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军国主义为实现“征服世界首先灭亡支那（近代日本对中国的称呼）”的侵略野心，在“九一八”事变后，侵占了我国吉林、辽宁、黑龙江三省大片土地。1932年1月28日又在上海发动战争，1937年7月7日制造“卢沟桥事变”，8月13日复在上海发动进攻，开始了向我国的全面侵略。

杭州市是1937年12月下旬沦陷的。国民党守军12月23日下午3时左右炸断钱江大桥，最后一批守军沿杭富公路撤出杭城。城陷前谣言频传，人心惶恐，人们早闻悉日寇烧杀凶狠，纷纷逃避。当时的英、美、法等国尚未与日军交战，因此英国人办的广济医院（现浙二医院）、法国人办的仁爱医院（现红会医院）、仁济医院（现已无）、教会办的惠兰中学（现杭二中）、基督教青年会、天主堂、灵隐寺等成了没逃出杭城人的“临时难民收容所”。连准备认贼作父的汉奸王五权、谢虎丞、高复生（即高懿臣）等民族败类，当时也躲入广济医院暂避。但一些汉奸已蠢蠢欲动，为日机轰炸放信号，造谣惑众，搞得草木皆兵。

1937年12月24日下午4时左右，日寇以马队、步兵搜索开道，大队人马沿余杭宝塔山脚经留下镇杀奔杭州。兽兵们沿公路以火力作“威力搜索”，打枪开炮以侦察有无国民党守军，并见人就杀，见屋就烧，一路上浓烟滚滚，火光冲天，还放火和奸淫妇女，掠夺财物，凶残嚣张，惨极人寰。另有一路日寇是由乔司、三堡入城的，同样无恶不作。

汉奸们原来准备好好迎接“皇军”，还计划安排寇军住地、粮秣草料。由于守军退得迟，日军又来得快，来不及筹办。及至听说日军已进城，匆忙钻出“难民收容所”，由王五权带领义务消防队残留的人，与谢虎丞、朱少臣等群丑，打着纸糊的日本膏药旗和欢迎标语，前往献媚。

当时进城的寇军有：土桥部队、牛岛部队及山口、伊藤、大久保、山县等部队，日军的特务机关、宪兵队也同时到达。当时正值隆冬，汉奸们又来不及准备，所以就破门入室占住，并卸门砸窗取暖作炊。日寇还借口搜查“散兵”，由消防队汉奸领先带路，逐家挨户入内搜索。兽兵们见粮食、贵重财物就掠，见年轻男人就杀，见妇女不论年轻或老妪都强奸或轮奸，整个杭城被洗劫达三四日之久。被兽兵轮奸致死，或奸后用刺刀戳阴部至死的甚多。整个杭城凄凉、阴森、恐怖，满目疮痍，惨不忍睹。

日寇野战军入城后在各城门、通道及市内各十字交叉路口设岗哨关卡。当时杭州有钱塘、涌金、艮山、凤山、清泰（即草桥门）、望江、武林、太平、候潮、清波十城门，有的虽已无城门，但残留城墙或墙垣还在。日寇就在城门口及路口堆砂袋，拉架铁丝网路障或构筑碉堡，搜查盘问行人。

进城第二天，日本特务机关长次尾、宪兵队长若松茂平、藤田、吉田、军罔本和拱宸桥日本领事馆领事松村，率日本宪兵队翻译来庆忠、沈定富、沈福林及日本部队翻译朱连宝、领事馆翻译董锡令一起，召集汉奸高复生、王五权、谢虎丞等成立了维持会。维持会由高复生任干事长、谢虎丞任副干事长，程他山、孙少川、张子瑜、韩雨文、邓孝可为干事，另有秘书长徐曙岑、秘书陆迪中、孙补山，总务科长高尔和、警卫科长陈鼎文、财政科长汪宣传、建设科长胡予、宣传科长程季英、征集科长王五权、救济科长邵力更、保安股长范颂西、司法股长汤应煌、卫生股长沈一沦等。在各区设下属组织，成立警察署等，颁发“良民证”，协助日寇维持统治。自此汉奸为虎作伥，趁火打劫，趁机横敛财物。

