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自古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欧阳修曾在《有美堂记》里这样描述：“钱塘自五代时，不被干戈，其人民幸福富庶安乐，十余万家，环以湖山，左右映带，而闽海商贾，风帆浪舶，出入于烟涛杳霭之间，可谓盛矣！”可见，杭州的发展与水路航运的交通发展息息相关。

水密隔舱技术应用于造船业

造船场景复原

实际上，杭州的海上活动可追溯至新石器时代。2002年11月，考古学家在杭州萧山跨湖桥发现了大约在距今八千到七千五百年前的独木舟以及相关造船作坊遗址，这是至今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独木舟，也是杭州先民开拓江海交通、征服自然最好的例证之一，更是杭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发端的有效证明。

跨湖桥遗址出土的独木舟

跨湖桥遗址出土的木桨

两宋时期是杭州航海与海外贸易的鼎盛阶段。北宋时杭州已成为“东南形胜第一州”，南宋时杭州更是集全国政治中心与商业重镇于一身，可谓“万物富庶，地上天宫”。繁荣的城市经济为杭州的海外贸易提供了充裕的资源。

码头

宋朝政府大力扶持海外贸易，两浙路港口先后兴起，其中杭州和明州居于主导地位，杭州港是两浙路最早的贸易中心，贸易条件十分优越，是宋代较早设立市舶司的贸易港。

宋元时期东南地区港口分布

明清时期，杭州港的海外贸易地位发生了变化，由盛转衰。

明代实行海禁政策，主要只准官方而不准民间从事海外贸易。万历年间官员王在晋在《越镌》中提及“夫漳、泉之通番也，其素所有事也，其素所习闻也，而今乃及宁波，宁波通贩，于今创见，又转而及于杭州”，以及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载徐一夔语称杭州为“鱼盐蜃蛤之所产、羽草竹箭之所生、象犀珠玉之所聚”，表明直至明代末年，尽管杭州对外港口的地位有所下降，但仍是对外贸易中的货物输出地。

外销丝绸画《养蚕》

清初严厉的“迁海令”，给杭州港对外交往活动以致命一击。再加上杭州港的交通地理变化、清政府政策更迭等一系列复杂原因，杭州港的海外交通终于被迫停止，由海、河并重的港口，转变成单一的内河港口。

《清史稿》是中华民国初年赵尔巽等人编纂的一部记载清朝历史的纪传体史书。其卷一三一载：“征榷清兴，首除烦苛，设关处所，多仍明制。自海禁开，常关外始建洋关，而厘局之设、洋药之征，亦相继而起。三者皆前代所无，兹列著于篇。至印花税、烟酒加征，均试行旋罢，不具载。”晚清时期，西方列强入侵，攫取在华经济利益，清政府的赋税制度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如开设洋关，征收厘金这一新的商业税种，还出现了印花税、洋药税和烟酒税。

民国时期，整个浙江省范围内的基础交通设施都得到大力发展，杭州迅速成为东南地区沟通国内外贸易的水陆交通中心。《民国时期杭州》提及“民国初至抗战前夕，可以说是杭州航行业发展的鼎盛时期”。

浙江第一码头

而今，杭州的水运交通不但注重基础设施建设，还以智能化转型为驱动，不断构建现代化内河航运体系，进一步推动杭州城市的经济发展建设。

从八千年前跨湖桥先民的独木舟划破碧波，到宋元时期“风帆浪舶”的盛世图景，再到当下现代化航运体系的壮阔蓝图，杭州的水路印记始终与中华民族的海洋精神同频共振。在“一带一路”的时代浪潮中，杭州也必将续写新的航运传奇。

好书推荐

由杭州市档案馆编著、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杭州与海上丝绸之路》一书，是杭州对外交流史料的集成之作。全书以朝代为脉络，荟萃各类文献中关于杭州对外商品贸易、宗教文化交流及外交联络的史料，不仅构建了从古代至近代杭州参与海上丝绸之路发展的完整历史图景，更通过学术整合与文化阐释，为新时代杭州深化国际文化交流、共建人类文明对话平台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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