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运河原本以途经嘉兴、石门、崇德、长安、临平至杭州的上塘河为航道。元至正年间，张士诚因上塘水道浅涩，军船往来苏杭不便，改行自崇德西行经塘栖至杭州的“新开河”。明正统七年（1442），为便于漕运，杭州府通判易、江南巡抚周忱自北新桥起，迤北而东至崇德县界，修筑堤岸万余尺，建造桥梁七十余座。此番工程的影响是，经由塘栖的水、陆两路并行，而塘栖成为南北往来的孔道，其交通状况实现飞跃性发展。

塘栖运河

自明正统朝以后，“唐栖之人烟以聚，风气以开”。约在正统、成化年间，塘栖遂得以建镇。此后，塘栖逐渐呈现出一种“水陆辐辏，商货鳞集，临河两岸，市肆萃焉”的繁荣景象。

从交通上看，明代中期以后，塘栖享有绝佳的地理优势。一方面，以运河为主干道的水路是杭州与南京间的交通要道，而塘栖镇则是该水路的重要节点，成为南北穿行者必经之地。隆庆年间黄汴所编《一统路程图记》就特别提到“杭州府、官塘至镇江府水路”：“钱塘江口。万松岭。凤山门。朝天门。吴山。共廿里。武林驿。北关门。十里德胜坝。五里北新关。四十五里武林港。西北百里至湖州府。北五里塘栖……至南京。”另一方面，塘栖更是南北过往者的歇脚之地，“其自杭而往者至此得少休，自嘉秀而来者亦至此而泊宿”。

市镇经济的繁荣，则为塘栖世家大族的发展提供了契机。乾隆时人杭世骏称：“栖虽壤地褊小，高贤栖托，风雅聿兴。卓、吕、丁、吴诸大姓，矫尾厉角，峥嵘于胜国之季。”光绪时人王同则说：“其时若陈氏，若卓氏，若沈氏、吕氏，皆以寓居而蔚为巨族。即泉漳之丁氏、沈氏，孤林村之胡氏，渌溪之徐氏，博陆之锺氏，亦皆以文章科第炳耀一乡。”其中，非常突出的例子即卓氏家族。卓氏本来以农耕起家、靠经商致富，但是却能依靠宋贤（1504—1581）及其子卓明卿所处的第七世两代人的努力，完成“农商之家向官僚士绅家族的转变”。（见表1）

有关卓明卿父亲宋贤生平的记载，主要见于王世贞《恩例冠带卓见斋翁墓表》与《朱孺人墓志铭》、王世懋《卓母朱孺人传》《见斋卓君传》、汪道昆《明赐级卓长公配朱氏合葬墓碑》及卓发之《漉篱集·家传一》等文献。其中，前三者是王世贞等人应卓明卿的请求而作，而卓发之（1587—1638）则属于卓明卿的子辈，且其《漉篱集·家传一》显系综合前三者而成。总之，这些记载均应视为卓氏家族的自身表述。

卓明卿旧居

卓明卿的父亲宋贤，号见斋，儿时因“颖悟强记”而受人称赞，后因家道中落，被迫继承父业经商，家境逐渐宽裕。此后，他以雄厚的家赀为基础，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实现家族的发展。其一，他采取了一系列敬宗收族的举措。他在皋亭山麓（今杭州市北郊半山）营建祖父母、父母的坟墓，并将田宅分给自己的兄弟，使众人“旦夕朝犹家君”。其二，他参与了塘栖本地大量的公共事务。首先，当地的繁重徭役、军费等经济重担，经常由他来肩负。其次，他又常有修桥铺路、筑堰甃陂、建大善禅寺、修缮两佑圣院与永清庵之类义举。另外，在饥荒发生时，他曾以低价出卖储粟、煮粥啖饥者的方式全活穷困之人，并且施予棺椁以埋葬死者。这些行为，使得宋贤本人及卓氏家族在本地赢得了一定的声望。非但如此，宋贤虽为商人，但却是“儒而名贾者”，在他身上表现出很多文人的特征。例如，他好诗文，且经常“取宋儒先生遗训，笔而列之座左右”。

然而，这些关于宋贤的表述存在一些令人生疑之处。王世贞《卓澄甫传》称，卓明卿自南京国子监归来时，宋贤是一副典型的商人模样，其主要作为是“课耕牧，权子母，出入息”，而且“获赢过当，家以有饶裕名”。正是为了改变这种“获赢过当”的商人式处世方式，卓明卿才以长跪的方式向父亲进言：“饶裕名，不易当也。即不若散以市义，使义名归我。不然而先王孙（按即汉代卓王孙）有僮奴者八千指，田池射猎埒人君，而一临邛令得难之，毋乃有所不足耶？”很显然，卓明卿的劝说取得了成效，因为宋贤不但口头答应了这一劝说，而且随即开始了上述营建祖父母庐墓、治桥道、创饰观刹等增强家族凝聚力、扩大地方影响力的一系列活动。我们有理由相信，宋贤的诸多文人特征，乃是卓明卿以及卓发之等卓氏后人有意识的塑造。而卓氏家族由商贾之家向士绅家族的转变，主要发生在卓明卿及其兄卓文卿所处的第七代。恰如屠隆在《卓征甫传》中所云：

