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淳安博物馆历史厅，在“宋史”展陈部分的一处展柜内，陈列着数帧“詹氏墨宝”，其推介词是：“方塘依旧源头活，吏部家藏翰墨真。”

“方塘依旧源头活”是指墨宝延续了朱熹与詹仪之关于“格物致知”理学命题的话头；“吏部家藏翰墨真”则是说詹仪之作为南宋孝宗时期的吏部侍郎，家藏的墨宝皆为真迹无疑。詹氏家族收藏的这批官私文书，从时间上来看，上自南宋，下至明清，包括宋高宗《敕詹棫、王曮易任牒》、宋孝宗《敕詹棫及夫人书卷》、宋孝宗《敕詹傚之授文林郎牒卷》、宋孝宗《赐詹骙诗及詹骙谢表》以及元明清诸家七十余人题跋，朱熹、张栻等三家行书六札合卷。

詹氏家藏传世墨宝展示了江南地区以地域宗族为纽带，以朱熹、张栻理学为内核的文化传承现象，虽历经八百余年，仍保存完整，脉络清晰，它既是詹氏家族的文献，更是中国历史的文献，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文物价值。此外，书札作为一种私密的交流方式，倾述的对象不外乎同僚、朋友和家人，是书写者思想和情感最真实的流露，可以说是立体活态的思想库。

遂安詹氏

墨宝卷首有明翰林院陈登篆书题额“孝宗皇帝赐詹骙诗”，落款是“宣德戊申卯月辛酉，中书舍人石田陈登观而敬书”。“詹氏墨宝”在长期流传的过程，历经坎坷，多有不平凡的故事。詹仪之是墨宝的主线人物，他是遂安县 (今属淳安县 )人。遂安詹氏家族地位显赫，涌现出很多知名人物，其中詹至、詹仪之伯侄俩在南宋景定《严州续志》及以后的府、县志中均有传记载。据景定《严州续志·卷三·人物》詹仪之传记载：

詹仪之，字体仁，至犹子也，登绍兴二十一年进士第。乾道间，张宣公守乡郡，吕成公分教，公方占家食，日以问学为事。淳熙二年，公知信州，时朱文公、吕成公俱在鹅湖，往复问辨无虚日，及帅广东，首以廉溪旧治，立祠曲江上，张宣公为之记。后论广盐官鬻之弊，孝庙韪之，除公吏部侍郎，知静江府。因任六年，官鬻弊革。未几代者飞语中公，有袁州行。光皇登极，念公故官僚，许自便。既归而殁，公论惜之。

詹仪之的祖父詹安是太学生，授迪功郎，与程门四先生之一的谢良佐友善。为方便宗族子弟读书，他曾在郭村瀛山构筑书院。据明万历壬子本《遂安县志》载：“瀛山书院，在县西北四十里。宋熙宁间，邑人詹安辟建于山之冈，凿方塘于麓，其孙仪之与朱晦翁往来论学于此。”

詹仪之的父亲詹棫一辈共有兄弟五人，依序为詹林、詹至、詹厚、詹柽、詹棫，都是进士出身，号称“五子登科”，且同朝为官。詹仪之兄弟六人，其中四人也是进士出身，孙辈中的詹骙更是淳熙二年（1175）乙未科状元。

时移世易，光阴荏苒。新安江水库形成后，詹氏后裔移民到江西崇仁。詹氏家藏墨宝是一个藏不住的秘密，20世纪80年代后期，文物贩子嗅到了商机，一路追踪到江西，找到詹氏后人，几个不肖子弟经不起诱惑，私下以80万元价格把祖上传承几代人数百年的墨宝卖给了文物贩子，导致这批墨宝很快流失海外。20世纪90年代中期，故宫博物院在一次拍卖会上出高价拍得部分墨宝，仅是朱熹的《春雨帖》就花费了 395万元。2001年，故宫博物院又在嘉德春季拍卖会上拍回一批詹氏墨宝，如今珍藏在故宫博物院中，属于国家珍贵文物。

▲朱家溍先生鉴赏手迹

故宫博物院的资深专家朱家溍先生是朱熹第25代世孙，专门负责鉴定院藏古代书画碑帖，他在看到先祖真迹时，展卷再三，激动不已，提笔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先文公朱子手书《春雨帖》真迹，与张宣公（张栻）手书《新祺》《佳雪》《桑梓》三帖真迹，共裱一卷，为遂安詹氏所藏。自南宋以降，至今经数百年，洵可贵也。余得展卷伏读，深感庆幸。辛巳二月十五日，朱家溍敬书。”从朱家溍先生落款来看，时间是2001年2月15日，朱先生时年88岁。

