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霄宫在宋元时期是江南道教祖庭和全国道教中心，元代以后几毁几建，并最终毁弃，较少被关注。洞霄宫在中国道教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也是“宋韵浙江”的重大地标，应进行全面保护和利用。

一、宋代以前的洞霄宫

洞霄宫在宋代以前称天柱观，位于杭州市临安区青山湖街道洞霄宫村宫里自然村和余杭区中泰街道南峰村九峰自然村大涤山、天柱山、九锁山盆地间，是浙江最早、最大的道教名胜。大涤山又称大辟山，由4座山峰组成，其中峰下有大涤洞。天柱山由3 座山峰组成，九锁山有9座山峰。3山可统称大涤山或天柱山。据南宋潜说友墓《咸淳临安志》卷二四く山川三》载:大涤山洞天“在(余杭)县西南一十八里。按:《茅君传》云第三十四洞名'大涤云盖之天’，周回一百里，内有日月分精。金堂玉室，仙官考校灾祥之所。姜真人主之，与华阳林屋邃道往来。或言此山清幽，大可以洗涤尘心，故名。宫崇千尺迥压群峦。中峰之上有许远游升天坛，丹灶瓦警尚存。政和间犹有卿云箫吹，往来清越。崖间多灵芝异草，人所不识”。天柱山“在(大涤)洞西南隅，乃五十七福地。地仙王伯元主之。按:记云:天有八柱，在中国者三，此其一也(一在寿阳，一在龙舒)。四隅斗绝，耸翠参天。神仙隐化，时有见者。山出佳茗，为浙右最”。九锁山“其势九折萦纡相续曰天关，曰藏云，曰飞弯，曰凌虚，曰通真，曰龙吟，曰洞微，曰云璈，曰朝元。四时山花烂漫，清芬袭人。下有石门夹道，今不存”。据宋末元初著名道士邓牧《洞霄图志》卷-《宫观门·洞霄言》等记载，西汉元封三年(公元前 108年)武帝令人在大涤山大涤洞前建坛，为投龙简祈福之所。唐弘道元年(683年)敕本山潘姓道士在山谷前建天柱观。乾宁二年(895年)吴越王钱镠规划重建，北宋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改称洞霄宫。

东晋葛洪《神仙传》卷五《张道陵》载，东汉中国最早的道教教派之一五斗米道创始人张道陵曾“退耕于余杭”。据《成淳临安志》卷二六《山川五》、元赵道一《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一八《张天师》等记载，其地即在大涤山一带。“从学者千余人，天目山南三十里，西北八十里，皆有讲诵之堂。临安神仙观，余杭通仙观，即其地也。”道教创立后，许多名道纷来大涤山修道、传道。如东汉左慈、葛玄等。左慈为丹鼎派名道。《神仙传》卷八《左慈》载:“精思于天柱山中，得石室内《九丹金液经》，能变化万端，不可胜纪。”左慈又传道于葛玄。东晋名道郭文和许迈也曾在此炼丹静修。郭文曾在此独居十余年。《晋书》卷九十四《隐逸》载，太兴年间(318~321年)，余杭县令顾飏和葛洪曾去拜访他。许迈在此建南陵院。《洞霄图志》卷五《人物门·列仙》首列“灵曜郭真君”和“归一许真君”。