当时的“良民证”有三种。一种是用长三寸左右、宽四寸多的白布条，上面墨写“良民证”三字，盖上维持会红印泥方章；第二种也是用布条，但盖的是日本宪兵队的“日宪”元红印泥章，这种良民证是汉奸和有权势的人才有条件佩的；第三种是盖上“日宪”印后又加盖“特务机关”印的良民证，这种良民证是专为特务机关和宪兵队爪牙用的。只有胸前挂着“良民证”的人，日本“皇军”才认你是“顺民”，免被立即“格杀勿论”。

凡是要通过日寇哨卡的，必须胸前佩带“良民证”，在距兽兵十多米前站立端正，然后要恭恭敬敬地弯腰鞠躬。还得听兽兵吆喝去或退，稍一不慎，就会轻则拳打足踢，重则枪托击打或放狼狗扑咬，严重的会被抓或当场枪击刀刺格杀。通过的人要被搜身盘问，有的日本鬼子为了取乐，会叫人跪在铁丝网前当狗爬。女的尤为遭殃，不但遭受百盘侮辱，且一不小心就可能被拖入哨所，被强奸或轮奸。人们把哨卡叫“鬼门关”，有的人一去不复回，家属探听还要被灭门。有时日本侵略兵酗酒后横冲直撞，窜人民宅索要“花姑娘”。大塔儿巷11号，两日军官争奸一女拔枪斗殴，女被迫自杀。汉奸们为了讨好主子，除把泗水坊全部划作“慰安所”，由日军妓供兽兵玩弄外，又在新泰第二旅馆、金城饭店等处设“军妓院”，诱骗和强迫同胞姊妹，作军妓供兽兵发泄兽欲。世界闻名的天堂，竟成了人间地狱。

杭州沦陷第四天起，汉奸们为讨好日寇，便强令红十字会和普济堂、同善堂等慈善机构掩埋尸体，当时被日寇杀戳致死的男女老幼尸体很多，足足埋了近两个月才大致埋完。汉奸还强令商店开业，先命高长兴、协顺兴、聚来园等饮食业开业，又令大世界、新市场等商店开业。伪《新浙江报》1938年1月1日起出刊，渲染“东亚共荣”、“中日提携”，吹捧“皇军”战功，诬蔑抗日军民是“残匪”、“暴徒”，真不知人间有羞耻事。后《杭州新报》《商报》等亦相继出刊。

杭州沦陷时，我仅16岁，到泗乡里桐坞舅父家避难。一天下午，听到人们奔跑叫嚷：“日本兵来了！”大家纷纷避入屋内。我小舅父刚逃到家门口，被追上的日本兵对胸一刺刀，倒下，血不断涌染着衣衫。一个兽兵冲进屋，对楼上开了一枪。很多人，包括大舅父及邻居等都跪了下来。我仍呆站着，我穿的是芝麻布学生装，兽兵指我叫嚷“支那兵”，把马刀搁在我颈上。可能我年龄太小，或是野兽还不想杀我，把跪在地上的一邻居妇女怀抱中的婴儿塞给我抱，拖着妇女去强奸了。大约两个多小时后，枪声稀少，兽兵们逼着抓到的村民，抬着被枪射死的猪、鸡走了。不少被点着火的房子正在燃烧，大家怕野兽再来不敢去救，直到天黑才去扑火。事后知道这次日本兵到村里杀死7人，烧毁房屋9间。

杭州沦陷后，一部分守军撤到钱江南岸，在萧山西兴沿江设防。钱江大桥中段已炸断，南堍也堆筑了沙袋和工事用作防守。另一部分退入富阳、临安、建德、桐庐等地的军队，凭借险要地形和高山据守。当时除了国民党的正规军即中央军外，还有地方部队、保安部队、省抗敌自卫总司令部所属各游击支队和县自卫队。浙江省会警察局已改编为第一支队，司令赵龙文。军统、中统，还有其他杂牌游击队数目繁多，但都属第三战区，名义上属司令长官顾祝同指挥。这些部队离杭州很近，另外地形熟，所以不断袭击敌人，使兽兵无法安宁。加上当时在浙西的中统毛森是“蓝衣社”的别动队长，下有“行动组”，正规部队、地方部队包括驻在富阳里山、大源一带的赵龙文部队，亦都有使衣行动人员，经常潜入杭州市区，狙击汉奸和单行的日兵。日寇为了加强统治，不断在四郊农村山地出兵，对游击队扫荡，所到之处烧杀奸掠无恶不作。

