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庙是皇帝祭祀先帝的宗庙，是中国人朴素的祖先崇拜最高阶的体现。中国历史上有三大传统信仰：祖宗、良心、老天爷。历代皇帝对老天爷的信仰，体现在封禅泰山和社稷坛的春秋祭祀上。“良心”沿袭于宋明理学，是从上到下的道德准则，讲求心中有杆天理秤，要“对得起良心”。至于祖先信仰，老百姓谁家还不过个清明节呢？每一朝皇帝都十分重视孝道，恭恭敬敬地祭祖，获得祖先神灵的庇佑，才能稳固政权，葆基业长青。

自周至明清，历朝历代皆有太庙。按周制，太庙位于宫门前左侧，每庙一主。西汉初、中期，帝王宗室在都城立庙，各郡在地方也相继立庙，开启了宗庙遍地之风，直到汉元帝时才罢弃。自魏、晋开始，皇帝逐渐多起来，新的祖宗要住进去，旧的祖宗又不能搬出来，若依旧是每庙一主，场地明显不够用，于是“每庙一主”变为“多室多主”，不得不委屈祖宗们合住。从此，一座太庙中分为若干室，每室供奉一位祖先。也是自曹魏开始，有了相对稳定的功臣配享于帝王庙堂的制度，明清也沿袭此制，因此在北京太庙里，不仅能看到清代历代皇帝的神主牌位，也有福康安、傅恒、多铎、多尔衮等皇室功臣的牌位，还有张廷玉这位著名的汉臣的。

《考工记》云：“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这是古代关于城市设计的简单论述，涉及主城的基本构造，城左是供奉祖宗的太庙，城右是供奉天地的社稷坛，可见，太庙和社稷坛在古代都城建设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考工记》是春秋战国时期著作，先秦时侧重以左为尊，可见太庙地位高于社稷坛，还是祖宗更重要。

今天的南宋太庙遗址，总面积约3万平方米，位于杭州市上城区紫阳山（古称“瑞石山”）东麓，东临中山南路，北至大马弄北端、城隍牌楼巷这一条巷道，南有紫阳小学，中河隔中山南路与之相望。而在《咸淳临安志》的《皇城图》中，太庙背靠瑞石山，面朝御街，北临五府，南接三省六部，与大内遥遥相望。

▲《咸淳临安志》的《皇城图》

靖康之变后，宋高宗仓皇南逃，却一直不忘带上祖宗们，这是他重建正统帝位的根基之一。南宋建炎元年（1127）九月，他便派遣徽猷阁待制孟忠厚护送太庙神主赴扬州。十月，宋高宗乘船南下。但祖宗们在扬州也没能安生几个月，随着宋军节节败退，扬州很快就受到袭扰。建炎三年（1129）春二月，“游骑至瓜洲，太常少卿季陵奉太庙神主行，金兵追之，失太祖神主。后朝廷以重赏求之”。

南宋建炎四年（1130），宋高宗一行避难温州，太庙神主牌位也寓于温州。宋高宗在温州落脚后，南宋流落在外的皇室成员也不断找到大部队，当然其间也有些人离世，所以又不断有神主祔入太庙，比如在绍兴元年（1131）八月，“祔昭慈献烈皇后神主于温州太庙”。之后，宋高宗离开温州，但神主仍然暂时奉安在温州太庙。宋高宗依旧按规制，定期派礼部官员前往举行祭礼，告慰祖宗。

南宋太庙始建于南宋绍兴四年（1134），宋王应麟《玉海》卷一《行在所》载：“绍兴四年，高宗在平江（今江苏苏州）将还临安，始命有司建太庙。”南宋绍兴五年（1135），太庙建成，据《咸淳临安志》记载，“在瑞石山之左”。当年四月，权太常少卿张铢奉去温州迎神主回临安。五月二日高宗亲驾太庙行款谒礼。

南宋绍兴七年（1137），因宋高宗移跸建康（今南京），太庙神主迁往建康，而临安太庙改名为“圣祖殿”。南宋绍兴七年（1137）十二月，宋高宗觉得建康不安稳，又将太庙神主从建康运回临安，“圣祖殿”复名为“太庙”。真是大军未动，祖宗先撤。绍兴八年（1138），宋高宗颁诏确定临安府为行在所，临安成为事实上的都城，临安府所建赵氏祖庙作为南宋太庙的地位得以最终确立。宋氏王朝颠沛流离的逃难式迁都告一段落，祖宗们也终于可以安家落户，安享香火了。

南宋太庙虽然匆匆建立，使用频率却极高。自建成以来，太庙始终是朝廷进行祭祀活动的重要场所，遇到国家级别的婚丧嫁娶等一应大事，皇帝都会跑来向祖宗们汇报，其中尤其受到朝廷重视的是朝飨之礼。每年四孟（农历每季第一个月的合称）和季冬（农历十二月）都要举行隆重祭礼，保证一年五次与祖宗们的在天之灵沟通感情，即“五飨”。

频繁的祭礼和隆重的礼节使草创的太庙不敷所用，随着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每次祭祀总会增添大量昂贵的新物件，以博得老祖宗的欢心，庇佑宋室江山稳固、国泰民安。但长此以往，祭祀时所用的礼器越来越多，庙里又没仓库，根本放不下，愁坏了礼部的官员们。为此，南宋绍兴十六年（1146）首开扩建太庙的先例。《乾道临安志》记载：“（绍兴）十三年，礼部、太常寺修立郊祀……（绍兴）六年，用给事中段拂请，厘正礼器，而室隘不可陈列。监察御史巫伋请增建庙宇，乃从西增六楹，通旧十三楹，每楹为一室，东西二楹为夹室。又增廊庑，作西神门、册宝殿、祭器屋、库屋。”据此，太庙规模得到显著扩大，由七楹增至十三楹，同时，又增建廊庑、西神门、册宝殿、祭器屋等，那些闲置的祭器和牒册才有了安身之所。当然，为了表示对祖宗们的孝心，供奉是不会停止的。库房即使扩建了，奈何器皿越来越多，只能继续扩建，而且皇帝代代相传，祖宗也越来越多，因而修缮之例一开，此后历代屡有增修，规模也越来越大，终于扩建到了今日所探察到的太庙规模。

