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苕溪水系分东、西苕溪两大源流，远古时期分别独流入海，后来在晚更新世（126000年〈±5000年〉至10000年）末期，东苕溪经历了三次改道。期间杭州地区海积平原逐渐发育，今余杭街道以东的海积平原不断淤高，导致东苕溪河水向北分流，该过程反复进行，直到4000年前，东苕溪第3次改道，从余杭街道附近北折，经瓶窑、安溪至獐山，续北流经德清县、湖州市，以后河道逐渐向北延伸，并最终注入太湖，东苕溪的流向和格局才确定下来。 每年的雨季，东苕溪汇天目万山之水，建瓴而下。《嘉庆余杭县志》卷十一《水利》载：（东苕溪）“无以蓄之易涸，无以泄之则易涨，涸与涨皆为民害”。洪、涝、旱诸灾，史不绝书。民间流传着“大灾三六九，小灾年年有”的说法。因而“历代余杭之人，视水如寇盗，堤防如城郭；旁郡视余杭为捍蔽，如精兵所聚，控扼之所也”。（〈宋〉成无玷：《水利记》，载《嘉庆余杭县志》卷十《山水四·水》）据史料不完全统计，从公元278年（西晋咸宁四年）至1999年的1721年间，特大的水灾就有189年，其中不少就源于西险大塘的崩塌和决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比较严重的水灾有1954年的西险大塘、苕溪北塘溃决，1956年、1963年的苕溪北塘及部分内河堤全线溃决，1989年、1996年北塘局部堤塘溃堤，损失较为惨重。故治水历来为当政者之要务。从良渚文化时期的史前水坝到传说中的大禹治水，再历经汉、唐、宋、元、明、清，到民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世世代代的余杭人一面享受着母亲河——苕溪带来的恩泽，一面又跟洪涝灾害进行着殊死的搏斗。几千年来，治水——这项伟大的工程从来没有停止过，留下了无法言尽的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 一、良渚水坝——中国水利史的开卷 距今约5300年—4300年间，良渚先民创造了辉煌的良渚文化，建成规模宏大的良渚古城——良渚文化时期的中心王城。古城遗址就坐落在天目山余脉南北两列低山丘陵之间的冲积平原上（今属瓶窑镇），遗址的西北面紧靠的就是东苕溪！良渚文化时期，正是东苕溪从杭州湾入海到北上入湖的孕育期，那么，良渚先人怎么来应对东苕溪改道带来的洪水冲击以及北苕溪流域泛滥的洪水？这就是说，良渚先人的生产、生活跟治水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如何治水是良渚先人们生存的首要条件。良渚文化的前期，东苕溪的主要水系并不流经良渚，而是从大雄山以南至西溪湿地的宽阔区域流过，流经现今的西溪、古荡、松木场、杭州城区等地，最后汇入钱塘江。那时候，现在杭州城区一带还处于一片混沌状态，根本不符合原始先民的居住繁衍条件。但是，来自北苕溪水系的洪水，良渚先民们是如何面对的呢？ 早在20世纪90年代，考古人员就曾在古城的西北面发现其中最长的一条水坝遗址——塘山遗址。它有一条长6公里的水坝，能挡住古城背面从大遮山流下的山洪，将水引向西边，好让古城直接避开山洪。那时，就有学者认识到，它是良渚时期的水利设施，但都认为是一个独立的水利遗迹，没想到，它仅仅是整个防洪水利系统中的一环。 但是，塘山土垣遗址的水利设施主要是阻挡自西面、北面山体而来的洪水，不能阻挡从安吉、湖州、德清诸山区而来的更多洪水。那么良渚先民又是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呢？在对遗址群上游地区的调查后，又有了新的发现。在原彭公乡北去湖州、西去安吉的三岔路口，向西顺山势走向，利用自然山体，在山与山之间的山坳处，发现了一道人工堆筑的防洪大坝，自彭公三岔路口向西至奇鹤村的奇坞山，全长约6.5公里。同时还发现了另一条大坝，从原彭公乡的奇鹤村马家山西南方向堆筑至密峰垅山为止，全长约5公里。这两座大坝就是用以阻挡、分流西、北两个方向——安吉、湖州、德清等山区而来的洪水的。这两条大坝的建成，大大减轻了塘山土垣遗址这条大坝的压力，充分地确保了良渚中心遗址群的安全。 1999年浙江省交通部门对04省道彭公至百丈段进行拓宽工程，把一座人工堆筑的土墩一劈为二，断面暴露大量的青膏泥，属于熟土墩。