，聚商家，造庙宇，辟市场，使之俨然为一通衢大邑；东晋咸安元年（371年）大学者范宁任余杭县令，兴学校，养生徒，崇学敦教，风化大行；到宋初，建起了巍峨的文庙，景德三年（1006年)，迁文庙至苕溪北岸（今省军区教导大队队部），创办县儒学，自此，余杭有了官办的学校。经过千年以来的整修、扩大，这座县学的规模之大，设施之完备是周边邻县甚至府治所可望而不可及的。清嘉庆《余杭县志》中有详细的记载：“今学在县治东……面瞰大溪。最南为宫墙坊，次为棂星门，进为泮池，跨以石桥，括柏夹列。由桥进为戟门，戟门东南为礼门，戟门内正中为大成殿。殿前为东西两庑，殿后西北为崇圣祠。祠之南为射圃地，祠东为名宦、西为乡贤二祠。直殿后为明伦堂，堂旁有祭器、乐器库及赐书各种，两掖斋堂十余间，堂后有尊经阁故址及谕训署。由礼门出转而南为云路，其上为奎楼。云路之南……辟通至临街，为儒学头门。此迁学以后及屡次增葺之规模也。”宋徽宗崇宁五年（1106年），大学者杨时（字中立，号龟山）来余杭任县官，更注重教育，以德化民。而于水利，尤尽厥心。杨时离任后，余杭百姓在南湖畔创建龟山书院，延师教子弟，并由在任儒学教谕任院长，以示重视，这是民间办学的起始。明洪武年间，城乡各地开设社学38所，可说教育普及。开设在县城的社学，据旧县志载，校园宽8弓，长29弓（每弓为5市尺)，占地377平方公尺，建有前后厅堂各3间，有耳房、门房，以砖垣包围。加上南湖畔县城中开设的集虚书院、启蒙书院、苕南书院和十余所私塾，余杭的学校量多、面广、质高，所以，余杭民间向以读书求知为最崇高的职业，以知书达礼为荣，以报效国家、普济苍生为读书人终生的抱负。二千年来，人才辈出。据旧志书上的统计，自南朝齐梁以来，到清末废除科举止，余杭共产生进士116人，举人213人(明清两朝）；因为品学皆优，而获地方推荐、朝廷辟除的优秀人才有22人（仅汉唐和明崇祯年间、清雍正年间）。这其中以学问和政绩闻名于世的有盛度、何铸、陆洗、虞策、邹干父子、严沆、汪元量等等。至现代也产生了大批的科学家、教授、名医，如陈达、蔡堡、姚仲寅、叶熙春、江一平、钱思亮、方豪、蔡祖泉、姚竹秀、姚祖康、吴家玮等等。最为突出的是视功名如粪土、求学问无止境的近代国学大师章太炎。可以说他们都是喝着苕溪和南湖的水长大，熏陶在余杭崇学敦教的氛围中成长起来的，传承着余杭的文脉。

山川的钟秀固然是孕育人才优良的自然环境，但是，悠悠文脉却不是光有青山绿水就能滋生和延续的，养而教之(教育)更是产生和滋养这条文脉茁壮成长、繁衍壮大的必要途径。正因为二千年来的崇教敦德，才使余杭文风炽烈、俊才辈出，而且民风淳朴、君子尚礼、多秀而知学。这就是为什么余杭的文庙特别宏伟；为什么余杭的学院、私塾特别普及；为什么余杭人对孔孟等文化圣人特别尊崇，虔诚得不准在文庙的泮池中养鱼，以免给圣贤带来腥臭，虔诚得不用写过字的废纸揩抹灰尘和包什物，要送到文庙里特设的火炉里恭恭敬敬地焚烧；为什么今天的余杭中学能排进省级重点中学之列，太炎小学能升级为教育集团；为什么今天的余杭人中作家、诗人、画家、教授、博士、硕士能有这么多的原因。应该说，这篇文章也就是这些“为什么”的答案之一吧。

摘自《余杭历史文化研究丛书·南湖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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