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2 道德情操：克己奉公、清正廉洁、 襟怀广阔、平易近人 对一位大学校长而言，他的办学理念、他对大学使命的认知决定了他所主持的大学的文化关怀、学术抱负和社会担当；他的精神境界影响着他协调、处理大学与政治、政权、政府等外部世界的关系；而他的私德，他的情操，则是他能否在师生中具有很高的威望和亲和力，能否整合学校内部各种资源、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关键。浙江大学在抗战期间艰苦困难的条件下获得的大发展，与竺可桢的个人品质、人格魅力，以及他的道德情操有着极大的关系。 
竺可桢 竺可桢在浙大校长任上一做就是13年，同时兼任气象所所长10年。在长期的兼职过程中，开始是杭州、南京，之后是泰和、武汉，再后是遵义、重庆，浙大和气象所始终不在一地，而两个单位又分属于两个部门。他这个校长兼所长只能在战火纷飞、交通不便的两地、三地之间往返奔波。更为困难的是，八年抗战期间浙大的多次搬迁让竺可桢心力交瘁。1938年6月，战火已漫延至江西北部，浙大不得不再次寻找迁徙的新址。6月底竺可桢离开泰和，先到武汉与教育部长陈立夫商谈迁校问题，然后经长沙到湖南衡阳、广西桂林等地选择校址，了解交通运输情况。正当他为迁校、招生之事各地奔走之时，7月23日，在桂林接到学校让他速归的电报。他知道自己离家太久，夫人染病急需照料，把手头的事托付同行的胡刚复后即往回赶。7月25日晚，当竺可桢乘坐的车子回到学校所在地时，三个孩子竺梅、竺宁和竺安早已等候多时。大女儿告诉他，弟弟竺衡已经去世，妈妈仍在病中。突如其来的噩耗使竺可桢难以自持，无法直接回家，便先到老友郑晓沧处歇息片刻。“即至晓沧处略歇，回家则……见侠卧床上，唏嘘不能言，谓恐不能再相见。”竺可桢妻子张侠魂和二子竺衡是7月11日晚同时发病的，医生诊断为噤口痢，病势凶险，乡间医疗条件差，发病后仅十天，就夺去了14岁孩子的生命，竺可桢未及见到孩子的最后一面。此时的张侠魂仍未脱离危险，经竺可桢多方延医治疗，终因难以控制的并发症，侠魂亦于8月3日病逝。接连遭受失子丧妻之痛，竺可桢精神几近崩溃。但国难日深、校务待理，他强忍悲恸，魂侠去世第三天即投入工作。据1938年8月5日的日记记载：“八点至大原书院……按教育部嘱办师范学院，计全国有中央大学、西北联合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广州中山大学与浙大五个师范学院。”但是，当一天的工作忙碌完毕，夜深人静之时，对亲人的思念再也无法抑制。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竺可桢日记》中经常有与亲人在梦中相见的记载：“晨四时即醒，不能寐。夜间梦侠来。”“晨一点半醒，不能成寐，因续成步放翁原韵悼侠魂绝句两首。” 
竺可桢悼念张侠魂挽联 是什么力量支撑着竺可桢在艰苦备尝、身心极度痛苦之中仍能百折不回、带领浙大师生进取不息呢？曾经与竺可桢长期共事的陈训慈认为，“其支持力量全是他强烈过人的责任感，是公而忘私、高度爱国家爱教育的精神所致”。作为这一历史过程的亲历者，作为竺可桢的学生与同事，陈训慈的分析是准确的。在抗战最艰苦的岁月里，作为一位国立大学校长，他的工资收入几乎不能维持一家的生活。“余每月所收入共为四千三百元、一市担米，而上月单买菜已三千元，油盐酱均在外，三者连煤、水至少一千五百元，而梅儿一人在湄须用一千元，贵重之药尚不在内。余尚如此，余人可知。”梅儿是竺可桢的长女竺梅，她身体不好，长期住院治疗。在这样拮据的情况下，他考虑的是学校的教授、职员，“余尚如此，余人可知”。有时实在周转不过来，就靠典卖物品维持生计。“波若来，将余之麂皮大衣交与，拟以十万元售去，因现在每月所入不敷开支也。”此类记载在《竺可桢日记》中随处可见。其实，作为与中央大学、武汉大学同属国立大学且规模相近的浙大校长，按教育部有关规定，竺可桢的薪俸应与其他两校校长一样，但是，任职以来他的实际薪俸一直比其他两校校长整整低了两级：“余自到校五年以来均支简任三级薪，即月六百元，但武大、中大均以简任一级薪。