唐代天柱观因许多名道会聚而闻名天下。早期有潘法师，后有张整，朱君绪、叶法善、司马承祯、夏侯子云、吴筠、白元鉴、闾丘方远、郑章等。天柱观创建者潘姓道士生平不详。《洞霄图志》卷五《人物门·列仙·潘先生》载:“先生不知何许人，亦不详其名字。遍游山川，爱天柱，止焉。自郭、许二君仙去，泉石荒芜，原封古坛亦且湮没。先生慨然发愤，请诸朝。唐高宗凤闻其名，为敕 创 天柱观。”《万 历杭州府志》卷九O《人物·仙释》又载:“居杭州曹桥福业观…，因创天柱观，断樵采为长生之林。尝有少年寄止茅斋，居六十日不饮食。将去，传以异术，能知九州内外吉凶事。既而曰:'闲人何用知是?’乃却之。一夕，少年复来，授之符箓祛疾法，赴之者如市。既十余年，无疾而终。疑其得尸解之道也。”叶法善(616-720年)，字道元，括苍(今浙江省松阳县)人。曾祖起几代为道士，皆能摄养占卜之术。叶法善擅长符箓和变法之术，是道教符箓派茅山宗天师。卒年一百零四，赠金紫光禄大夫、越州都督。御制碑文。朱君绪，字法满，余杭人。年十八入道，居玉清观。后入天柱山。尝纂《要修科仪戒律抄》，摘抄 50 余种道书，保存了许多重要的道教文献。暨齐物(一作暨济物)，字子虚，杭州人。师朱君绪受法箓，后入大涤山精思 院。创垂象楼3间，积书数千卷。白元鉴，成都人。玄宗幸蜀时为上皇观威仪师。后周游山川，止于余杭天柱观。居 40 年而逝。司马承祯(647-735年)，字子微，法号道隐，自号白云子，温县(今河南温县)人。上清派第十二代宗师。武则天闻其名，召至长安。与宋之问、李白、孟浩然、王维、贺知章等结为“仙宗十友”。景云二年(711年)睿宗再召入宫，制《赐天师司马承祯三敕》。开元九年(721年)、开元十五年两度召入宫，亲授玄宗法箓，又作《玄真道曲》。卒年八十九，赠银青光禄大夫，谥贞一。御制碑文。夏侯子云籍贯生平不详。初住峨眉山，后投司马承祯门下。司马承祯爱之如子。吴筠(683-778年)，字贞节(一作正节)，法号洞阳子，华阴(今陕西华阴)人。也是潘师正高徒。著有《玄纲 论》《神 仙 可 学 论》《心目论》《形神可固论》等。其《天柱山天柱观记》为洞霄宫最早的历史文献。白元 鉴(?-817 年)，成 都人。“元宗幸蜀时，为威仪道士，住上皇观。志在绝俗，逍遥遐举，周览山川。访前贤高蹈之躅，得余杭天柱观止焉，四十年矣。唐宪宗元和十二载八月解化，塞于天柱山大涤洞东北。尝有山中十咏。”山中十咏即《大涤十咏》，分 别 咏 大 涤 洞、天 坛、驯 虎岩、石室、药圃、抚掌泉、讲堂、书楼、瀑布、新池等。闾丘方远(?一902年)，字大方，号玄同先生，宿松(今安徽安庆)人。幼而辨慧。唐景福二年(893 年)钱镠延请于大涤山，筑室居之。乾宁二年(895年)改室为天柱观。昭宗累征不应。钱镠上表，降诏褒奖，赐号妙有大师玄同先生。闾丘方远真灵事迹显闻吴楚，从学者甚众。与闾丘方远同时到天柱观的还有来自北方的道士郑章。郑章，又名玄章、茂章，字博文。景福二年与闾丘方远同居天柱山精思院。钱镠曾命入开元宫启建坛箓，受度弟 子 130 余人。昭宗赐紫衣，号正一大师、冲素先生。闾丘方远去世后，郑章为吴越国道教界的领袖。因诸多名道以及钱镠的努力，唐代大涤洞列为三十六洞天之第三十四，天柱山列为七十二福地第五十七。

二、钱镠重建天柱观为洞智宫成为江南道教祖庭莫基

天柱观建于唐弘道元年(683年)，神龙元年(705 年)朝廷特赐观庄1所，但还只是一处普通道观，在区域外的影响不大。后来“观中蜜落，难驻贤能”，乃至无法进行基本的斋醮活动。钱镠认为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玄宗时道士朱君绪将原本坐北朝南的道观改为坐南朝北犯风水所致。实际上与唐末战乱有关。唐末黄巢起义军以及淮南高骈、浙西周宝、吴越钱镠等众多军阀先后混战于浙西，杭州的宗教设施遭受极大破坏，天柱观也难逃一劫。