当地文物部门得到消息后，及时赶到现场进行调查，并推测可能是一座经精心设计的人工堆筑大土墩，同时将情况告知省考古所。但由于当时文物界对于大型水坝考古经验的缺乏，仅从局部断面推测很容易将其理解为大墓：其一，属于人工堆筑的熟土墩；其二，交通部门在施工中，有一条砌石沟已挖到底，从中发现了一条南北走向“墓道”，类似于绍兴印山大墓，所以被称为“彭公大墓”。 省考古所组织考古队对其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遗存的上面部分为就地取材夹有石质的黄土，高约10余米，下面全部用青膏泥堆筑，在底部开凿一条凹槽，宽度约4米，曾被误为“墓道”。发现有良渚文化时期的陶片，底部还发现一把木锹。通过这次发掘发现，先前的两种推测都不准确或不够准确，所谓“土墩”或“大墓”，实际是为防止渗水、用青膏泥堆建而成的阻水大坝。因此处大坝直接受到安吉等方向来的洪水正面冲击，故使用韧性较好、粘性又强的青膏泥来修筑，以防水的渗漏和强烈冲击。尤其是大坝正面承受冲击部分，更是要用青膏泥堆筑，才能加固大坝以达到阻洪的作用。2007年到2015年，便是漫长的勘探调查期。专家通过谷歌地球等遥感手段发现，塘山西侧与毛元岭的自然山体接续后，并不像早前推测的那样往南延伸，而是往西南方向连接狮子山、鲤鱼山、梧桐弄等大小不一的坝体。然后，他们顺藤摸瓜，搞清楚了良渚古城外围位于西北面的11条水坝的位置和结构。为了了解坝体结构，直到2018年7月，才开始对老虎岭、鲤鱼山、狮子山等水坝进行正式发掘。10条水坝遗址陆续出土，它们与古城北面的塘山遗址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水利系统。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的影响范围约100平方公里，工程遗址由11条（含塘山水坝）水坝遗址组成，主要修筑于两山之间的谷口位置，分为南部的低水坝群和北部的高水坝群。其中，塘山是长堤，鲤鱼山、老虎岭等其余的则是较短的水坝。短坝则包括建于山谷谷口的高坝、连接平原孤丘的低坝。长度约5公里的长堤、坝体厚度达100米左右的6条高坝。坝体提取样本进行碳-14测定后，得出的12个测年数据在距今4700年至5100年之间，属于良渚文化早中期。它们能拦蓄出13平方公里的水面，总库容量约4600万立方米，分别约为杭州西湖的1.5倍和4倍，具有防洪、灌溉、运输等多种功能，可抵御当地百年一遇洪水，能连通周边水运网。这是迄今已知的世界上最早、规模最大的水利系统，超过此前在埃及发现的一处有4000年历史的水坝遗迹，比“大禹治水”早了一千年。这一发现也证实了 良渚古城从内到外依次由宫城、王城、外郭城和外围水利系统组成完整的都城结构，是全世界迄今已知的距今5000年前后的功能系统保存最完整的都城之一。可见，良渚先人为保卫古城，在古城外围建立了一个功能齐全的水利系统。 遗址中的高坝大致可以阻挡短期内870毫米的连续降水，通俗地说，就是可抵御本地区百年一遇的洪水。低坝内则是一个倒三角形的低洼地，根据现存的10米坝高推测，可形成面积达8.5平方公里的蓄水库区。 那么，在5000年前，这些坝体是如何堆筑起来的呢？良渚先民用芦荻、茅草把泥土包裹起来，将这种“草裹泥包”横竖堆砌。不同的“草裹泥包”形成了现在看到的一个个“方格子”。这种“草裹泥工艺”类似现代人抗洪时用草包或编织袋装土筑坝，不仅增加了坝体抗拉强度，让水坝不易崩塌，也加快了堆筑速度，在良渚时期已成为用于临水建筑的常用工艺。发掘显示，多条高坝和低坝在关键部位都用到了“草裹泥包”堆垒加固。一些地基松软的地方，还采取了挖槽填入淤泥等工艺。堆筑过程也相当精细。像老虎岭水坝，考古人员推断，先是在谷底地面铺青膏泥、草裹淤泥做基础，再堆筑青粉土，然后在受力较大的迎水面堆一个草裹黄土的斜坡，上面覆盖黄褐散土作为护坡，坝体顶部则覆盖褐色土。专家初步判断，这些水坝主要的功能是防洪和蓄水运输。 2016年3月中旬，在杭州举行的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专家咨询会上，全国19家科研单位的考古学、水利史及水利工程研究专家实地勘察后认为，这个由11条水坝组成的水利系统，是中国乃至世界水利史的重要发现，开启了史前水利考古研究的新领域，在世界文明史研究上也将占有重要地位。这一发现也进一步证实，良渚社会已由“古国”阶段跨入“王国”阶段，其价值可与同时期的其他世界文明媲美。 