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宋高宗赵构禅位给宋孝宗赵昚之后，退居德寿宫做大上皇，颐养天年。 

乾道三年（1167）的一天，宋孝宗出于孝心，特意邀请太上皇赵构一同游览西湖。可谁知，太上皇却以“频频出去，不惟费用，又且劳动多少人”为由，拒绝游湖，并“反客为主”邀请宋孝宗到德寿宫的“小西湖”上玩，权且“效学西湖”。 

此时德寿宫内的“小西湖”景观相当粗简，有什么好玩的？宋孝宗当然听得出太上皇的言外之意，于是马上吩咐专管宫殿修缮事务的修内司扩建“小西湖”，不仅引入西湖水，还引入了西湖著名景观，西湖、灵隐飞来峰和冷泉亭，宋孝宗便在“北内后苑建造冷泉堂”在“小西湖”上“叠巧石为飞来峰”，“小西湖”终于面貌一新，名副其实。

德寿宫大致位于今上城区望江路和中河交叉口一带，与西湖直线距离也有2公里左右远。在南宋，将西湖水引入远在约2公里之外的“小西湖”，居然如此轻而易举？如果我们深入了解一番宋代先进的城市规划水系，这一点就不足为奇了。 

宋代城市规划水系之先进，集中体现在城市集中供水工程的建设与“自来水系统”的创造上。

成熟的集中供水工程 

水是生命之源，人类生存、生活、生产对水的需求无所不在。集中供水，是一座城市发展到一定规模的必由之路。 

宋代，随着商品经济的日趋发达，“城市革命”的催生，不但涌现出大量商业性市镇，大城市也急剧扩张，50万人口的城市在当时已寻常可见（同时代的欧洲城市，比如伦敦、巴黎、威尼斯，人口最多不外10万），两宋都城的汴京与临安更是一跃成为人口超百万的超大型城市。 

城市规模变大，集中供水设施的建设尤为重要，宋朝统治者深知这一道理，因此将建设集中供水系统纳入市政工程，由此推动了各大城市集中供水系统的兴起。我们以汴京与临安为例。 

北宋汴京水系发达，有汴河、蔡河、金水河、五丈河等穿城而过，城内沟渠、池沼密布。城市水系是汴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后周时开汴河之口，引黄河水入汴河，宋太祖先后引汴、蔡、五丈、金水诸河入汴京，汴京的水系建设进入兴盛时代。其后，宋真宗、仁宗各朝对汴京的城市水系建设也不遗余力，最终使汴京四水在城内形成庞大的水利网。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二记载，宋真宗大中祥符（1008-1016）初，宋政府“决金水河为渠，自天波门并皇城至乾元门，历天街，东转缭太庙，皆甃以砻甓，树之芳木，车马所度，又累石为梁。问作方井，宫寺民舍皆得汲用。复东引，由城下水窦入于濠。京师便之”。可见，此时汴京城内已然形成了完善的集中供水系统。 

汴京集中供水系统不仅解决了生活用水、交通运输、防洪蓄洪、军事防御等基本需要，带动了汴京经济的繁荣，还为城市绿化与园林提供了水源，拓展出可供居民游憩的功能。如著名的金明池，引金水河、汴河之水，宋初有操练水军的功能，后来定期对市民开放，供人游玩。

北宋时期，杭州城居民的生活用水主要取自西湖。杭州引西湖水入城供民使用的历史，源于唐代。杭州 “本江海故地，惟附山乃有甘泉，其余井皆咸苦”，只有靠山的地方才出饮用水，城内地下水普遍不能饮用。唐代李泌担任杭州刺史时，为解决杭州居民这一饮水问题，便在西湖开凿了六个水口连通城内的六口井池（“六井”从南往北排列，其入水口依次列于今湖滨一公园至六公园、少年官一线上，分别是相国井、西井、金牛池、方井、白龟池、小方井），率先引西湖之水入城。

到了北宋熙宁年间 (1068—1077），李泌“六井”已经损坏，时任杭州知州的陈襄（此时苏轼任杭州通判）重修供水工程，疏浚了西湖六个水口，整修了城内六口井池，“以竹为管”，再次引西湖水储于城内六井，供市民汲取饮用。但竹管极易堵塞，元祐年间 （1086—1094），苏轼任杭州知州，主持疏浚西湖时，铺设管道引湖水入城，改用“瓦筒盛以石槽，底盖坚厚”将竹管更换为瓦简管道，进一步完善了集中供水系统。

