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历史的年轮迈入商、周时期，属于越地的余杭，在史册上并没有留下多少文字记载，但这片土地已经从洪荒中慢慢解脱、苏醒过来。众多的考古遗址证明这一时期余杭地区的人类活动仍然维持在一个同时期较高的生产力水平上。太湖以南的重要中心聚落小古城遗址（位于今余杭区径山镇）是其代表之一，它起自马家浜文化，发展到商周时期的马桥文化，成为新石器时代苕溪流域典型的文化遗址。2020年，在南湖以西2公里的跳头村（今属余杭区中泰街道）发掘的跳头遗址也是其中之一。跳头遗址出土了大量陶器、青铜器以及水稻、大豆等粮食作物，是商周时期滨水聚落遗址的代表。在苕溪流域，只要有人类的活动，都跟治水密切相关。 秦代，秦始皇设钱唐县、余杭县，归属会稽郡。秦汉之际，朝廷开始重视水利建设，设钱唐县大概率是为了治理钱塘江，设余杭县是为了治理苕溪。东汉时期南湖和唐朝时期北湖的开辟是当时两个著名的水利大工程，泽被千年，在历史上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一、筑塘与围湖——陈浑开创的两千年大工程 1.迁城开湖 这里讲的迁城，是指陈浑将县城迁到苕溪的左岸（北侧）。开湖就是指开辟南湖。 东汉熹平元年（172年），陈浑（约140—？）为余杭县令。他上任伊始，第一件事就是将余杭县城移到苕溪的左岸（北侧）。原本余杭县城位于南苕溪的南侧，土地平坦，虽有舟楫之便，却因地形平衍而易遭水灾。陈浑便请奏朝廷，依据风水学的原理，将县址迁于溪北。新县城背靠着层峦叠嶂的观国山，正面对着南苕溪，呈“背山面水”的风水宝地格局。新县城与南苕溪南侧新建的南湖成错位布置，一方面分杀苕溪之洪流于溪南侧；另一方面南湖所储蓄之水也可用于县城居民灌溉农田，维持其生存、生产、生活的需要，形成稳定的山—城—溪—田—湖的文化景观格局。 县城搬迁以后，陈浑就组织人们修筑城墙，疏浚护城河，加固县城以保卫安全。从此以后，余杭县城巍然耸立在杭州市的西北部，成为杭州西郊的重要城镇。 陈浑迁城，不单纯是风水学上的考虑，也是治水的需要。一方面，南苕溪干流上奔涌而下的洪水会对县城有威胁，另一方面，陈浑是为了在苕溪南岸修筑一个大型的蓄水工程，这个工程就是开挖南湖。迁城和开湖可以说是同一个目的中的两件事。途经余杭的苕溪上承天目万山之水，每当霪雨滂沱，盈川满谷，奔泻其中，溪量难容，攻堤浃岸，乃至下游杭、嘉、湖三地俱遭漂没。修筑南湖，其主要功能是潴滞南苕溪山洪，分杀东苕溪上游水势，减轻下游堤防压力和洪水危害，干旱时还可用蓄水灌溉农田。 余杭位于东苕溪上游地区，上承天目山系诸水，下贯杭、嘉、湖三府。溪水流至余杭扇形地，襟带山川，地势平坦，易成洪涝，所以余杭“堤防之设，比他邑尤为重要。余杭之人视水如寇盗，堤防如城 廓”。东汉熹平二年（173年），县令陈浑为分苕溪洪水，橐输4万金，兼人工以10万计，开辟南湖。利用县南凤凰山麓一片开阔地（洪泛区），自西至东折而南，直抵下凤山脚，修筑弧形长堤一道，围成一个蓄水陂湖，以拦蓄苕溪洪水，湖的西南界是山麓，北界和东界为湖堤，地势西南高于东北，故于湖中筑一隔堤，将全湖分作两部分，西为上湖，东为下湖，总称南湖。南宋《咸淳临安志》载：“上湖周长32里28步，下湖周长34里181步。”两湖东界为八角亭、白泥山，西界为洞霄宫，北界为石门塘，面积1.37万亩（913.33公顷）。