2022年7月，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的老虎岭遗址公园首度面向公众开放，这是目前良渚遗址唯一一处展示水利系统剖面结构的遗址点！老虎岭水坝属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的谷口高坝系统，水坝自身长度140米，宽100余米，处在两个小山间最狭窄的位置。目前主要展示的为老虎岭水坝遗址剖面，经考古证实，发现这里的断面有明显的草裹泥结构，它的铺筑方式是横竖交错的。老虎岭水坝的草裹泥剖面存在明显的分区，每一个分区可能是由同一地点运输来的一次的运输量，表明堆筑时草裹泥是由不同的地点运送过来的，一到即铺筑，没有统一堆料的过程，所以每个区块的草裹泥都能保持材质的统一不相对混杂，从而形成了明确的区块。这个过程中就包含有三道工序，草裹泥的制作、搬运和堆砌，这三道工序需要由良渚先民们通力合作，共同完成。 除了草裹泥外，老虎岭水坝的堆筑还需要大量的土。考古发掘表明，老虎岭水坝首先统一在谷底的地面铺筑青膏泥混杂草裹淤泥做基础，在其上堆筑青粉土，再在北侧迎水面附近堆筑草裹黄土的斜坡，内部间杂使用黄色散土，其上再覆盖黄褐色土为护坡，顶部覆盖上褐色土。 土的大量使用支撑起了整个良渚水利系统，相关研究表明良渚水利系统的总土方量约为288万立方米，假设参与建设的人数为10000人，每3人一天完成一方土的采运和垒筑工程，每年工作日算足365天，也需要两年多的时间才能完成现有水利系统的堆筑，更何况，受到天气和农忙等因素的影响，每年实际建设的时间大幅缩短，以10000人每年工作100天来算，完成现在发现的水利系统也需要连续工作8年多的时间，实际情况只会更长更复杂。 良渚人在流域的上游、中下游兴建的不同类型的水利设施，具有防洪、运输、用水、灌溉等诸多方面的功能，表明他们已经具备了全流域的水环境的规划和改造能力。现代水坝的建设是复杂的系统工程，从前期的规划到最后的落地实施是多方面现代科学成果的集成，而距今5000年的良渚人，在当时生产力条件下所设计建造的水利系统，其规划视野之阔、技术水平之高、组织能力之强令人刮目相看，这其中涉及的复杂的组织机构、人员管理、社会动员、后勤保障，为了解良渚古国的管理机制和社会复杂化程度提供了重要的观察视角。 2016年，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入选“201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发现”；2019年，成功跻身世界文化遗产的良渚古城遗址，也包含了这套水利系统。 二、大禹治水——一个美丽的传说 翻开现今的中国水利史志，几乎无不以“大禹治水”作为中国人水利建设活动的先驱，但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的发现改写了这一段历史，将中国水利史的开端提前了一千年左右。其实，大禹治水时期的水利设施到现在也早已无法寻觅踪迹，留下的仅仅只是一个传说。 据历史记载，距今4300—4000年左右，中国大部分地区发生大洪水。《尚书·尧典》载，帝曰：“咨！四岳，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史记·夏本纪》：“于是尧听四岳，用鲧治水。九年而水不息，功用不成。”“禹伤先人父鲧功之不成受诛，乃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是那个时期洪水泛滥的写照。 据此推测，夏禹治水的历史传说大致就发生在那个时候。这与良渚文明神秘消失的时间基本吻合。现今发现的良渚古城紧靠着东苕溪，不得不使人产生联想，难道是东苕溪的改道摧毁了良渚文明？无论何种推测，“洪水说”是其中可能性较大的一种。 历史传说并非空穴来风。大禹与余杭的关系，在先人的著作里，留下了大量的记载。 余杭的得名就跟大禹治水有关。宋代的《太平寰宇记》卷九三引西晋《郡国志》说：“夏禹东去，舍舟登陆于此。”《嘉庆余杭县志》引《咸淳临安志》的记载：“《郡国志》《寰宇记》、本朝郡县志皆云：杭因禹得名。且谓山顶有石穴，相传禹维舟处。又谓本禹杭，俗讹‘禹’为‘余’。”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说得更详细：“杭州之名，相传神禹治水，会诸侯于会稽，至此舍杭登陆，因名禹杭。