唐乾宁二年(895 年)，时为镇海军节度使的钱镠希望在自己的家乡兴建道观祈求神灵保佑，决定重建天柱观。他从天台山请来司马承祯的后传闾丘方远主持，并命暨齐物建造垂象楼(又名草堂、书楼)。光化三年(900 年)建成，钱镠命随行的教团人员协助闾丘方远主持教务，进行日常斋醮祈福等活动。为了扩大天柱观的影响力，提升天柱观的地位，钱镠“遂录画图，封章上进”，以翼获得朝廷的认可。唐昭宗做了个顺水人情，下诏褒奖:“敕钱镠省所奏进《重修建天柱观图》一面，事具悉。我国家袭庆仙源，游神道域。普天之下，灵迹甚多。然自兵革荐兴，基址多毁。况兹幽，岂暇修营?卿考一境图经，知列圣崇奉。亲临胜概，重葺仙居。仍选精志之流，虔备焚修之礼。冀承元贶，来佑昌期。岂唯观好 事之方?抑亦验爱者之节。既陈章奏，披玩再三。嘉叹无已，想宜知悉。冬寒，卿比平安，好遣书指不多及。”钱镠乘此作《天柱观记》刻石纪念。据文献记载，宋代洞霄宫有 3院 18斋，其主体3院即东晋道士许迈所建南陵院、武则天时期朱君绪所建精思院以及闾丘方远所建上清院。精思院是唐末天柱观重建前的主院，重建后主院被上清院所取代。这次重建使天柱观一跃而成为两浙地区最大的道观。

唐朝灭亡后，钱镠正式建立吴越国。在整个吴越国时期，钱镠及其后继者对天柱观的重视一仍其旧。后梁政权建立的当年，即开平元年(907年)，钱镠便以吴越国王的名义为翔章、夏隐言两位天柱观道士请赐师号和紫衣。《日五代史》卷三《梁书·太祖本纪三》载:“浙西奏:道门威仪郑章、道士夏隐言焚修精志，妙达希夷，推诸辈流，实有道业。郑章宜赐号贞一大师，仍名玄章。隐言赐紫衣。”郑章的职位是“道门威仪”。隋代开始设道门威仪，是中朝宗教管理机构(鸿胪寺、宗正寺、司封司和功德使司等)之下高于三纲(观主、上座、监斋)的道言，一般由道教领袖担任。其职掌有全国性的，也有地区性的。钱镠奏文以“浙西”二字开头，则郑章当为管理整个浙西道教的道门威仪，也就是吴越国境内的最高道官。夏隐言作为闾丘方远的首席弟子，是闾丘方远法脉的嫡系传人。由于比郑章晚一辈，故以吴越国道教界第二号人物获赐紫衣。从时间上看，两人与“衣锦军神祠”同 时并封。“衣锦军神祠”或“崇福侯”是保卫安国的城隍神。奏文中提到两人得以加封的原因是“焚修精志，妙达希夷”，与《天柱观记》中提到的斋醮仪式相吻合，与“衣锦军神祠”保一方平安的实际作用也相一致。钱镠看重道十为吴越国举行斋醮仪式，以保佑其政权长久维持。后梁乾化三年(913年)天柱观再次得到封赐。《洞霄图志》卷五《人物门·列仙·灵曜郭真君》载郭文“封灵曜真君”，《归一许真君》载许迈“封归一真君”。郭文、许迈在唐宋以后被视为天柱观(洞霄宫)的开山鼻祖。他们被加封“真君”，既是以官方形式对天柱观地位的确认，同时对天柱观在吴越国乃至全国道教界地位的提升也具有重要意义。