洪水入龙舌嘴出石门桥，以潴于湖，使其暂时得以留蓄，减其锐势，而不至于泛滥成灾。下游田禾既无淹没之灾，兼资灌溉之利。陈浑担心洪 水从石门溢进南湖，又在南下湖之南，自东岳庙至观音阁设五亩塍，总长495尺（165 米），高5尺（1.6米）。“五亩塍”实际上是一座溢洪滚坝。坝分为高低两级，北宋成无玷《南湖水利记》中记载，“湖水过五尺，则盘塍北空处以流（即从五尺坝处溢流）；过六尺，则盘塍以流。水之流塍不止五尺，溪流平，则五尺之水复自石门函还纳于溪”。修建成高低两级的溢洪坝，这也是南湖工程的一项特色，这种形式的溢洪坝抬高了水库的调洪能力，且“湖水盘塍者势缓，不为东乡及南渠河病”。过堰的单宽流量相对较小，对下游冲刷减弱。五亩塍还具有自动调节湖中水量的作用，水流塍下达五尺高时，水反从石门函回纳于苕溪。五亩塍建成后，水得以盘塍笔徐而下，由石棂桥过安乐，以归南渠河。滚坝遗址今尚存，仍在发挥作用。 以上史实史籍上均有记载。清嘉庆《余杭县志》卷十一《水利》中记载：“后汉熹平二年，县令陈浑修堤防开湖灌溉。县境公私田一千余顷，所利七千余户。湖东南岳庙之侧有石棂桥、五亩塍，二处皆汉陈浑遗迹。南渠河上有东郭堰，陈浑置。”民国《浙江通志稿》“南湖”条载：“南苕溪又东北流，全入余杭县境。南受线潭之水，北有舟枕山之水来注之（县志舟枕山名舟航山，夏禹治水维舟于此，县之名由山起，东坡诗所谓“看山识禹功”者是也）。又东流，南受南湖之水。南湖在县城西南二里，纳苍步岭、石盂岭等处之水。汉灵帝时县令陈浑所开。昔时甚大，今已甚小，湖内土山有八。水盛涨则泛滥，水涸则归沟。湖形北广南狭，西广东狭。四周有堤，约周十里。中有十字堤，西广三里强，南广袤二里。西北出口过石门桥，会南苕。” 南湖修成后，苕溪洪流便可从西北石门桥导流入湖，浩浩荡荡汇成大片水域，最后从湖东南滚坝流出，从而分杀南苕溪上游水势，按季节调节水流。山洪暴发时可储蓄上游来水，削减洪峰，干旱时则可提供水源。湖中蓄水先导入干渠再分流农田，因而可以不过分提高湖堤而增加蓄水量，并使湖堤更有安全保障。南湖的修成，缓解了东苕溪下游的洪水威胁，并为湖下千余顷农田解决灌溉用水。余杭南湖是太湖流域最古老的水利工程之一。南湖作为余杭水利系统的一个重要节点，是古代人民满足农业灌溉下积累出来的生产智慧。南北朝《舆地志》与南宋所著的《咸淳临安志》中均对创湖初期南湖的灌溉能力有所记载：“开湖灌溉县境公私田一千余顷，所利七千余”。南湖的修筑既减缓了雨季的洪涝灾害，又能在旱季持续不断地为农田提供灌溉水源，使得南湖周边的乡野“既无淹没之灾，兼资灌溉之利”，极大程度上体现了古代人民在传统湖泊营建上的生产智慧。南湖的修筑也使东苕溪流域成为区域农业生产的中心，越来越多的乡民来此开垦农田，精耕细作，衍生出稻业、渔业、手工业、林业、丝绸业、畜牧业等等与农业相关的产业。南湖周边也逐渐成为整个余杭地区高度富庶的农业生产聚集地。自汉以后，历代有作为的余杭县令均重视南湖治理，不敢有半点疏忽。 2.筑塘建闸 南湖修成后，紧接着的是东苕溪围圩为堤，据说，这项工程始于大禹治水，陈善《南湖考》里有“大禹筑塘，名西海险塘”之句，说它的险要等同于海塘。但有文献记载的修塘则在与南湖同时开挖的汉熹平二 年（173年），以后又经历朝历代的挑土填石，修缮加固。这条堤塘就是大名鼎鼎的西险大塘。 