余初未尝以此作计较也。”多年来，他为浙大的发展不辞辛苦、四处求告，通过各种渠道争取来的经费何止数百万，却从未为自己遭受的不公正待遇去找有关部门。同事们为他愤愤不平，他淡淡地说：“余初不因此而介意也，若斤斤锱铢，则吾亦早为大腹贾也。” 清正廉洁是竺可桢获得师生衷心拥戴、学校有很强凝聚力的一个重要原因。身为一校之长，集全校的财务、人事、建设大权于一身，在战火纷飞的特殊历史时期，有多少贪官污吏在发国难财。而竺可桢在学校管理上，一方面，他力主校务公开，举凡学校大政方针、规章制度及经校务会议讨论的重要决定，均通过《国立浙江大学日刊》《国立浙江大学校刊》等刊物及时向全校师生刊布，便于师生监督；另一方面，他坚持教授治校，通过组织各种委员会，吸收师生参与学校的各项管理工作，充分调动教师、学生的积极性。竺可桢自己始终廉洁自律、公私分明，从不利用特权占公家便宜。《竺可桢日记》1940年5月2日记载了下面一件事：学校从上面申请到千余美金的外汇用于购置外文图书报刊，由于有些书籍未到，结余下5美金多。竺可桢毕业于哈佛，时刻关注哈佛的办学动态，所以长期自费订阅《哈佛大学同学会公报》，恰好此时收到该刊的索订函，计全年订购费4.75美金，竺即用学校余下的这5美金予以支付，同时按当时法定汇率计国币16.1元交给学校。但是，他觉得自己还是占了学校的便宜，因为黑市的汇率要高得多。因此他在日记中特意记下此事，提醒自己“将来此项报纸仍送图书馆”。这是一件谁都不晓得、只有竺可桢自己知道的事情，他竟如此认真地记下一笔。《竺可桢日记》1943年7月18日记有另一件事：“十点半至农场……余购洋葱（5元一斤）、番茄（2元一斤）、金瓜（4元一斤）共一百余元而回。”一位校长到学校的农场视察工作，掏钱买了些农场的蔬菜，此类事情在竺可桢看来太正常不过了。殊不知正是这些极平常的小事，却在无形之中影响着一所大学的风气，形塑着一个学校的校风。时任浙大农学院园艺系主任的吴耕民，在几十年后的一篇文章中深情地回忆：“竺先生为人极廉洁，不揩学校的油。农学院农产品多，如牛奶、牛油、鸡鸭、蛋、水果……样样都有。竺先生以身作则，绝对不揩油白拿，和一般顾客一样都付款购买。我们为他的廉洁道德所感动，也不拿公物送人，自己也不白吃。” 无论是在杭州时期还是在西迁途中，总有人通过各种关系或推荐人员到浙大任教，或设法为子女或亲朋好友的孩子进入浙大读书说项。碰到这种情况，竺可桢一概回绝。在一则日记中竺可桢写道：“现各方谋事者日多……使余应接不暇。若任意位置，抱一有饭大家吃之主义，则学校遭牺牲。若此辈均置之不理，则怨恨丛生……余惟以是非为前提，利害在所不顾。”而对于那些拎着礼品直接找上门来的人，竺可桢简直是深恶痛绝。他在日记中多有这方面的记载：“高学洵来并送礼物。余告以余不愿有此种习惯，故昨日送来未收。”“接邦华函聘万勉之为日文讲师……其实太不相宜，因其回国久，必甚荒疏也。万并以观世音及无量寿佛为赠，使余鄙其为人。”在遵义期间，有一段时间学校庶务处人手不够，庶务主任王伊曾向竺可桢推荐竺士楷，竺一口拒绝。竺士楷是竺可桢长兄的儿子，时任浙大土木系讲师。竺可桢大哥早丧，他从国外回来后，士楷一直和他生活在一起，由他抚养，供士楷读书上学，直至参加工作，视同己出，叔侄关系特别亲近。这份工作远比做讲师收入要高，竺可桢为什么不同意士楷到庶务处工作呢？他在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前王伊曾欲介绍士楷为总务事，余不赞成，亦以欲避嫌。且波若喜管闲事，士楷为总务，则波若必将染指于购置、保管二股，将来必有困难。”日记中提到的波若，名潘波若，是竺士楷的妻子。竺可桢了解自己的这位侄媳妇爱占便宜、喜欢管闲事，担心她日后会怂恿士楷“染指于购置、保管二股”致出大事。不同意士楷去庶务处工作，既是为了避嫌，更是为了防患于未然。 但是，对于那些学术造诣深厚的积学之士和有发展潜力的青年才俊，竺可桢却是竭诚尽力、豁然大公，千方百计聘请他们到学校任教。竺可桢初到浙大时，曾多次专程到国学大师马一浮家中拜访，诚请他到浙大任教，终因马提出的条件实在难以满足而作罢。浙大西迁途中，当竺可桢得知马一浮颠沛流离无处安身的境况后，不计前嫌，派专人将其请至学校，他本人多次到教室同学生一起听马一浮的课，还了解马一浮的需要。 
