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中国共产党顺应历史潮流，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的口号，主张团结一切爱国民主力量，力争实现国内和平，实行民主改革，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富强的新中国。而国民党却始终坚持反共立场， 企图通过发动内战来消灭共产党和人民军队。杭州作为国民党统治核心地区的重要城市，成为了国共两党展开斗争和较量的重要战场。

针对抗战胜利后的国际国内形势，为了切实保障和平民主在全国的实现，中共中央作出了一系列的战略决策。1945年9月，中共中央向各中央局发出《目前任务和战略部署》的指示，确定党和军队在全国的战略方针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根据这一战略方针，毛泽东在重庆谈判中主动提出让出包括浙江在内的南方八个解放区，将部队撤至陇海线以北及苏北、皖北地区。杭州地区的新四军部队奉命北撤。

中共浙东区党委北撤前夕，向杭州派出干部，建立了中共杭州市临时工作委员会（后改组为中共杭州市工作委员会）。此后，杭州的爱国民主运动日益高涨。

中共杭州市临时工作委员会建立

一九四五年秋收前后，杭县勾庄、临平、义桥、四维、半山等地农民分别开展了反奸清算斗争。他们以柴刀、木棍作武器，捣毁乡公所和欺压百姓的乡长、保长、恶霸的房屋数十间，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在乡村的基层政权。杭州市区制鞋、火柴、铁器、丝织、印刷等行业工人，也先后举行罢工和请愿运动。

广大农民开展反奸清算斗争

中共杭州地下党组织通过省立杭州女子中学等学校系统的党员，团结进步师生，开展了一场反对歧视沦陷区学生、反对甄别考试的斗争，由此揭开了解放战争时期杭州学生爱国民主运动的斗争序幕。

省立杭州女子中学师生开展反对歧视沦陷区学生、反对甄别考试的斗争。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昆明“一二·一”惨案发生后，浙江大学在校学生联络省立杭州高级中学等校学生举行反对内战、要求和平、争取民主的示威游行，声援昆明学生运动。随着国民党统治区经济危机的不断加深和军费开支的猛增，使得国民党政府的财政亏空。为了弥补巨额赤字，国民党政府不得不大量发行钞票，造成恶性通货膨胀，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米价，更是一日数涨。广大市民为反饥饿、求生存，爆发了打米店风潮，仅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四日一天，就捣毁有米不售、囤积居奇、哄抬米价的米店二百多家，迫使国民党当局采取平抑米价的措施。

浙江大学等校学生举行反对内战、要求和平、争取民主的示威游行。

一九四六年六月，国民党政府与美国签订《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继开放国内航空权之后，又决定开放沿海及内河航行权。国民党这一举动，立即激起杭城广大青年学生的强烈愤怒，一场全市性的大规模学生运动爆发了。六月十三日下午，全市二十余所大中学校学生和部分教职员工等五千余人，在省民众教育馆广场（今湖滨一公园）举行集会，反对内战、反对国民党政府开放航空权和内河航行权，抗议出卖国家主权。著名爱国人士、经济学家、浙江大学教授马寅初到会发表演讲，并与与会者一起冒着大雨游行示威。

一九四六年六月十三日下午，全市二十余所大中学校学生和部分教职员工等五千余人举行集会反对内战，抗议出卖国家主权，浙江大学教授马寅初到会发表演讲。

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北平发生了驻华美军士兵强奸北大女学生事件。在杭州地下党的组织领导下，一九四七年元旦，杭州大中学生开展了“抗议美军暴行、反对内战”的示威游行。广大工人、学生以及市民的爱国民主运动，为杭州人民革命运动的高涨和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二条战线在杭州的形成打下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一九四七年元旦，杭州大中学生开展了“抗议美军暴行、反对内战”的示威游行。

一九四七年二月，浙江大学成立了中共（地下党）支部，直属中共中央上海局青年组领导。五月，上海局决定在国民党首都南京举行一次声势浩大的“反饥饿、反内战”的学生运动。五月十六日，浙江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于子三主持召开全校学生大会，决定响应南京、上海等市学生的倡议，派学生代表组成的请愿团赴南京请愿。