《杭县志稿》之《水利》载，西险大塘“自余杭石门桥起，至化湾塘入县境，东至奉口陡门。沿西为武康县境，北至劳家陡门入德清县境之统称。”现在的西险大塘自石门桥起，经余杭、仓前、瓶窑、良渚、仁和至湖州德清大闸，全长44.94公里，其中余杭境内长38.98公里。但陈浑当时所修的，可能主要还是傍靠南湖和县城这一段。郦道元《水经注》记载：“浙江东经余杭故县南，新县北……汉末陈浑移筑南城，县后溪南大塘即浑立以防水也。” 比之钱塘江海塘，西险大塘之名不为过，其险要利害可埒于钱塘江海塘。旧志多有记载：西险大塘“汇万山之水于一溪，下关杭嘉湖三郡田庐性命”，“三水既合，势益奔涌，直流暴涨，不能遽泄则泛滥为害”“流尸散入旁邑，多稼化为腐草”……正如宋代余杭县丞成无玷总结的那样：苕溪水发源于天目山，经过两个郡、六个县，注入太湖。水流经天目山时，山谷狭隘，地势高峻。经三个县后，向下奔流的河水气势奔放，不可阻挡。水流经过余杭县，时而山川屏障环绕、地势险要，时而地势平坦。苕溪水横冲直撞，大水很快弥漫，高的地方有两丈左右，然而不到三天就平静了。大水带来的祸患虽很快解除，但仍难以预测，因而修建堤防设施是最重要的。 修建大塘与修建坝、闸、陡门是同时进行的，清嘉庆《余杭县志》上说：“御水 之法，曰坝、曰堰、曰陡门、曰笕、曰 塘。余邑苕溪之水，建瓴而下，无以蓄之则易涸，无以泄之则易涨。涸与涨，皆足为 民害。防其害，则不言利而利自见。”陈浑当时沿东苕溪南岸筑塘，设陡门、堰坝10余处。在县东10里建高2.2丈、宽1.5丈的西涵陡门，在南渠河置东郭堰、千秋堰。 西涵陡门是较早见诸记载的东苕溪水闸。东郭堰在溪南旧县之东，南渠河上，后 来此地被人叫做“堰下”。千秋堰在县东南二里南渠河上。南渠河亦为陈浑所筑，是分流南苕溪和南湖水的人工河道。南渠河流经县治，上接木竹河余杭闸，下连余杭塘河，长2.21公里，与南苕溪并行东流。旧时南湖水出滚坝后，经凤凰山下方家坝北流，至舒桥分流。一经狮子山南宝轮桥，沿安乐山北麓流入南渠河；另一经尹家坝，在坝潭入南渠河。为使南渠河不干涸，陈浑修筑了东郭堰和千秋堰，引南苕溪水入南渠河，利于灌溉农田。南苕溪涨水时，便漫过千秋堰泄入南渠河。据嘉庆《余杭县志》记载，“（千秋堰）汉熹平间置……以其屡兴屡毁，欲其悠久，故号千秋堰，亦号新堰陡门。”可见千秋堰也曾是一项千年工程。千秋堰是南渠河的辅助水利设施，类似滚坝，筑千秋堰可使余杭县东南诸乡及钱塘县钦贤、履泰等乡免受旱灾。陈浑开湖筑塘，使苕溪“下游田禾既无淹没之灾，兼资灌溉之利”，县人称之为“百世不易、泽垂永远”。清康熙《余杭县志》之《舆地志》记载：“后汉熹平二年，县令陈浑修堤防，开湖灌溉县境公私田一千余顷，所利七千余户。”后人为纪念陈浑，在南湖塘建陈明府祠（俗名天曹庙），五代后唐时，陈浑被追赠为王，县人又在镇东建太平灵卫王庙以祀。 正是有了西险大塘，大塘以东的杭州城区域才从洪水泛滥、冲刷的支离破碎中解脱出来，慢慢有人居住耕作，人烟逐渐稠密起来，形成了杭州这座城市。所以说，没有西险大塘，就没有杭州，它是杭州的第一条生命线。 东汉时期的水利工程，除了县令陈浑发民10万修筑的南湖，还有一处不为人知的查湖。南宋《咸淳临安志》卷之三十八载：“查湖塘，高一丈，广二丈，在县北三十五里。其源出诸山，即后汉南阳太守摇泰所封之湖，溉田甚广，湖侧亭址尚存。”嘉庆《余杭县志》也有同样的记载。《明一统志》《大清一统志》“北湖”条下均有附记。