▲日军铁蹄踏过断桥白堤

由于日寇的频繁扫荡，加上市内成立“维持会”后不久又成立了治安会，返回市区比躲在郊区要稍“安全”，所以暂时逃躲在乡下的难民，开始纷纷逃回市区。我是独子，大舅父怕出问题无法向我妈交待，也为减轻他的负担，所以在杭州沦陷后的第五天，给了我四块银圆，和村里走“老道”的人一同回到了上天竺“难民所”。所旁就是维持会，我交付了一块银圆买了一块“良民证”挂在襟上，沿着石阶先到灵隐，然后沿着西湖进钱塘门，再往迎紫路（现解放路官巷口至湖滨段）、中正路（现解放街东段）、葵巷回家。一路上行人稀少得使人发慌，远处兽兵吆喝声使人胆战心惊。我恍恍惚惚，也记不起过了几个哨卡、鞠了几次躬、挨了几句日本话的骂和几次踢打才到了家。家中堂前堆满了马粪、鸡毛、吃过倒掉的残菜剩饭，还有烤过火的灰烬。室内家具已无，箱已砸破，未被劫走的破东西散在地上。没有邻居，我孤单一人啃着临走时大舅父给的冷饼。入夜把碎布往身上堆，蜷缩在墙角，又冷又怕，颤抖着无法合眼。实在无法生活下去，第二天我去找同学吴连根，他爸吴文喜是“聚丰园菜馆”股东老板，是商界大贾。菜馆大股东兼经理霍继昌，与王五权等大汉奸在商界上有渊源，在王五权等压力下开业，当时也正需要人。一谈，吴文喜同意留我在聚丰园做杂工，即拖扫地板、擦抹桌椅等杂工，言定没有工钱，吃“回恙儿”（即顾客吃剩的残羹），分半股“小账”（即顾客赏赐的小费）。

日寇为了巩固和强化对杭州的统治，占领杭州的第二年，在原中央银行唆使汉奸成立“浙江省自治委员会”。日酋松井石根为委员长，肖涤尘、谢虎丞为正副主任，并委任王五权为社会科长兼征集科长，文达成为庶务科长，汪加生为财务科长，邵力生为救济科长，程秀美为宣传科长，陈鼎文（即陈秉钧）为警察局长，高尔富为特务机关总务科长，胡预为建设科长。他们网罗爪牙，开设“警士训练班”，培训汉奸势力，建立特务组织。并找来恒大米店老板韩雨文和徐行恭，逼其由乡间运米入城，供应兽兵、汉奸与居民。

侵杭日军部队长是松井石根。土桥部队驻在膺白路（即现南山路）一带，教仁街一带由牛岛部队占住，城站一带由山口部队驻扎，宪兵队驻在原东南日报馆馆址。特务机关设在圣塘路九芝小筑，并在民生路46号（即现省武警总队处）设立以汉奸石林森为主的“侦缉队”（实际上由日本特务机关掌握），李宝和、包瑞正、陈春辉、金德春是当时闻名全城“吃人不吐骨头”的“四大金刚”。还有便衣密探孙宝龙、方阿有，以及从国民党中统、军统和便衣队中被日寇捕去投敌的叛徒密探。

日本宪兵队占驻原东南日报馆后，在其周围竹竿巷、法院路（现庆春路）、浣纱路、岳王路、众安桥处设置铁丝网路障，派兵把守，门口筑有碉堡，阴森可怖。日本宪兵队表面上是维护部队军风纪，处理不忠于天皇的官兵和督战及维护兽兵士气，但主要还是抓审反日抗战志士，尤其是抓捕共产党人，破坏我地下秘密组织。当时日军部队、警备部队、“46号”和汉奸警务组织等抓的重要嫌疑人犯，都要送宪兵队。宪兵队里有很多刑具，抓进去的人首先要遭一顿很重的拳打脚踢，造成你心理恐惧，然后灌自来水、辣椒水，或皮鞭抽打、拔指甲、火烙，还有军犬扑咬。这些狼狗经过训练，专门听命扑咬人，异常凶恶。之江大学教务处职工殷太盛因有抗日“嫌疑”，被狼狗活活咬死。认为嫌疑又审不出来，或已半死无法再审时，往往被手枪击死在刑场上。宪兵队的卡车经常往外运尸体。在杭州沦陷至1939年4月这段时间中，据说已有1500多人被抓进宪兵队，只有三分之一的人幸免于死。即使是活着出来的人，也遍体鳞伤，奄奄一息。走狗中最坏的是来庆忠，这是个死心塌地希望“皇军”“武运长久”、永远骑在同胞头上作威作福的汉奸。有的因没有对他孝敬（送礼）或孝敬太少，有的他认为对他顶撞，就被打死了。沈福林是去过日本学裁缝的手艺人，抗战前回国，杭州沦陷时被发现后叫到宪兵队当翻译，只要对他送礼走门路，有些人还可能化险为夷，死里逃生。