一九四七年五月十六日，浙江大学学生自治会决定派学生代表组成的请愿团赴南京请愿。

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日，南京、上海、杭州等地专科以上学校的学生六千余人会集南京，举行了“挽救教育危机”联合请愿大游行，学生们高呼“反饥饿、反内战”等口号，遭到国民党宪兵、警察和特务的冲击和毒打，造成重伤十九人、轻伤一百零四人、被捕二十八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五·二〇”血案。

五月二十一日，杭州请愿学生代表从南京归来，向浙大师生报告了“五·二〇”血案真相。当晚，杭州市学联在浙江大学召开会议，于子三主持，会议决定举行全市学生大游行。五月二十四日，浙江大学等学校学生冲破各校反动势力的封锁，于下午一时举行“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示威游行，数十万市民夹道观看，纷纷对学生的行为表示支持。声势浩大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标志着国统区学生爱国民主运动高潮的到来和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二条战线的形成。

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日，南京、上海、杭州等地专科以上学校的学生六千余人会集南京，举行了“挽救教育危机”联合请愿大游行。

与此同时，杭州各业工人也爆发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求生存”的“五月斗争”，丝织业、面粉业、制鞋业、营造业、染织业、电报电话业等各业工人相继举行罢工，参加人数达四万人。杭县等六个县包括勾庄在内的三十多个乡镇爆发了反奸清算斗争。

多个乡镇爆发反奸清算斗争

随着内战的持续，国民党政府的军费开支日益增多，他们加紧了对广大人民的掠夺，恶性的通货膨胀导致物价飞涨，打米店风潮在杭州再度掀起，全市二百六十余家米店均被不同程度捣毁。在杭州打米店风潮的影响下，南京、上海等多个城市，也先后掀起打米店风潮。

打米店风潮在杭州再度掀起，全市二百六十余家米店均被不同程度捣毁。

一九四七年夏，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全国范围内转入战略进攻，国民党在军事上节节失利，为了稳住后方、支撑前线，国民党更加疯狂地迫害国统区的爱国民主运动，尤其是越来越高涨的爱国学生运动。一九四七年十月二十六日凌晨，他们秘密逮捕“新民主青年社”成员、浙江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于子三以及浙江大学其他三名同学。

一九四七年十月二十六日凌晨，于子三被秘密逮捕。

被捕后，于子三遭到了严刑威逼，但他始终没有透露有关中共党组织和进步社团的任何情况，直至二十九日下午，被迫害致死，这便是当时震惊全国的“于子三事件”。于子三惨遭杀害的消息，激起了浙大师生的强烈愤慨。三十日清晨，浙大校园上空响起沉重的钟声，“于子三惨死狱中”的《号外》和浙江大学学生自治会门前血一样鲜红的标语，强烈地震撼着全校师生。

一九四七年十月三十日，浙江大学学生举行游行，控诉于子三惨案真相。

当日下午三时，一千二百多名浙大学生胸佩白纸素条，手举“于子三精神不死”的巨幅遗像和“冤沉何处”的白布黑字大横幅上街游行，向沿途市民泣告于子三惨案真相，并赶到省保安司令部，瞻仰于子三遗容。此后，浙大师生员工举行罢教、罢课、罢研、罢工，向国民党当局发出最强烈的抗议呼声，并举行于子三哀悼晚会和公祭大会。同时，于子三被捕、惨死的消息，也通过各种渠道被传播到全国，在中共地下组织的推动下，形成了20多个大中城市、15万名学生参加的“反迫害，争自由”斗争，史称“于子三运动”，掀起了全国性学生运动的新高潮。

浙江大学为于子三举行哀悼晚会和公祭大会

【资料和图片来源：《西湖旭日——中共杭州历史简编（1919—1949）绘画本》《中国共产党杭州历史第一卷（1924—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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