另据杭州市档案馆编《杭州古旧地图集》之《余杭县图》中，瓶窑镇西北亦标有“查湖”一名。南阳太守摇泰未见记载，恐为余杭人而官南阳者。据当地学者张宏明考证：今称的“渣湖”，就是志书上的“查湖”，实为“霅湖”（明朝万历七年《杭州府志》中有附图），范围包括以渣河墩、大舍、苏家头为中心的一大片区域，即小古城遗址、水磨里以东，陶村桥以北，石濑以西以南，再往东即今北湖草荡，当然也包括了现在的北苕溪一段，总面积约5500亩至6000亩，略等于现在的北湖大小。石濑有摇相公庙。嘉庆《余杭县志》上说：“摇相公庙在县东北三十五里石濑镇。明洪武三年重建。自宋迄今，居民奉之为本境土神。摇相公，未详何人，疑即后汉摇泰。”直到清代时仍有查湖的记载，且堤塘一直在维修。
二、浚湖与开湖——归珧誓死筑湖 汉朝以后，江南地区进入了六朝时期，全国经济中心开始南移，南方经济得到了发展，稻作农业依然非常发达。可以设想，这一时期苕溪的治理肯定在同步进行中，因为要发展农业，必须依托水利。但这一时期，地方志上有关治理苕溪的记载比较少。期间，值得一提的是南朝宋余杭县令刘道锡主持修复南湖堤塘一事。“宋文帝元嘉十三年，余杭县高堤崩，洪流迅激，势不可量。余杭县刘道锡，躬先吏民，亲执版筑，塘既屹立，县始获全。”说的是南朝宋元嘉十三年（436年），洪水冲坏南湖堤，当时的余杭县令刘道锡主持修复。刘道锡（？—450年），南朝宋彭城吕人。文帝时曾任余杭令，有美政。当时宋文帝派扬州治中从事沈演之到地方巡查，沈演之表荐余杭令刘道锡及钱塘令刘道真，文帝嘉奖了他们，各赐谷千石。沈演之的奏疏中，尤其称刘道锡能“率先吏民，筑塘捍水，著异绩云”。后来余杭人建名宦祠，将刘道锡同陈浑、归珧、杨时等人一同祭祀。余杭人对于治水有功的地方官员总是心怀敬意和感激之情。 当历史的车轮进入唐朝的时候，苕溪治理的重头戏又上演了。这就有了唐朝余杭县令归珧誓死筑湖的精彩一幕。 1.疏浚南湖 唐宝历元年（825年），归珧出任余杭县令。当时南湖年久失修，以至湖面淤塞，堤坝破损，洪灾又屡屡危害黎民百姓。归珧亲自勘察，率民工数万，日夜不息，疏浚上、下南湖，“因其旧，增修南上、下两湖，溉田千余顷，民以富实。”他循陈浑所建旧迹，浚湖修堤，恢复蓄泄之利。南湖的开辟不仅可以保全周边各乡农田免遭淹没，更为重要的是可以保障下游杭嘉湖地区的安全。正如清康熙《余杭县志》所载：“余水自天目，万山涨暴，而悍籍南湖，以为潴泄。修筑得宜，不独全邑倚命，三吴实嘉赖之。” 2.新辟北湖 北湖位于余杭瓶窑镇西南，中苕溪左岸，介于中、北苕溪之间，原为一片草荡，古称天荒荡，今称北湖草荡，土名仇山草荡。余杭县令归珧鉴于三苕之水流湍急，坚持创议开湖储水。湖在县北五里，周六十里，塘高一丈，广二丈五尺，引苕溪诸水，以灌民田，面积远超南湖，以分泄中、北苕溪洪水。北湖可灌民田千余顷，其源出诸山，因湖在县北，故名北湖。 据邹干《惠泽祠碑记》载：“昔洪水冲决堤岸，功用弗成。公与神誓，‘民遭此水溺，不能拯救，是某不职也。神矜于民，亦何忍视其灾！’堤由是筑就。至今，人名之曰‘归长官塘’。”说的是归珧在修筑溪塘时，洪水屡次冲垮堤坝，大功难成。归珧向神灵起誓：百姓遭受洪水之苦，而我又不能拯救他们，是我这个县令不称职。神灵您同情、怜悯天下小民，怎么能忍视百姓受灾受难呢！……堤坝终于修筑成功。清嘉庆《余杭县志》上记载：“分洪、灌溉两利，湖成而身卒，后人称归令誓死筑湖。”可能在辟湖的过程中，归县令身心疲惫，积劳成疾，不幸去世。