蕉园诗社的女才子们精通诗词书画等，对文学艺术有着极高的审美和鉴赏能力。一行行优美的佳词丽句，一幕幕动人的悲喜剧，是历史留下的长长的背影。西湖的柳丝在繁盛的大唐曾被写入了唐诗中；湖畔的梅花目睹了宋词的柔美与阳刚。文化的代代沉淀，为蕉园诗社铺开了浩大的场面。陈文述《西泠闺咏》卷十，在赞美钱凤纶的诗句中，动情地说“绮罗七子有诗坛，春阴庭院依慈竹”。几位女子，聚集在一起，可以组成一个诗社，并且还有很大的影响，简直难以想象。然而，蕉园诗社正是这样的一个独特的存在，她们的名字和蕉园诗社一起深深地镌刻在中国诗歌史上，成为一个无法绕过的存在。她们是不朽的，不仅是因为创作了诗歌、戏曲、文章，更主要的是她们有着开一代风气之先的胆识和勇气，也有着对不朽的追求。

渴望名垂不朽，无形中也彰显着她们对诗歌创作艺术的追求。钱凤纶在《与林亚清》这封书信中，动情地回顾蕉园诗社的盛况，也伤感地谈到其衰落，顾姒坐船北上，剩下几位在杭州的成员，相去不过数步之远，但因尘务纷扰，经年契阔，见面次数不多，常怀相思之意。在花下拂笺写诗填词、窗前剪烛的美好时光，杳如黄鹤一去不复返了。她打算作画一幅，题名就叫“蕉园雅集图”，把五人放置在乔松、茂竹、清泉、白石之间，让蕉园诗社的精神永远流传下去，使得世人还记得有这么一个女性诗社的存在。结社的盛事，传之千秋，在文学上固然不能和竹林七贤、竹溪六逸相比，但在诗酒风流上能相媲美，也不虚度此生了。在信的最后，钱凤纶还不忘问一句：妹妹以为怎么样？如此知己如此文章，林以宁自然非常感动。

她又何尝不想蕉园风流传之后世呢？纸短情长，千言万语，在不言中。虽是女子，却有男儿之志，在文学上争得一片天地，是她们共同的追求。

顾姒在《吴吴山三妇合评〈牡丹亭还魂记〉序》中谈道：“文章有神，其足以垂后者，自有后人与之神会。”在此，顾姒虽是谈《牡丹亭》，实则是表达对文章不朽的期待，渴望在后世能有知音欣赏。想要永垂不朽，不是有想法就可以的，还要有拿得出手的优秀作品。顾姒等人情动而辞发，形之于笔端，写出一篇篇动人的作品，后世的文士读蕉园诸子的作品，披文入情，想象她们的所思所感，不禁击节赞叹。

如果说顾姒还是在期待知音的阶段，钱凤纶则以实际行动表彰女性的功绩了。沈善宝《名媛诗话》卷一在介绍钱凤纶的时候，说她“尝以扬子云作《二十五箴》，不及女史，遂作《彤管箴》以补之”。扬雄是汉代著名文学家，曾大力创作了《卫尉箴》《太仆箴》《廷尉箴》等箴铭，而没有写到女史，钱凤纶看不过，直接提笔创作了《彤管箴》，以补扬雄之缺。这种为女性鸣不平的个性，在蕉园诗社的众多成员中，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

蕉园诗社的一众女诗人，不但为女性争取地位，而且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促进了清代女性文学创作的繁荣。在文学创作方面，她们展现了清代文学创作的高水准。这可以从当时和后世的文学品评中见出一斑。其实在她们生活的时代，蕉园诗社的名气已经很大了。徐德音在《出都留别林亚清夫人》中，说林以宁在蕉园诗社的联唱，驰名于江左，她的作品集名声很大，甚至传到了宫中。生活在清代乾隆至道光年间的陈文述，对于杭州先贤，动情地感慨“何处蕉园余旧址，绿天庵外不胜寒”。或许，在某个乍暖还寒的日子，陈文述曾和好友一起寻找蕉园诗社诸位女子的足迹，缅怀诸位才女为杭州文坛做出的贡献。徐灿是清初著名的词人，阳羡词派领袖陈维崧在《妇人集》中称赞她的小词写得非常好：大概南宋以来，“闺房之秀，一人而已”。说她的词是南宋以来写得最好的，虽然不免有所溢美，但可见文士对她才华的肯定。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里也对徐灿赞不绝口，认为在清代女子里面，词写得最好的是徐灿。这从一个侧面见出蕉园诗社的影响力之大。