虽然皇帝如此重视太庙，但毕竟无法避免同时代木质建筑的缺憾。南宋一朝，太庙曾多次遭遇雷击。《宋史》载：“（淳熙）十六年（1189）七月乙丑，大雷震太室斋殿东鸱吻……（嘉定）五年（1212）七月戊辰，雷雨震太室之鸱吻。”火灾对太庙木质建筑的损毁更是严重。据《续编两朝纲目备要》卷八记载，南宋嘉泰四年（1204）三月丁卯，“其夜二更后，行在粮料院后八条巷内、右丞相府吏刘庆家失火，自太庙南墙外通衢延烧粮料院及右丞相府、尚书省、枢密院、制敕院、检正房、左右司谏院、尚书六部，惟存门下后省及工部侍郎厅……步帅李郁用心竭力扑救不得，烧至太庙，侂胄以重赏许诸军。夜，漏下三鼓，遂撤去，太庙廊屋、祖宗神主、册、宝、法物皆移寓寿慈宫”。这场大火将南宋临安城内的许多官方建筑烧得一塌糊涂，但官方仅视作寻常，仅仅是“步帅”冲在救火前线，直至“烧至太庙”，宰相韩侂胄才急了，悬赏灭火，却已控制不住，只能将祖宗牌位抢救出来，太庙终究被烧了个精光。太庙修复后，南宋绍定四年（1231）九月，临安大火，再次殃及太庙。《宋史》中也有记载：“九月丙戌夜，临安火，延及太庙，统制徐仪、统领马振远坐救焚不力，贬削有差。”贾似道也曾于太庙救火，据说当时大内后院着火，有人报告贾似道，他不慌不忙微微一笑：“火烧到太庙再告诉我。”真烧到太庙时，他立即行动，为了加快速度，十分钟换一乘小轿，全力奔赴火灾前线。他亮出黑旗，言明救火不力者杀无赦，最终一名军官勇闯火场，砍断关键易燃物，控制住火势，保住了太庙，贾似道当场将这名底层军官连升十级。可见不只是皇帝，太庙在所有官员、士大夫心中的地位也是至高无上的，甚至可能高于皇宫。

覆巢之下无完卵，南宋太庙作为南宋皇权的礼制建筑之一，是王朝兴衰的象征，它伴随着南宋王朝的覆灭而被废弃。南宋德祐二年（1276），元军入城，元军西路统帅伯颜在临安府接受南宋降表之后，命部下籍没太庙祭祀礼器。“伯颜入临安，遣郎中孟祺籍宋太庙四祖殿。景灵宫礼乐器、册宝，暨郊天仪仗。”太庙精美的国宝级金银器皿，让元军官员们垂涎欲滴，说是拿去祭祀蒙古人的天神，实质就是抢劫。被洗劫之后的南宋太庙空留一个躯壳，很快也被改作他用。

太庙遗址显现出了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特别是，它扭转了一个错误认知：宋代积贫积弱，南宋更加不堪。看到太庙遗址的残垣断壁，我们被深深震撼了，它显示了南宋的繁荣与富庶，那是中国中古社会的黄金时代，绝非人们眼中风雨飘摇、贫病交加的末世王朝。南宋看似只有半壁江山，偏安一隅，是蕞尔小国的样子，却有着高密度的人口，承袭着前代的文化和经济传统。宋金议和后的40年间，没有战争，南宋趁着和平时光，养精蓄锐，社会经济继续发展，百废俱兴，经济文化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甚至可以说不亚于繁华时期的北宋。正因为南宋如此富裕，才有国力造出如此壮观考究、规模宏大的太庙。而比之稍早些的德寿宫，因为南宋初步立足，尚未恢复元气，故修得略显寒酸。

太庙遗址的考古发现是杭州考古工作的重要成果之一，自此以后，以太庙为坐标之一，南宋时期的其他遗迹区如雨后春笋，相继被我们勘察到，并陆续展现于世人面前，使临安城考古工作进入繁荣阶段。太庙是南宋时期最重要的礼制建筑，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也有其深远的政治文化意义，因此受到了杭州市政府的重视，在太庙遗址的挖掘过程中，古城墙遗迹和大量的出土文物被妥善保护，它们经过精心修整后，展示在世人面前——这极大地强化了杭州在文物保护方面的良好形象。在杭州市政府的悉心安排下，太庙遗址重新焕发光彩，更多人认识到文化遗产的珍贵和重要性。南宋太庙蕴藏一段扣人心弦的历史往事，是连接过去和未来的纽带，在它面前，我们重新审视历史，了解南宋时期古都杭州的辉煌。每一块古砖、古瓦，都凝结着历史的记忆，让人们穿越时空，感受岁月的沉淀。

▲南宋太庙遗址公园

1998年，在原太庙遗址上，市政府建成一座融历史性和观赏性于一体的南宋太庙遗址公园，对市民和游客免费开放。当年庄严肃穆的南宋太庙，连皇帝在这里都必须不苟言笑，今天却成了杭州城最有人间烟火气的地方之一。附近的小巷子里，居民游客熙熙攘攘、络绎不绝，公园广场上，老人健身，青年打球，儿童骑着脚踏车嬉戏，欢声笑语不绝于耳。他们都知道，脚下便是被保护起来的千年前的宋代遗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