人们为了纪念归珧，就把这条堤坝称为“归长官塘”。后来还在南湖塘建归府君庙来祭祀他。余杭民间还相传归珧的夫人、女儿都被大水淹死的，在余杭还有圣夫人庙和女儿桥，据传是为纪念归珧的夫人和女儿所建。明万历《余杭县志》记载，圣夫人庙“在县东二里山西园。相传唐县令归珧夫人，与珧俱死水难，独夫人尸流至此，有显异，立庙祀之。”不过，据明代陈善考证，归珧誓死筑塘当为事实，但其夫人、女儿死难之说，为后人讹传。 经过晚唐宝历年间（825～827年）余杭县令归珧的治水努力，疏浚南湖、新辟北湖和整修东苕溪堤，从而形成了“上蓄、中 分、下泄”的拦、滞、御、导洪水调节机制。 3.修筑甬道 晚唐时余杭县官道当以水路为主，但陆路交通也开始得到了整修。归珧在修浚南湖和北湖的同时，也开始了甬道的修筑。修筑余杭甬道最早的记载为《新唐书·地理志》：“北三里有北湖，亦珧所开，溉田千余顷。珧又筑甬道，通西北大路，行旅无山水之患。” 当时县城西北一带道路崎岖，坑洼不平，天一下雨，山水骤至，常淹害行旅。归珧取开湖之土，修筑甬道，直通西北大路，自此行旅无山水之患。这条甬道，后来成为北驿道的一部分。北驿道从余杭城北出发，过莲花桥（建于东汉），沿二里亭、三里铺（石凉亭）、过苎山桥（建于元代）、新岭亭至邵墓铺、麻车铺、招兜铺、古城铺、独松关入安吉县境内的孝丰驿道，然后可达安徽宣城和江苏南京，全程百余里左右。
三、千秋堰与乌龙笕——钱镠治水 五代十国时，吴越国国王钱镠十分重视浙西水利建设。他曾设置都水营田使主持水利，并招募士卒治水营田，称“撩浅军”，主要从事太湖流域和杭州西湖的水利工作。修复千秋堰和修筑乌龙笕是钱镠在治理南湖时留下的两大政绩。 清嘉庆《余杭县志》卷十一《水利》载：“千秋堰，在县东南二里，汉熹平间置，唐会昌五年坍坏，钱武肃王复置。”千秋堰为东汉陈浑所筑，但中唐坍塌毁损过，到五代时吴越国王钱镠又重新修复。到北宋末政和年间（1111～1118年），千秋堰因陡门涨沙而填土塞堰。1959年治理南渠河时在通济桥西400米处建幸福闸，引溪水经木竹河下游旧道入南渠河。至此千秋堰旧河道淤为平地，发展为千秋街。 钱镠一贯重视水利，还在南苕溪凤仪塘东筑乌龙笕（今作乌龙涧），引溪水入南渠河。《杭县志稿》卷九《水利》载：“乌龙笕承千秋堰之水，南灌安乐直至钱塘。乃钱武肃王所置，最为冲要。是笕法创于唐，至吴越而设置尤备。”“笕”的制造之法始创于唐代，到五代吴越国时更为完善。“笕”本意指引水的长竹管。以笕引水在古代应用颇为常见，唐代杭州刺史李泌开凿六井也用到笕。不过后代的水笕很可能是石笕，并非竹管引水。由于乌龙笕的地理、技术上的重要性和优势，在水利上颇有作用，因此历代续有修复。余杭县治位置的屡次变化也与水利治理大有关系。东汉熹平元年南湖水溢，陈浑将县治由南苕溪南移至溪北。五代时南苕溪洪水又殃及溪北，钱镠再将余杭县城迁回溪南。到北宋初雍熙二年（985年）再迁溪北，至此，溪北为城、溪南为市的格局最终定型。 本文刊发于《余杭史志》2023年第2期 作者 陈 杰 感谢原文作者及发布媒体为此文付出的辛劳，如有版权或其他方面的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本文仅供参考，不代表杭州文史网观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