除了徐灿外，顾姒也是引起当时文坛名家注意的人物。王渔洋在《池北偶谈》卷十六谈到曾读到顾姒的《静御堂集》，称赞其“小赋诗词颇婉丽”，顾姒代丈夫所作的以“蟹”字为韵的诗歌也让王渔洋惊叹；除此之外，王渔洋还谈到顾姒善歌，所作的词曲有“一轮月照，一双人面”之句，最受王渔洋的激赏。查为仁《莲坡诗话》卷下记载顾姒能诗，说她在京城有诗句“花怜昨夜雨，茶忆故山泉”，受到宋荦等文士赞誉，颇为流行，甚称于时。梁乙真在《清代妇女文学史》中说“自来闺秀之结社联吟、提倡风雅者，当推蕉园诸子为盛”。这种影响是很深远的。在蕉园诗社之后，遥承其风雅的主要是杭州本地的才女，并且由杭州逐渐扩展到周边区域。梁乙真《中国妇女文学史纲》生动地谈道：钱塘妇学，自蕉园诸子而后，才媛辈出，如方芳佩之疏朗，梁德绳之超落，黄焦卿姊妹之整娴雅靓，沈湘佩姊妹之识见卓绝，凡此诸人，皆能独步当时，称霸吟坛，又不仅钱塘一隅之秀也。迨后汪端之挺出，益为钱塘张目。

梁乙真从杭州才女的文化传承脉络，点出蕉园诗社之后，方芳佩、梁德绳、汪端等作为女性代表对杭州乃至全国文坛的贡献。生于清代雍正六年（1728）、卒于清嘉庆十三年（1808）的方芳佩，是蕉园诗社之后，值得关注的杭州才女。她和儿媳王德宜及女儿的唱和，是杭州城内另外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据清代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卷三《在璞堂老人》介绍，在方芳佩80岁的时候，东阁大学士梁诗正的儿子梁山舟重宴鹿鸣，赋诗四章，和者不下百余人。方芳佩和诗三章，评论者认为诸人皆不能及。能在一百多位和诗者中脱颖而出，说明方芳佩的才华过人。她和儿媳妇王德宜之间，经常探讨文学，“屡有唱和”。

在蕉园诗社之后，最有名气的莫过于袁枚女弟子举行的湖楼诗会和陈文述碧城仙馆女弟子群开展的系列文学活动。袁枚和陈文述都是杭州人，是当时赫赫有名的大才子。他们不顾时俗的偏见，招收了大量的女弟子，并且公开吟诗填词，成为一道独特的文学景观。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袁枚回到家乡杭州扫墓，住在孙嘉乐的宝石山庄。由孙嘉乐的女儿，也是袁枚的弟子孙云凤发起，在宝石山庄的湖楼举行隆重的诗会，共有孙云鹤、张秉彝、徐裕馨、汪妽等13位女弟子参加。活动结束后，由汪恭、尤诏绘成《十三女弟子湖楼请业图》。这幅图现藏于上海博物馆，是难得的诗人雅集的绘画，展现了女弟子请业问学的场景。孙云凤是杭州仁和人，和妹妹云鹤、云鸾、云鸿、云鹊、云鹃均能诗善画，是典型的才女。两年后，袁枚游天台山，返回途中，路过杭州，再次举行了湖楼诗会。只不过这次来参加的人数没有上次多，只来了7位女弟子。我们以第一次湖楼诗会为例，来看女诗人聚会的情况。