钱镠而外，吴越国各王以及宗室成员也多护持天柱观。后唐清泰二年(935 年)，继位不久的钱元瓘为其父追福重建开元宫，翌年建成。元任七林《松乡集》卷一《杭州路开元宫碑铭》载:“乾符五年戊成巢贼犯城，酒雨弗降，遂毁。越五十有九年，是为清泰三年，吴越文穆王复新而广之，介成之三元大师夏隐言、铭载之节度掌书记林鼎、主之经文大德师樊德隆也。”可知夏隐言在闾丘方远去世后 30多年尚在人间，且又被尊为“三元大师”。此时郑章当已去世，夏隐言为吴找国道教头号人物。“三元大师”当与《天柱观记》《洞霄图志》反复出现的“三元八节，斋 醮同 修”等有关。《洞 雪图志》卷一《宫观门·洞霄言》载:“钱氏纳十时，尝改天柱宫。”钱俶在归宋前曾有意抬高天柱观地位，即由观升格为宫，但宋朝并不认同，可能忌讳于吴越国归顺有不良影响。《洞霄图志》卷四《古迹门·草堂》又载:“道士朱韬光撰《箓坛记》立石。文博义精，为时珍爱。自钱氏纳土，举高道，其石遂运至汴京。”朱韬光当为闾丘方远的后传弟子，证明其法脉宋初仍掌控天柱观:朱韬光撰《箓坛记》为纪念闾丘方远，必当歌颂钱镠重建之功。宋朝甚至还将唐代赐于天柱观的观田籍没。南宋洪咨夔《平斋文集》卷九载:“唐中叶尝赐观庄田一所，国初钱氏籍 以 归 有 司。”宋 朝 将《箓 坛记》碑“运至汴京”、籍没唐代已赐田产，无疑是想打压天柱观作为吴越国道教中心的地位，减弱当地人对钱氏政权的忠诚度。但是情况很快发生了逆转，北宋开始又大肆修复天柱观，并将其地位进一步提升。

自钱镠开始，经吴越国历代国王的经营，天柱观发展为中国境内最大的道教宫观之一，为宋元时期构建江南道教祖庭和全国道教中心打下了基础。因吴越国推行保境安民国策，1使得各类文化遗产得以保全，并进一步完善或扩大规模、增强功能。

三、洞曾宫在宋元时期的发展与成为江南道教祖庭

北宋景德元年(1004年)辽军南下攻打北宋，后来双方签订“澶渊之盟”议和。真宗为求祥瑞以神道设“大中祥符五年，漕臣陈文惠公教。尧 佐 以 三异 奏,赐 额为'洞 雪宫’”“三异”指天柱观先后发 生“池 泉 涌”“祥光现”“枯木荣”3件异事，即大中祥符五年(1012 年)两浙转运副使陈尧佐游天柱观，见观内枯池涌泉、大涤洞飘出五色祥云，又观门外成平元年(998年)已经枯死的唐代名道吴筠手植大栎树奇迹般地活了过来。陈尧佐上表图状叙此事，真宗下旨设醮祭神，并改天柱观为洞霄宫。真宗还“赐仁和县田一十五顷，悉蠲租税，并赐钟罄法具等。岁度童行一人。应天庆等节设醮，本州应办支费，青词朱表，学士院撰进呈讫，内降修奉”。仁宗天圣四年(1026 年)“道录院上所定名山洞府岁投龙简者二十处，余悉罢之”，大涤洞列为第五。同时规定“遇祈祷、封降御香，遣中使或郎 官入山”。政和二年(1112年)徽宗一次性赐洞霄宫住持何士昭度牒 300 道，并交由两浙转运使司经理，用以修缮宫宇建筑。宣和二年(1120 年)方腊起义军攻杭州时焚毁洞霄宫。

南宋初期对北宋崇道政策有所反思，但随着宋金战事吃紧，高宗又开始推崇道教，以保佑国祚绵长。绍兴元年(1131年)高宗至大涤山祝祷，绍兴二十五年以皇太后名义发内帑金银重修洞霄宫。重修后的洞霄宫包括昊天殿、钟楼、经书阁、玉皇阁、演教堂、东西宫、逃生洞等，规模宏大。宫内分 3大殿 3院 18斋堂 55 楼观祠阁等，宫外 21 里处立通真门。至洞霄宫须经通真门、九锁山门、外门、双牌门和山门，出入森严。太上皇赵构以及孝宗、光宗、宁宗、理宗等或临幸或御赐。乾道二年(1166 年)修成时，孝宗率后妃、朝廷大臣陪同太上皇赵构和太上皇后前往祈祷，停留数日，并御书“自有天地”额。赵构后来还专程来过数次。为出行方便，又在沿山河边修建了一条近 20 公里、可并行5马的辇道。后来的南宋帝王还往往将洞霄宫当成避暑行宫。宁宗召洞霄宫名道龚大明入皇宫斋醮，赐号冲妙大师，赐紫衣、金币，并赐建演教堂。理宗赐封住持孙处道“灵齐通真大师”号，御书“洞天福地”额，赐《度人经》。并赐乌程、归安两县田若干，名为万年庄。又宠信女冠吴知古。极盛时洞霄宫有殿堂、道舍千余间，道士数百人，并由最高道官右街道箓李洞神等主持。