南宋时，杭州成为都城，名临安。临安城内，居民数量远超北宋时期，人口众多，商业繁荣，对水的需求急剧增长。如《咸淳临安志》卷三三中所说：“辇毂所驻，四方辐辏，百司庶府，千乘万骑，资于水者十倍昔时。《淳祐临安志》中也载有：“生齿日繁，百万之众，仰给此水，其所关系尤重。在这一背景下，政府对集中供水系统的建设与维护，也就更加重视。因此，维修西湖六井供水系统，成为历任地方官的重点市政工程。

南宋淳祐七年（1247），因西湖六个水口淤泥堆积污染严重，临安政府定了西湖水口界限，将水口围住，严禁居民污染六井水源，《淳施临安志》载：“用石砌结，疏作石窗，立为界限，澄滤湖水。舟船不得入，滓秽不得侵，使井口常洁，咸享甘泉。”，到了咸淳六年（1270），任临安知府的潜说友也对城内六井供水系统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整修。

不可思议的 “自来水系统”

宋孝宗扩建“小西湖”，引西湖水，用的是“竹筒”。周必大《玉堂杂记》记载：“乃即宫中凿大池，续竹筒数里，引西湖水注之。”用竹筒引水，在宋代已是司空见惯。

竹筒一类的引水设施，在宋代常称为“竹笕”或“竹龙”，即以竹筒连接起来的输水管道，能将户外的水源引入宅内、院内，用于浇灌、洗漱和饮用，算是简易版的“自来水”。 

陆游曾多次在诗中提及竹笕，如在《闭户二首》（其一）中写道：“地炉枯叶夜煨芋，竹笕寒泉晨灌蔬。”《出县》中写道：“槿篱护药才通径，竹笕分泉自遍村。”《游法云寺观彝老新葺小园》中写道：“竹笕引泉滋药垄，风炉篝火试茶杯。”《冬晴行园中二首》（其二）中写道：“桔槔灌蔬固已非，竹笕浇花宜见讥。” 

至于竹龙，这一名称更为形象生动，就是比喻长长的竹筒管道犹如一条长龙。北宋舒亶《题云湖庆安院》诗云：“松盖作云连十里，竹龙行雨出千山。北宋周焘《游天竺观激水》诗云：

“拳石耆婆色两青，竹龙驱水转山鸣。”南宋杭州人董嗣杲作《西湖百咏•跳珠轩》一诗，也提及：“溪流稳信竹龙驱，声激清虛入耳孤。” 

单单读这些诗向，便足以知晓竹简引水设施在宋代各地的普及度了。不过，竹筒引水毕竞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来水，这一设施还大过于原始、简陋。

其实，真正接近于如今自来水设施的设备或技术也诞生于宋代，而且与奇才苏轼有关。 

绍圣元年（1094），年近六旬的苏轼到达惠州（今广东惠州)。这次被贬惠州，是苏轼继“乌台诗案”之后遭到的第二次大风浪。过去十年里，苏东坡自登州（今山东莲莱）被否回，在不到一年内擢升三次，官至翰林学士：知制诰，离宰相仅一步之遥。谁知竟会再次遭遇官场“滑铁卢”。被贬惠州三年后，绍圣四年（1097），苏轼又被一叶孤舟送到了当时的荒凉之地海南岛儋州 （今海南儋州》。在宋朝，放逐海南是仅比满门抄斩罪轻一等的处罚。 

绍圣元年就像是苏轼人生末路的一个起点，从此，苏轼步入了政治生涯的潦倒阶段，但是他却依然“有一分热，发一分光”，满怀热心肠，为民谋福利。 

在惠州期问，苏轼听说在邻近的广州，一城百姓饮用水是大问题，因为从井里汲上来的水都是又咸又苦的。“广州一城人好饮咸苦水，春夏疾疫时，所损多矣。惟官员及有力者得饮刘王山井水，贫下何由得。”当时，广州知州叫王敏仲，正是苏轼的朋友。因此，苏轼便给他写了一封信，向他提议建一个引水管道网络，将广州城外20里处的蒲涧山泉水引入城中。 

具体方法是在蒲涧山挖一大石槽蓄水；再用巨竹接成五根大水管，将石槽中的水引入城中；城中也设一大石槽，以承山上引入的泉水；然后，又用五根竹管将水分流到城中诸多小石槽内，供居民汲取。这个竹管制成的供水网络，就好比今天的自来水管道。 

苏轼的自来水工程方案，设计周全，极具操作性。王敏仲听从了苏轼的建议，当真建起了这一自来水供水系统。广州也由此成了早在北宋时期便拥有自来水设施的城市，也是中国第一个拥有自来水设施的城市。

今日，许多人都以为自来水是“舶来品”，是从西方学来的。殊不知，早在宋代，就已有了建设自来水系统的尝试。这近千年前的光辉往事，世人理当铭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