十三女弟子湖楼请业图（局部）

孙云凤在《湖楼送别序》中说：

凤等抠衣负笈，问字登堂。一束之礼未修，万顷之波在望。畅幽情于觞咏，雅会耆英；作后学之津梁，不遗闺阁。持符召客，女弟子代使者之劳；置酒歌风，武夷君作幔亭之会。群季乏地主之仪，能无愧也；先生具门人之馔，有是礼乎？其时风雨有声，烟波无际，山花留红，堤草萦绿。不栉进士，竞传击钵之诗；扫眉才人，独逞解围之辩。或真珠密字，写王母之灵飞；或吐绿攒红，画仲姬之花竹。凤率同小妹，滥厕诸君，既衣香鬓影之如云，亦柳絮椒花之满牍。

这篇文章收录在袁枚所编的《随园女弟子诗选》卷一所附录的杂作中，此处引用的是节选的部分内容（同卷所附的还有《湖楼请业图序》）。从“抠衣负笈”等可以看出女弟子们是非常虔诚地向袁枚请教，袁枚和女弟子们的唱和，其乐融融。从“真珠密字”“吐绿攒红”，可以看出女诗人们竞相呈现自己的诗才和画艺。从吴淑慎的“同人竞写簪花句，系我惭非咏絮才”，孙云鹤的“置酒湖楼上，搜索闺中句”，可以看出唱和的热烈。孙云凤有《宝石山庄送简斋夫子还山序》，吴柔之有《湖楼送别简斋先生》等，不少女弟子都留下了送别诗歌。这是令袁枚一生难以忘怀的一次聚会，他一口气写下了《庚戌春暮寓西湖孙氏宝石山庄，临行赋诗纪事》12首诗歌。多年之后，他还动情地回忆起酬唱的情形。宝石山上的聚会，也成为文坛上的一段佳话。在今天的宝石山上，不少文艺青年也常聚集在保俶塔下，讨论文学和艺术，成为西湖边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和蕉园诗社主要在杭州活动有所不同，以沈善宝等杭州籍女子为主在北京组成的秋红吟社，则突破了地域的范围。沈善宝（1808—1862），字湘佩，号西湖散人，浙江钱塘人。诗文书画俱佳，名重大江南北。沈善宝不但在文学创作上引领风骚，而且在理论上对女性诗歌创作进行总结，取得很高的成就。她的著作丰硕，作品集有《鸿雪楼诗集》《鸿雪楼词集》《名媛诗话》等。项紃，原名絸章，字屏山，号絸卿，浙江钱塘人，在诗歌、绘画、文章、词赋等方面均有名气，著有《翰墨和鸣馆诗稿》。沈善宝《名媛诗话》记载：“己亥秋日，余与太清、屏山、云林、伯芳结‘秋红吟社’。初集咏牵牛花，用《鹊桥仙》调。”此处的“己亥”是指清道光十九年（1839），是年沈善宝等女子结“秋红吟社”。秋红吟社的诸位才女把蕉园诗社开创的传统进一步发扬光大，助推了清代女性文学创作的繁荣和兴盛。

值得注意的是，在蕉园诗社之后，蕉园诗社女子的文学成就也被当作一种评鉴的标准来衡量其他女性文学创作情况。如有评论家评价沈善宝的文学才华是“驾蕉园七子而上之”。在此，蕉园七子无形中被当作一个标杆。在清代，做官基本上要通过科举考试或者建立军功。这对女性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使她们具备通过乡试、会试、殿试的才能，也无法出仕做官，实现心中的灿烂理想。在这样的情况下，社会的上升通道对女子来说是关闭的。绝大多数女子的命运几乎可以一眼望到头，结婚、生子，在相夫教子中度过一生。尽管如此，蕉园诗社的诸位女子，不满足于此，也不甘于此。她们想像男子一样，成为治学的大学者，成为大文豪，成就一番事业。即使不能实现，也要在作品中表达自己的理想。陈端生写的著名作品《再生缘》的主人公孟丽君便是如此。孟丽君女扮男装，捐监应考，连中三元，担任兵部尚书等职，建立赫赫的功勋。一位女子能做到如此成就，在古代几乎是难以实现的，而通过陈端生的生花妙笔，则活色生香地展现出来了。孟丽君何尝不是陈端生对自己的期待呢？这个美丽的女性形象正是陈端生心中理想的象征，也是众多杭州女性独立个性的一个体现。