在浙大任教期间的马一浮（左） 著名植物生理学家罗宗洛要求带四个助手一同到浙大，尽管当时学校经费、编制都十分紧张，竺可桢仍欣然同意，帮助一一解决。谈家桢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对竺可桢的用人原则做了生动诠释：“1937年秋获得博士学位后，我决定回国了。当时我的母校东吴大学要我返校任教，我不想去，我嫌那里‘洋人’味道太重了。我希望能够到一所我们国家自己办的大学里去……（当时）一个教会学校出身的大学生想进国立大学任教，确是一件不很容易的事。事也凑巧，我的一位留美同学，他是在东南大学毕业的，知道我这情况以后，就替我写信给他的老师胡刚复先生。由于胡先生的推荐，不久，竺可桢校长代表浙江大学给我寄来了聘书，聘我为浙大生物系正教授，每月薪金300大洋。这样崇高的职位和优厚的薪金在一个年仅28岁的回国留学生来说，确是不容易得到的……从这一点看，可以说明：竺先生是‘任人惟才’，而是不讲派系的。”不徇私情、任人惟才的用人原则，不计前嫌、不问派系的开阔胸襟，关心师生、平易近人的民主作风，使竺可桢在师生间产生巨大的亲和力，将全校上下紧紧地凝聚在一起，成为克服困难、蓬勃向上的巨大力量。长期在浙江大学工作的苏步青的感受是对竺可桢上述个人品德所产生的无形影响力的最好说明：“这样的校长，他真把教授当宝贝，我们当教授的怎能不受感动啊！这样的校长又往哪里去找呢？这时，我才真感到竺校长是一位处处为我们着想的好校长，是一位品德高尚的人……说心里话，从那时开始，我已完全与竺校长一条心了。从此以后，凡竺校长要我干的事，我都干。后来他要我做院长、教务长、训导长、校务维持会长等等，我都毫不推辞。” 03 结语 阅读竺可桢70年前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写下的数百万言的日记，缅怀他在战火纷飞的艰苦岁月里作为一位国立大学校长所走过的不平凡的人生历程，让我们对这位著名的教育家充满了由衷的敬意。在竺可桢身上所体现出来的一位大学校长的家国情怀，他的追求真理、培育英才、转移风气、报效国家的办学理念，他的“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的精神境界，他的克己奉公、清正廉洁、襟怀广阔、平易近人的道德情操，不仅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份弥足珍贵的遗产，更是21世纪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征途中，我们亟待认真发掘、充分利用的宝贵的本土资源。这些基于一所大学的发展所体现出来的理念、境界和情操，折射的是现代大学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成长、发展所应遵循的基本规律和她的主持者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对于正在致力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中国高等教育而言，可以给我们提供诸多方面的启示和借鉴。 原文刊于《教育研究》2015年第12期 感谢原文作者及发布媒体为此文付出的辛劳，如有版权或其他方面的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本文仅供参考，不代表杭州文史网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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