日本宪兵队长若松茂平，有狼似的凶残，老虎般的残忍，狐狸样的狡滑，是个十足嗜血杀人狂。老百姓叫宪兵队是阎王殿，进了“鬼门关”，难出“阎王殿”。毛森（军统）的一个行动队员张阿六被捕后，就是被若松的狼狗咬死剖心的。阿六原是摇船人，参加周林法行动组后，在紫荆街一家中药店门口见一“三条金杠三颗星”的日寇大尉军官，酗酒奸污妇女后跌跌撞撞出来时，与其他6人尾随至金家弄口对他下手。兽官被抱住后拔腰间指挥刀，周林法见状不妙，对日军官连开十余枪，阿六不幸腿部中弹流血不止，俟周等扶人附近居民家时，周摘取日军领章、肩章逃跑，阿六被追来的兽兵沿血迹捉住。

与日本特务机关、宪兵队配套的还有梅机关、特务机关（刚进城时机关长是次尾和中井，后调荻原）及“白木部队”、“东天红”秘密特务组织等等，非常复杂。

梅机关主要控制学生、工人、教会、商业、团体等方面的特务活动，也收罗汉奸作为走狗，建立黄色工会，伪学生自治会等，驻在不显眼的蕲王路（现邮电路）的一所洋房里，除秘密抓人外，一般搞情报后由特务机关或宪兵队出面。

特务机关是半公开的特务组织，它的下属有“46号”（驻在民生路46号，老百姓用门牌号码称它）侦缉队。队里大都是“清帮”、“红帮”以及地痞、流氓，对地势、情况了解，爪牙分布又广，所以危害很大。

“白木部队”是以经济侵略为主的特务组织，在当时的“国货公司”（现解放街百货商店处）以开设“白木公司”面目出现。它拥有走私队伍和不少日本浪人，开商店，搞贩运，一直渗透到游击区和国民党驻军腹地。将国民党守军和内地人民及游击队需要的香烟、肥皂、布匹、洋货，以偷运“做生意”赚钱形式进入游击区甚至国民党军队后方重镇，两头都有“帮会”中人穿针引线，趁机刺探军情，收集情报，搞破坏话动。当然国民党军队、游击队中也有中共的地下活动人员利用这条“秘密通道”出入其间。

“东天红”办事处，表面上是“武装缉私大队”，以江防为主，但也是日寇占杭半年以后秘密成立的特务机构。它主要是收罗在沦陷区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家属或本人，进行挑拨、造谣、分化瓦解、策动、收买，使之叛变投降。在日意大军压境、守军节节败退的情形下，一些对前途悲观动摇的败类，确被“策反”叛变投敌。如孙补山（原国民党财政厅秘书）、范颂西（原警察所长）、尚荣周（军统家属）等。

为了奴化我国人民，在教会汉奸配合下，由日寇小山寅之助为校长办起了“日本语学校”，后又办了不少分校，而且还开设了“戒烟所”。表面上替中国人“戒鸦片”，实际是在占领区推销吸毒，害我同胞。日寇还举办“日中佛教会”等等。与此同时，日寇利用种种手段使商业复业。

当时的饮食业以迎紫路明湖池浴室楼上的“聚丰园菜馆”最大，它有东西两个大厅，一次可容纳百余人设宴，还有可供4人共餐的“座室”18间，同时可容纳200余人，日寇汉奸设宴交际非此莫属，因此被选定为“大日本皇军”指定的“支那料理”。门口摆着“军指定支那料理”醒目招牌。日寇汉奸接二连三的宴请活动在此举行，日酋大汉奸也在此见面碰头。还有高长兴为大东料理店，协顺兴为新东方料理店，天香楼、太和园、知味观等也相继开业。