卓翁（按即宋贤）家埒素封，为人醇朴，不修雅游、治秇事，而轻财好施，义高其里。至征父峨冠高盖，好文章交游。入则接筵，出则连驷。所谭绝口米盐虾菜，而日夕娓娓名理清言。居左右多窄袂帣鞴、执筹列肆者，视征父漫不省其云何，私窃讪笑：“卓家儿不类，卓氏其哀乎？”而征父意顾益自得，名益高。冠盖使者乘楼船、拥节旄东西过唐栖，亡不临况，征父第击鲜挝鼓鸣笙无虚日。于是，里中父老乃又慕悦征父：“自吾居此，未有见若而轩轩而骈骈者。卓君非常人邪？何得士若尔？”

因此从宋贤到卓明卿，社会身份的经营策略发生了十分明显的转变，即从“不修雅游、治秇事”到“峨冠高盖，好文章交游”的形象转变。这一转变所透露的，绝不仅仅是卓明卿个人融入士人群体的努力，而是整个卓氏家族向士绅家族转型的愿望。

向士绅家族的转变，往往以家族内出现拥有科举功名的读书人为前提。在卓氏家族史上，有两件事奠定了这种前提。第一件事，是卓明卿于嘉靖三十八年（1559）进入南京国子监读书。尽管此事通过捐纳的方式实现，但这的确使得卓明卿获得了功名，具备了入仕的资格，所以这是其个人生命历程中的重要事件。

更为重要的第二件事，是卓明卿的兄长卓文卿于嘉靖四十年（1561）举于乡，经由科举正途取得了较为高级的功名。据王世贞《卓澄甫传》，卓明卿之父宋贤在采取了前述一系列凝聚家族、扩大地方影响力的活动之后，“一时翕然归义卓翁，而会卓翁之庶长子曰文卿以明经举于乡，卓翁日益重，至有司奉冠带，推择乡饮宾”。

毫无疑问，卓文卿的中举对于卓氏家族的转型十分关键。这不但使其父宋贤以恩例获冠带，被尊为乡饮宾，而且给了卓明卿更多与士人交游的机会。王世贞《卓澄甫传》称：

澄父（按即卓明卿）气益发舒，所还往皆知名士，多纵游吴郡武林佳山水，轻舫小舆，肉倡丝和，呼卢卷白，卜夕移昼，每一分阄命咏，俊语阑出。诸名士既欲傲澄甫，以所不能而不得，岁时伏腊，更有所资匄，以是卓澄甫著贤豪声，冠其侪伍。

卓明卿自南京国子监归来在家，其交游对象应当以本地的名士为主。不过这些名士虽时常与卓明卿纵游于杭州周边的山水之间，但并未瞧得起这位以异途（捐纳）取得功名的卓氏，因而经常借诗文酬唱的机会加以为难。出人意料的是，卓氏颇有些诗文方面的才能，“每一分阄命咏，俊语阑出”。再者，逢年过节，这些名士总能从卓氏那里得到一些财物。总之，卓明卿靠自己的多种努力，从本地名士那里取得了“贤豪”的声名，逐步跻身于士绅群体的交际圈。

但令人遗憾的是，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仅三十二岁的卓文卿病故。他的故去，使整个家庭沉浸于悲伤之中。当时宋贤主要有三方面的顾虑。其一，他为丧长子“哭之哀”。其二，他为长子无嗣而感到担忧。其三，他害怕卓明卿为丧长兄“哀愈甚”而“以伯故毁仲”，影响了卓明卿的前途。总的来说，宋贤担心这突如其来的灾难会给家族的发展造成巨大挫折，这正是他所说的，“吾失嘉宾，使人轻我若何？”

针对宋贤的种种顾虑，卓明卿主要作了两方面的努力。首先，他以长子卓尔康为长兄卓文卿之后，使尔康定期祭扫文卿之墓，从而解决了文卿无后的问题。同时，他自己恭敬地侍奉寡嫂如母，拊育其孤女如同己女。其次，他来到京师谋取官职，并“以例得光禄监事”，但因资历不足而等待了一年才补缺（“资未及”“需次一年”），为光禄寺大官署丞。但没过几年，卓氏便归乡奉养父亲宋贤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