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国家当富强，始基端在商。”浙江工商大学的前身杭州中等商业学堂在建立之初便是商大人探索救国之策的产物，这种爱国、开拓、创新、实干的精神从一开始便深深根植于杭州中等商业学堂的办学之中。作为杭州中等商业学堂的筹建者，杭州商学公会创会之初便有着一定的远瞻性。部分杭州绅商从官僚气息浓重的杭州商务总会中脱离，寻求新的发展机会，成立独立的杭州商学公会。在资金紧张的情况下，杭州商学公会仍致力于联络周边建立商学公会和开展具体的实业救国事项。其中，以商救国富国的杭州中等商业学堂的建立，便是杭州商学公会实业救国方略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杭州商学公会的创办

浙省之有商会，始于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成立的杭州商务总会，相较上海晚了一年（上海于1902年成立上海商业会议公所，由严信厚任公所总理，周金箴任提调）；相较众所周知的苏州商会而言，早了两年。作为浙江第一商会的杭州商务总会这一时期却充满了严重的官僚气息。“浙江巡抚咨报，八月初八奏给关防，是月初十日，札派樊恭煦、顾鸿藻为总协理。”[1]杭州商务总会第一任总理樊介轩，为在籍的翰林；协理顾少川，又是候补道。总协理之下，附设议董10余人，各有官衔；再在下面是业董，由各业领袖担任。杭州商务总会的官办姿态，也为杭州商学公会的创设埋下了历史伏笔。

1909年7月，“杭州商务总会金承朴期满告退，特开大会照章选举”[2]，时任兴业银行经理孙慎钦以未先期通告开会，且以银行业未经入会，不与选举为由；遂登台演说，当时在场华商全体哗然，几乎酿成肢体冲突。据闻“幸是日，农工商局汤总办在坐，极力解纷，并声明入会始有选举权，充议董后始有被选为总协理资格等语，其事遂寝。孙君以商会腐败，极力运动同业，另创杭州商学公会，并具呈农工商部，斥责总商会种种腐败。”[3]放在时人看来，这是“孙某人与旧总理个人交恶，无端牵涉商界全体，意图推倒总会，藉私泄愤。”[4]可见，杭州商学公会的创建，其直接导火索由杭州商务总会改选总理选举纠纷产生；而内在的原因可能更多是清末江浙地区新兴资产阶级（以浙江兴业银行孙慎钦为代表）对于传统官办商会（杭州商务总会樊介轩等）积压已久的长期不满所致。

通过辛亥前夕《申报》所见杭州商学公会的系列报道，可知早在杭州商务总会总理金承朴换届风波之前个把月，杭城部分绅商已开始在酝酿成立杭州商学公会一事。“由发起人金润泉君托景君本白宣布宗旨云本会照上海商学公会办法，并非商学两界之公会，杭县二字系指所在地而言，以开通商智，使人无不学为目的，继推周湘舲君为临时议长...高培卿君得最多数，为正会长，以次多数胡藻青、金润泉、周湘舲、王湘泉四君为副会长，潘赤文等15人为议董，推举景本白、魏在田为书记。”[5]显然，这是一个不同于杭州商务总会的“另一个山头”。

1908年，大清银行来浙江筹设浙江分行，上峰特派刘如辉（宇泰），金润泉任经理。金润泉曾任杭州宝春钱庄副经理，他通过同乡以及同业关系，先后受到了汤寿潜、陈静斋（日本正金银行买办、杭州正祥盛绸庄老板、陈仪之父）、杭州钱业界等举荐帮助，后又向杭州人王大燮（时任清度支部长）谋得了大清银行浙江分行经理这一肥差。第二届杭州商务总会总理的潘赤文（浙江上虞人），号称“潘善人”，时任鼎记钱庄经理。潘氏是晚清民国时期杭州钱业领军性人物，同时也是救济善会、中国红十字会的奠基人。[6]杭州商务总会在潘赤文时代，任议董的有宓廷芳、王湘泉、丁和甫、周梅阁、顾松庆等人。这一时期的杭州商务总会，不少议董均具有银钱业的后台背景。比如议董宓廷芳（浙江慈溪人），时任杭州惟康钱庄经理、杭州惠迪银行常务董事，杭州钱业同业公会第一任主席。宣统元年（1909年）鼎记结束，潘氏始辞去商务总会总理职务。

《杭州商学公会第一次开会劝业道董季友观察祝词》

 杭州中等商业学堂的实际创办者

有别于过去的商会做法，杭州商学公会自成立之日起，就想有朝一日能够成立商业学堂。时人普遍认为，“近来民生日蹙，乱事迭见，推其原因，实由实业教育不能振兴之故。其影响于小民生计国家大局者，至为深切。杭州商学公会有鉴于此，特于日前提议拟筹款设立初等商业学堂一所，以为实业教育普及之先导。”[7]由此可见，杭州商学公会最初想法只是兴办一所初等商业学堂。但是，由于杭州商学公会内部职员“只以众论不一，兼之教授乏人，议遂中止。”[8]1910年5月16日，杭州商学公会会长高培卿组织各议董，在扇子巷会所内开会集议讨论开办商业学堂事宜，“闻当场议决常年经费预计约4千金左右，刊行杂志及会所常用大约需5千元即可济事，其学额照定章3年，毕业以3班计算，每班50人，共计150人。”[9]当时风闻“原有各小学堂内可附设艺徒学堂之说，特于昨日行文；省垣各小学迅筹办法具报，以便下学期开办，如实有限于经济不克，兼办者亦须将实在为难情形，预行呈明，以凭核夺。”[10]事实上，这一时期杭城钱业风波，包括杭州商学公会副会长潘赤文所在的鼎记钱庄也未能幸免。“今岁四月初六，杭州商学公会复经提议及此拟设初等商业学堂以为之倡已将就绪矣，不料数日间，陡遭钱庄风潮，遽尔中止。”[11]