成淳十年(1274年)洞霄宫又一次毁于大火，且烧燎一空。此时提点洞霄宫的是余杭人郎如山。郎如山(约1225-1297年)，字鲁瞻，自号一山。其家为余杭望族，自幼入大涤山，拜洞霄宫主持杨明一为师，精研道典。理宗请其主持皇家御宫延祥馆，赐紫衣总教大师号，但郎如山推辞。理宗只好官其父，让他回宫提点洞霄宫。郎如山与提举宫事舒元一:住山沈多福等立志重修洞霄宫。此时正是元军占领南宋都城临安的前一年，但并没有影响他们的工作。经过10 年努力洞霄宫初具规模，但在元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又毁于火。他们又从头开始，终于在元贞元年(1295 年)建成。重建的洞霄宫规模宏大，有璇玑殿、佑圣殿、张帝祠、龙王仙官祠、元清宫、冲天观、云阳观、冲真观、元洞观、明星宫、凝真道院、通明道院、益清道院等。当时提举洞雷宫的端明殿大学士家铉翁撰<重建洞霄宫记》。

宋元时期的洞雷宫以山水之丽、宫宇之宏、门地之盛、声望之隆名扬教内，成为江南道教祖庭和全国道教中心。《洞霄图志》卷一《宫观门·洞霄宫》称:“道经载，四海之内凡大小洞天三十有六、福地七十有二，而洞霄成有一焉。旧志以为与嵩山崇福独为天下宫观称首。地望之重，他莫敢比信矣。天造地设者固不以人力为消长，然历代崇奉之制不可无传也。”陆 游《洞 雪 宫 碑》云 :至我宋遂与嵩山崇福为天下宫观之首。以宠辅相大臣之去位者，亦有以提举洞霄超拜左相者。则其地望之重，殆与昭应、景灵、醴泉、万寿太一、神霄宝箓为比，他莫敢望。将洞霄宫与河南嵩山崇福宫并称天下宫观之首。

如陆游所言，洞霄宫也是宋代最大的祠禄宫观。王安石变法时扩大推广提举官制度(退居或闲居官的俸禄品级制度)，增设京都外 10座提举宫观，洞霄宫名列第一。至南宋初年，可以统计出的祠禄官有 1400 余名。因南宋定都临安，洞霄宫从外祠升为内祠。据《洞霄图志》所载，宋代提举洞霄宫的有 118 位，实际远超此数。北宋任洞霄宫提举的有章惇、何执中、蔡肇、郑穆、张近、卢秉、吕惠卿、蔡京、林摅、杨畏、蔡、上官均、钱即、吴执中、蒋静、辛炳、曾开、陈与义等。南宋洞霄宫不仅是天下神仙府，而且成为“地上宰相家”。南宋共有宰相 80 位，其中 30多位曾任洞霄宫提举，如李纲、朱胜非、吕颐浩、范宗尹、赵鼎、张浚、沈该、史浩、洪适、叶颙、魏杞、蒋芾、陈俊卿、叶衡、王淮、留正、葛邲、赵汝愚、余端礼、钱象祖、谢方叔、吴潜、董槐、程元凤、钱端礼、郑清之、范钟、杜范、江万里、马廷鸾、游似等。另外还有杨时、洪遵、朱熹、范成大等名臣。 

本文刊发于《余杭史志》2023年第4期

作者周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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