在清代杭州诸位才女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非常鲜明的特征，即独立女性意识的觉醒。在男性代言的文学作品中，女性是作为一种被观看的对象的。尽管有些时候，男性作家在文本中表达得很柔和、很有女性气息，如写作婉约词，代女子作闺音，但这毕竟不是女性自己提笔为文，还是很难传神地写出女子的所思所想的。无论是蕉园诗社诸女子，还是后来袁枚的诸位女弟子，都展现出一种非常强烈的独立意识。她们要自己写出日常生活，呈现多样的社会面向，而不是仅仅满足被“代言”。这种独立意识对社会思潮的解放有很大的作用。觉醒的女性流露出闪光的特质和鲜明的个性色彩。在这样的情况下，她们的观点和作品引起大家的讨论或者争论，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只是在清代社会，她们作品所蕴含的深厚思想，被发掘得还不够。单纯看一篇篇的诗词文章，是比较散乱的，如果整体上看从蕉园诗社兴起的清初到晚清这段时期，一条清晰的思想脉络跃然纸上。这种追求独立、重视自我的倾向，非常突出，也是很耀眼的。她们不但创作诗词古文，还创作了弹词、传奇等，在高雅文学和通俗文学上自由转换，只要能表达丰富幽微的个人情感世界，无论哪种文体，都可以拿来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呈现在杭州女性身上的重视自我意识和自我个性，和杭州发达的商业经济也密不可分。正是在这样的土壤中，孕育了走在时代前列的女性意识。把时间向前后稍微延伸，不禁发现这与晚明的思想解放潮流和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人性的解放有某种共通之处。处在这样的历史链条中，清代杭州的才女文化有着全新的意义。

不少杭州才女并不认同时代的潮流，在某种意义上，展现了对大家习以为常的社会方式的挑战。如林以宁看到很多人在装扮某种发髻，她却不为所动，依然我行我素，按照自己的内心行事。在特定的时代，林以宁的自我意识的张扬，恰恰是值得珍视的。在林以宁之后，方芳佩也是很有个性的，她晚年尤其喜欢写擘窠大字，“笔力出入襄阳，一洗脂粉气象”。被陈文述誉为“前生名士、今生美人”的吴藻，不但写作许多质量上乘的诗词，而且交游广阔，既有达官贵人、商贾逸士，也有才女名媛、书画名家，性格也是豪放不羁。吴藻创作的《乔影》，又名《饮酒读骚图》，展现了才女谢絮才女扮男装，与人对饮，读《离骚》，抒发心中的悲愤之情，展示出名士风度。在某种意义上，谢絮才正是吴藻的化身。在现实生活中，吴藻也是特立独行，疏狂不羁，深具名士风范，针对社会中的男女地位的巨大悬殊，发出了“英雄儿女原无别”的呐喊，展现了豪气侠情的一面。

杭州的才女文化展现出了经世致用的精神特质。这些才女多数出身仕宦人家，她们的父亲或者丈夫担任着或大或小的官职，承担着一定的民政和财政职责。在她们的日常生活中，会遇到家人处理实际政务的情况。这种情况对她们或多或少有些影响。不少女子流露出对经史之学的兴趣，在漕运、民政等方面发表见解。清代的诗坛泰斗、刑部尚书王渔洋在他的笔记《池北偶谈》中，称顾若璞“常与妇人宴坐，则讲究河漕、屯田、马政、边备诸大计”。顾若璞和妇女坐下来，谈的是河漕、屯田、马政、边备，皆是朝廷大事，说明她心系国家安危，着眼的是全国的情势，希望自己的见解能够对国计民生有所帮助。一位女子能够引起朝廷大员的关注，从一个侧面说明她的用世之心影响较大。王渔洋把顾若璞归入“妇人经济”条，正说明她有经世致用的现实关怀。大到国家大事，小到家庭事务，顾若璞都倾注了很多的心力。她的《卧月轩稿》卷三有一首诗歌，名为《秋日为灿儿修读书船泊断桥下赋诗》，写得格外动人，全诗为：“闻道和熊阿母贤，翻来选胜断桥边。亭亭古树流疏月，漾漾轻凫泛碧烟。且自独居扬子宅，任他遥指米家船。高风还忆浮海槛，短烛长吟理旧毡。”这首诗歌，无论是艺术性，还是教化意义，都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可以说是教子或者诫子诗歌的良好范例。顾若璞为儿子读书专门造了一读书船，停泊在断桥一带，督促儿子读书，这本身就体现了一种强烈的现实功用倾向。儿子读书读好了，可以中科举，能够入朝为官，实现经世济民的抱负。