至少康封庶子无余于越，以主禹祀，又名余杭。秦置余杭县，隋置杭州。窃谓当神禹治水时，吴越之区皆怀山襄陵之势。纵有平陆，非浮桥缘延不可径渡，不得于此，顾云舍杭登陆也。……盖神禹至此，溪壑萦回，造杭以渡。越人思之，且传其制，遂名余杭耳。”至此，我们大致可以勾勒出大禹来到余杭治水时的场景： 苕溪之源天目山又称浮玉山，大约在四千年之前，浮玉山下——余杭至杭嘉湖一带全是汪洋大海，就是《山海经》中所称“西海”的地方。那时的太湖、西湖全在西海之海底；半山、临平山等亦不过是海中几个小岛。大禹受尧帝指令，前往江南治理水患。 这一天，禹乘船到达杭州湾海域，行行停停，眼看天就要黑了，得找个地方歇夜。 穿过茫茫的暮色，他依稀看到前方有一个小山尖，于是驾着小船来到山脚下。 上岸后，他担心小船被水冲走，便将船系在山石上。后来，人们便把这座山称为“舟枕山”。 关于舟枕山的具体位置，宋《咸淳临安志》里是这么写的：“在县（今余杭街道）西北二十五里。高一百七十六丈，周回一十里。山顶有石穴。古老云：禹治水维舟之所。”苏轼曾有诗写道“间谍知秦过，看山识禹功”，自注：“西北余杭舟枕山，尧时洪水，系舟山上。” 到达余杭后，经过多日观测踏勘，大禹弄清了钱塘江水域及南、北、中苕溪水势走向和这一带的地理地貌，他顺势利导，采用疏导的方式，把南北中苕溪三溪之水疏导入海。至今在余杭一带留下舟枕山、夏吉里、覆船山、仙人洞、禹潭、揽船坞等相关的地名。 大禹治水，还留下了诛杀防风氏的故事，德清、余杭、绍兴等地都有这个版本。一般认为，防风氏国的中心在今德清县，但也有人认为在今余杭区瓶窑镇。瓶窑镇原“彭公”乡之名和“防风”属于一音之转，余杭土语中“彭”“防”同音。清初杭州学者倪瑶就在《神州古史考》卷九三《江南东道五·杭州》引《郡国志》说：“余杭金鹅山，古防风氏封此。”有关防风氏更为详细的资料见于各种笔记、方志和传说之中。 《史记》《吴越春秋》等书称，夏禹率领天下各路诸侯经过13年艰苦搏斗，疏通江河，兴修沟渠，平息了洪水；尔后便铸九鼎、定九州、制禹贡，以图实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霸业。为实现这一目标，夏禹向东巡视，到达会稽时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会盟，名目是“封有功，爵有德”。防风氏国离会稽并不远，但其君可能恃国力强大而不愿臣服，姗姗来迟。大禹则仰仗赫赫威势毅然杀了这个不忠之属，并曝陈其尸以警示天下同归属。此外夏禹或其后人还可能为了彻底摧毁防风氏国，杀了防风氏后还到其国土继续掠杀。他们不仅夺得象征权力的祭祀重器精美绝伦的玉制礼器，毁损这片土地，而且强迫防风氏人迁徙他乡。因此有人认为良渚文明之突然覆亡即因大禹诛防风。不过有关防风氏迟到的原因，文献未有确定统一的说法。除上述原因外，还有其他说法。余杭、德清等地的民间传大都说防风氏为民治水而迟到，将其塑造为治水抗洪、教民稼穑、关心民瘼的大英雄。也有说防风氏贪睡懒觉，致使山洪暴发、百姓死伤惨重，大禹为息民愤，才杀死防风。 大禹为传说中人物，目前对其存在尚无任何考古学证据。但大禹治水传说与良渚文化后出现文化断层相对照，或可解释前述洪灾说。宇宙期自然灾害一般延续200年，大禹宇宙期可能更长。大禹治水虽不能作为信史，但或可从侧面印证大禹宇宙期杭州一带气候异常、洪水泛滥，文明发展经历着艰难的考验。 至今余杭街道仍保留着大量与大禹相关的文化符号和印记。人们为了纪念大禹，把余杭一度改为“禹航”。在老余杭城区禹航路与凤新路交叉口的中心广场上，从2003年起就伫立着一座“大禹铜像”，成为老余杭的地标建筑，整座雕塑高26米，其中基座高21米，呈风帆状，内部钢结构，外部饰以毛面花岗岩，象征余杭古镇即为大禹治水舍航登陆之地。大禹铜像高5米，其右手执耜，左手直指前方，寓意扬帆破浪勇往直前。此外还有大禹谷、大禹社区、大禹小学、禹航路等地名和单位，可以看出余杭百姓对这位治水英雄的怀念。 本文刊发于《余杭史志》2023年第1期 作者 陈 杰 感谢原文作者及发布媒体为此文付出的辛劳，如有版权或其他方面的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本文仅供参考，不代表杭州文史网观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