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祐五年（1090），苏轼用疏浚西湖时挖出的湖泥堆筑了一条南北走向的长堤，当时即称“苏公堤”。堤上建有六桥，自南向北依次命名为映波桥、锁澜桥、望山桥、压堤桥、东浦桥和跨虹桥。苏堤是跨湖连通南北两岸的唯一通道，穿越了整个西湖水域，也成为观赏全湖景观的最佳地带。苏堤自北宋始建至今，沿堤两侧始终相间种植桃树和垂柳，春季垂柳初绿、桃花盛开，这便是著名的“苏堤春晓”景观。

苏轼熙宁年间出判杭州，元祐年间出知杭州，两次来杭时间虽短，但在救济灾民、疏浚西湖、兴修水利等方面政绩显著，同时醉心于西湖美景，登山涉水，游赏名胜，在杭州留下极其丰富的诗文作品与文化遗产。杭州民众十分感激苏轼的恩德，在其生前便为其立生祠。而杭州也成为苏轼永远的牵挂，身在千里之外的密州时仍然“一岁率常四五梦至西湖上，此殆世俗所谓前缘者”。

南宋叶肖岩《苏堤春晓》图

西湖与其周边的山岭留下了很多苏轼的足迹。南宋时期，王象之《舆地纪胜》记载，杭州与苏轼有关的景观或文化遗迹包括：西湖、苏堤、东坡庵、参寥泉、六一泉、介亭、竹阁、柏堂、孤山、六井、浮山、中和堂、虚白堂、望湖楼、垂云亭、寒碧轩、横翠阁、风水洞、风篁岭、南漪堂、三贤堂、六观堂、多福寺、江涨桥、虎跑泉、安国寺、洞霄宫、此君轩、野翁亭、玉女岩等。明代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对杭州苏轼文化遗迹也有详尽记述。康熙、乾隆下江南时也曾探寻苏公文化遗迹。清嘉庆初，秦观后裔秦瀛曾在浙江出任按察使，在西湖孤山附近修建了苏文忠公祠。

苏堤苏轼塑像

杭州苏东坡纪念馆

苏堤、六桥在宋代既是西湖的交通要道，又是农业灌溉设施。宋徽宗朝新党对元祐旧党发动攻势，包含苏轼在内的一百二十人被列为“元祐奸党”。苏轼去世一年之后的崇宁元年（1102），宋廷追贬元祐党人，苏轼诗文题刻均遭毁禁。南宋地理书《舆地纪胜》《方舆胜览》还都记载，崇宁五年（1106）吕惠卿出知杭州时曾奏毁苏堤，不知所毁苏堤是指堤上的苏公祠还是长堤本身，但南宋乾道年间孝宗的确“命作新堤”。这两部地理书还记载苏轼所修长堤“自孤山抵北山”，最初苏堤似乎与孤山相连，方位与今不同。而孝宗新修长堤“自南山净慈寺门前新路口，直抵北山”，结果导致无法从里西湖泛舟抵达北山，“湖分为两，游人大舟往来，第能循新堤之东岸，而不能达于北山”，绍熙年间光宗下令将加高长堤两侧的桥拱，船穿高桥始通北山，“始命京尹造二高桥，出北山达于大佛头，而舟行往来始无所碍云”。据此说来，南宋里西湖的北岸如同今天曲院风荷景区，另有堤坝或建筑遮断不能直接抵达北山。

南宋新修长堤仍称苏堤，或许是在北宋苏轼废堤上改建，而且变得热闹非凡，除了交通之便，也日益成为游赏之地。南宋临安府着意将苏堤景观化，曾“修葺西湖南北二山堤上亭馆、园圃、桥道，油饰装画一新，栽种百花，映掩湖光景色，以便都人游玩”。苏堤日益美观热闹，“堤桥成市，歌舞丛之，走马游船，达旦不息”，并需随时修理，“岁久弗治，两湖之涛日淫啮之，堤渐廉削”，“堤间啮于水，郡常随时修治”。其中咸淳五年（1269）知临安府潜说友再次大规模整修苏堤，“运土填洼，益庳高二丈，袤七百五十八丈，广皆六十尺”，并且进一步美化苏堤，“堤旧有亭九，亦治新之，仍补植花木数百本”。元朝把南宋覆灭归罪于西湖，从此官府对西湖废而不治，任由豪门占湖为田，基本没有对西湖进行治理，苏堤因湖水浸蚀而严重损还。明成化以前里西湖已变为农田，六桥淤塞严重，“水流如线”。明正德三年（1508）杨孟瑛再次疏浚西湖，“西抵北新堤为界，增益苏堤，高二丈，阔五丈三尺，列插万柳，顿复旧观”，这就是杨公堤，但此后再次衰败。

苏堤介绍碑

苏堤春晓御碑

今天的苏堤也是清代重建的结果。康熙三十八年（1699）康熙皇帝巡游西湖、御题西湖十景时书写“苏堤春晓”四字景名，即刻碑建亭，立于苏堤的望山桥和压堤桥之间。清雍正二年（1724）再次修筑苏堤，雍正五年（1727）又于苏堤植花木，“由是十里长虹焕成云锦”。此后乾隆题写御诗“通守钱塘记大苏，取之无尽适逢吾。长堤万古传名姓，肯让夷光擅此湖”，并刻于康熙御碑背面。1912年西湖曾伐除杨柳满植桑树，因立即遭到非议又恢复桃柳夹植风貌。

后续内容，请见《南宋都城三部曲》之《杭州寻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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