杭州的才女也塑造了杭州的城市性格，使之呈现出阴柔之美。杭州才女的气质也为江南闺秀的形象贡献了素材与元素，形成一种典范。西湖因她们的存在而呈现出更多迷人色彩。胡晓真在《声色西湖——“声音”与杭州文学景味的创造》中谈到女性对杭州的性格有着重要影响，“女性的特质经由其音容笑貌、珠翠装束等元素的衬托，往往特别突出，转而定义了这些活动以及其空间的象征性别”。来自文化世家的才女在西湖边的吟诗填词，对西湖乃至杭州性格的形成都发挥着不容轻忽的作用。正是在她们的大力书写下，杭州才呈现出更多的柔美特质和迷人魅力。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的吴晶在《浙江学刊》2010年第10期发表的《蕉园诗社考论》，对蕉园诗社评价很高，称她们的“林下之风”的不羁才情和“清心玉映”的端庄气质，融通了传统才女典范及明末杭州女诗人三类典型（以柳如是、顾若璞及身份介于两者间的黄媛介为代表），认为蕉园诗社建构了一种适合新朝盛世的闺秀典范。也有学者把蕉园诗社和《红楼梦》中的女子结社进行比较研究，凡此种种，无不见出蕉园诗社的影子。

历史不会忘记，也没有忘记她们的贡献。在她们生前，蕉园诗社已是名满大江南北，风靡文士圈了。在她们香消玉殒后，她们留下的文字成为一份值得珍视的文化遗产。珍藏在诸多图书馆中的诗集、文集，无声地诉说着数百年前的光彩夺目。一首首诗词是她们智慧的结晶，也是她们自我精神的写照。她们的风姿神韵不断地鼓舞着后来者，更多的女子加入了文学书写的潮流之中，创作了古代社会文学书写夺目的辉煌篇章。风起青 之末，蕉园诗社女子的创作，对东南地区的女性文学创作有着深远的影响。在她们身后，一场声势浩大的女性文学创作风潮开启。梁乙真在《中国妇女文学史纲》中称，“终清之世，钱塘文学为东南妇女之冠，其孕育滋乳之功，厥在此也”，一针见血地指出蕉园诗社对钱塘文学，乃至整个江南女性文学创作的开风气之先的作用。

今天我们重提蕉园诗社，不仅是缅怀与忆念，更是对杭州历史的一次深情回顾，对杭州历史上优秀女子的一次致敬。实际上，蕉园诗社在现实生活中仍有很强的影响。在西溪湿地，经常有文学爱好者和地方文史学者寻找她们活动的足迹。关于她们的研究文章，时常见诸报刊。可见，她们并未走远，还存在于我们的记忆之中。

当我们走在才女们所生活的杭州，漫步在西湖边的时候，看到旭日东升和夕阳西下，云水交接，湖滨晴雨，远山水墨般呈现在面前，生活中不禁多了诗意。当你在西湖泛舟之际，或许会想到数百年前，有不少文人雅士也曾在此游玩。如此一来，泛舟就不仅仅是简单的水上活动了，而是承载着历史和文化的审美行为了。在今天，重新审视这些才女留下的文字，我们会发现一页页、一行行，无不是她们凝聚着心力的思想结晶。她们写下的是文学作品，也是女性的历史，在时间的长河里留下了一道美丽的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