1938年6月，汉奸报《新浙江日报》刊登“浙江省政府暨杭州市政府”成立。介绍伪省长汪瑞闺、民政厅长孙棣三、省府秘书长冯国勋、建设厅长严家干、警务厅长陆荣筏、教育厅长汪磐、财政厅长陈炳年等的简历，在简历前刊登有大的全身照片，还刊出伪省府门前全体职工照片（计有男69人，女2人）。

伪杭州市政府的市长是何瓒（又名何希甫），秘书长谢恪、社会局长邓孝可、财政局长陈炳年、工务局长许守忠。杭州伪市长除何瓒被锄奸队处死外，进行了多次换马，何后由谢恪代市长，之后吴念中、傅胜蓝、汤应煌、谭书奎（上任月余即被诛杀）、陈次溥，换5任后又由吴念中担任。换来换去仍换汤不换药，汉奸祸国殃民认贼作父不变，无法缓和人民对日寇汉奸的刻骨仇恨，无法巩固日寇的“东亚共荣圈”。

沦陷后的杭州人民，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下过着牛马不如的亡国奴生活。后来越来越多的群众奋起反抗，游击队或军、中统行动组狙击杀死日寇的消息时有所闻。如山本和田中单独活动时，被便衣按住，用药剂麻醉灌人麻袋，偷偷送往富阳里山一支队处死。甚至连前后有哨卡、设在大关桥和观音桥的两个日本兵单哨也于1938年、1939年两年中先后被便衣活捉“失踪”。所以后来日本兵都三五结群外出。由于言语不通，情况不熟，处处显得笨拙。但日本侵略者狡诈凶残依然，不论城内或农村，一遇日寇被杀或有游击队活动，就开来大队人马进行报复，见人就杀见屋就烧。市郊乔司镇当时有3000多户，日寇一到就四面包围，架起轻重机枪把人赶人屋内放火焚烧，见人逃出时开枪就射，一时火声、枪声交织，男女老幼万余人无一幸免。大火烧至第三天上午才自行熄灭。九堡、七堡也同遭厄运，幸居民闻风逃逸，免遭杀身。城内金家弄一日军官被击后，连汉奸保长应家炳房屋也被付之一炬。但日寇越烧杀，游击队越多，越抓捕无辜，便衣行动组越活跃。纵然日寇用尽了军事扫荡、特务抓人、汉奸破坏、关卡控制，采取“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制造无人区和毒品麻醉以及办日语学校、大量训练军、政、警等就业机构，并用拖人下水等手段，仍得不到安宁。

便衣队、行动组在敌人眼皮底下异常活跃。日本宪兵队分队长波多江矶太郎驻地曾被丢进一颗手榴弹爆炸，死伤人数因保密无法得知。第一任杭州汉奸市长何瓒上任仅半年就被击毙，继任汉奸市长谭书奎1939年10月10日前，仅作了一个多月“市长”梦，就被击毙在五公园处。1939年中秋，狙击手等候在大汉奸王五权门口，因下雨，人拉包车上了篷，与王个子面貌相似的医师杨仰山出来时，作了替死鬼被击毙（与王系把弟兄）。虽然日寇一出事就出动大批人马，戒严、抓人、烧屋，却不能制止人民的反抗。此后不久，省警务厅某秘书上午从大塔儿巷家中出来，到单位上班，在华光巷口又被击毙。共产党干部杨思一曾派堂弟杨思明进入杭州活动，在大塔儿巷12号阮某家建立联络点。阮通过各种渠道为共产党购买军用通讯器材、电子管、药品、布料等，并特地去日寇宪兵队对面的岳王庙小学任教，探听日寇军队情报。后杨思一同志又派堂弟杨思明在富阳场口搞转运点，由史济中负责，将从日寇处搞来的物资运入根据地。后史在日寇扫荡中牺牲。当时的近郊三墩镇和富阳场口镇，日寇鞭长莫及。游击队和便衣以及地下工作者往往将情报夹杂在食品或破烂日用品中，有时夹杂在伪装脓疮上的膏药中，大的东西如武器、手榴弹等，用吸钉挂在小破船底，悬于水中，即使日寇上船也无法搜到。手段巧妙多样，神鬼莫测。

1939年1月，我因参加了击毙汉奸市长何瓒的行动，在杭州再也无法立足了，在朋友帮助下，终于逃离去了后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