1910年7月15日，杭州总商会再次召开临时会集议办法。杭州商学公会副会长潘赤文对于开办商业学堂依然极为热心，他谈到“吾浙商业日行窳败，欲图补救，非赶办教育不为功。各业诸君似应协理赞襄，俾资速成。”[12]当日，王湘泉刚任商务总会协理，据他估算开办商业学堂商费年非五六千元不可，开办研究所至少得2千元垫底。“现在杭州商学公会业已认定2千元，不敷之款尚少，三分之二拟先请就已入会各业极力筹措。”[13]大家虽然一直赞同要开办商业学堂，但是各业议董反应并不十分积极。“布业议董严祝二君宣布该业认将捐项原有之堆金办学，经费可以移提。典业董孙君子梅先期到会，谓该业应认捐款，概请王协理代表斟酌，年认约在五六百元，容再集议报告。钱业宓廷芳君言今日鄙业到会，人数不多，应认若干，未敢擅拟，容即日开会公决后，到会报告。于是木业米业绸纱冰鲜柴业布业等亦纷纷起言，均拟另行邀集于联合会以前，报告总会。遂由全体决议于本月25日，联合杭州商学公会，叙开大会公决实行。”[14]

6月25日，杭州商学公会与杭州商务总会因组织商业学堂在总商会特开联合会，各会员约到40余人，集议筹款办法。“除商学公会已认2千元，钱典两业已约定1千2百元在座亦极赞成。”[15]盐务代表周湘舲君认为，“创办商业学堂，商界诸君全体赞成，惟提学司、劝业道两署公牍，应即从速移复。故此次勉力赞襄，拟请顾总理定一总数。”[16]对此，顾总理认为此项经费不如仿照本会会费按成摊认，当时在座均表此法最为平允。周湘舲认为，“杭州商学公会开办之始，曾经提议设立商业学堂，并请劝业道董季友观察担任补助，定为官商合办。现在各业同仁热心赞襄五千元必能筹足。如果决定可由此数，应即备文申请官中筹济，以备开办中等商学；如官中无款拟助，只可先设商业小学。”[17]对此，顾总理当将会册总核一过，认为”此项经费五千元必可办到。除商学公会已认二千元，钱典两业约定一千二百元， 绸木柴三业前已自设小学，如何派费是另一个问题。其余各业按照商会经费按成将不敷之千八百元如数分派。”[18]基于这样的摊派方式，加之已有了杭州商学公会运作的基础，筹办商业学堂，自然就水到渠成。“前据各业经董职商金百顺等禀称，集合同志设立商学公会，筹集经费，举定会董，讨论日期，开通商智，扩张贸易...商学关系重要，自非合力研究，不足以言振兴，该商等所拟商学公会章程大致尚属周妥，第三条丙项所开编辑商务杂志，应于印成后，按期呈部，以备呈查核。丁项所开设立商学学堂，应即从速办理，以便养成专门人才。”[19]

1910年8月19日，《浙江教育官报》正式对杭州商学公会八月初一日提交的关于咨开中等商业学堂一文作出正式答复。此公函有五层意思，第一：作为清政府官方而言，极为支持杭州商学公会牵头，开办中等商业学堂。“实业之中，农工二门，均赖商以转输；中国以农业为本，原料丰富，而商业不振，销路滞塞，丝茶棉各项出口之数，日渐衰落。推其原因，由于智识短浅，贪近利昧，图有以致之也。贵会热心教育，募集巨资，官款设有可筹，自应酌量补助，无如库币值支拙，分配维艰。[20]第二，我们从《浙江教育官报》获悉，此公函具体就能否将“杭州高等小学堂能够升作中等商业学堂”，此公函也做了详细答复“查敝会前拟创立商业中校，系为开拓实业，讲求学识起见；只以时局艰难，筹款太甚重烦。盖筹饬将官立高等小学升作中等商业学堂，一转移间易普通为专科，改官立为公立。”[21]第三，“具征贵司提倡商校，统筹全局之盛意，曷深钦佩。敝会筹款已有成数，而校内各务仍公推该堂堂长郑绅在常组织，且郑绅办学有年，规划井然，士论翕服，畀以中校监督之职，必能胜任愉快。”[22]可见，郑在常并非杭州商业中等学堂创办人，实乃“充任杭州商业中等商业学堂监督”，也否定了“1911年3月15日，爱国士绅郑在常在杭州马市街黄醋园巷杭州高等小学堂旧址创建杭州中等商业学堂”[23]这一官方说法。第四，杭州中等学堂的经费筹募一并澄清，发现实乃“商业认捐”构成：其中“商学公会已认2千元，钱典两业约定1千2百元，”[24]第五，由于“正会长高培卿又以事戎不克兼顾，所以副会长金润泉、周湘龄遂准备垫款开办商业学堂。两人拟各筹经费1千2百元。”[25]“其余各业按照商会经费按成将不敷之千八百元如数分派。”[26]实际上，这也从侧面澄清，杭州商学公会为何备案不是时任会长高培卿，而由职商大清银行浙江分行经理金润泉（百顺）“代劳”发起《杭州商学公会第一次禀稿》。

《文牍：咨复浙抚核准杭州商学公会章程应将商务杂志呈部并速设商业学堂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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