拂去经年积尘，还原历史的真相，倾听久远的回声。詹氏墨宝历经八百余年风雨沧桑，殊非易事。

墨宝侥幸脱火神

邑人余国祯曾写《阅詹氏家藏文公真迹纪异》一文，记述了詹氏墨宝是如何与火神擦肩而过的：

（墨宝）屡经兵燹，岿然无恙。往不具论，即予所睹记二事足异焉。当崇祯季年，邑显宦第四郎者，气豪侠，假是卷阅之岁余，无归意。詹裔国鼎纠族辈所以求之者，百计罔効。至甲申五月，丐其狎客一言，忽掷还之。越日而宦室负刍之祸作，百堵奥藏悉烬焉。詹氏乃大惊异，自是缄益加毖。不意辛丑秋，有以卷闻郡侯者，檄县以征，雷霆之势，虩虩岌岌矣。国鼎负锧搏颡，哀吁当事以佚于兵火告，而其事遂徐徐寝。谓非两先生在天之灵所阴牖冥相，能然欤？

余国祯说，詹氏墨宝虽屡经战乱火患，却安然无事，有两件与之相关的事件颇为灵异。明崇祯末年，县里有个显赫官员，人称“第四郎”的，也是豪侠之辈，向詹家借阅墨宝长达一年多，仍然没有归还的意思。詹氏后裔詹国鼎联合族中同辈，千方百计向这位官员讨要，依然无果。到了崇祯甲申（1644）年五月，詹氏后裔再次上门乞求归还，得到了官员身边一位伴从亲随的劝言，遂将墨宝掷还给了他们。第二天，这位官员的秘室起了一场诡异大火，家中所有秘藏都化为灰烬。詹氏一族大为惊异，自此以后对墨宝愈加谨慎看护。没料想，到了清代辛丑（1661）年秋月，詹氏墨宝又被郡侯看上了，竟动用官府檄文到县里征用，詹氏后裔国鼎诚惶诚恐，上衙门磕头请罪，悲叹地演说墨宝已在那场大火中佚失。这件事遂慢慢平息下去。试想，如果不是朱熹、张栻两位先生在天之灵暗中护佑，能躲过这一劫吗？

余国祯，字瑞人，别号劬庵，遂安人。明崇祯庚辰（1640）进士，官四川富顺县知县。归乡后著有《见闻记忆录》五卷。这篇记文收录在《见闻记忆录·卷一》中，内中所言是他亲眼目睹，当是可信的。

朱熹《春雨帖》中叹苦经

朱熹的《晦庵集》保存有朱熹致詹仪之的书札五通，其中《与詹体仁书》这通书札，因为首句有“春雨复寒”字句，按惯例名之为《春雨帖》。内容如下：

熹窃以春雨复寒，伏惟知府经略殿撰侍郎丈。阃制威严，神物拥护，台候动止万福。熹区区托庇，幸粗推遣。但祠禄已满，再请未报。前此延之诸人报云，势或可得，未知竟也何如？居闲本有食不足之患，而意外之费复尔百出，不可支吾。亲旧有躬耕淮南者，乡人多往从之。亦欲妄意为此，然尚未有买田雇夫之资，方此借贷。万一就绪，二三年间或可免此煎迫耳。衰病作辍亦复不常，此旬月间方粗无所恼，绝不敢用力观书。但时阅旧编，间有新益。如《大学》格物一条，比方通畅无疑，前此犹不免是强说。故虽屡改更，终不稳当。旦夕当别写求教，前本告商省阅，有纰漏处，痛加辨诘，复以示下为幸也。桂人蒋令过门相访，云尝上疏论广西盐法，见其副封，甚有本末。渠归必请见，因附以此。匆遽不暇详悉。未有侍教之日，临风惘然。切乞以时，为国自重，有以慰善类之望，千万至祷！

右谨具呈

二月廿七日宣教郎直徽猷阁朱熹剳子

朱熹给詹仪之写这封信的时间是淳熙十二年二月二十七日（1185年3月30日）。朱熹时年56岁，詹仪之63岁。书信抬头称詹仪之为“知府经略殿撰侍郎”，此时詹仪之任职的全称应是“吏部侍郎、集英殿修撰、知静江府兼广西经略安抚使”，所以朱熹省称为“知府经略殿撰侍郎”。朱熹这里所说的“祠禄已满”是什么意思呢？这是宋代特有的一种现象，谓之“祠禄官”。一般由年老的大臣充任，他们可以不理政事，而俸禄照常领取，以示优礼。这样的“祠禄官”需要有人荐举，也有一定的名额。詹仪之作为经略安抚使是有权举荐的，所以他举荐了朱熹，但不知何故，朱熹落选了，他的生活陷入拮据困顿，以至于出现“食不足之患”，连吃饭都成了问题，到了靠借贷度日的境况。尽管生活窘迫如此，朱熹治学未敢懈怠，他“时阅旧编，间有新益”，对原先写的文章再作修订，又有了新的认识和收获。

朱熹对自己《大学章句》中关于“格物”一条，感觉不太满意，虽然屡次修改，还是觉得不稳当。“前本告商省阅”，朱熹这里说的“前本”，是指《孟子集注》《中庸章句》的书稿，他送请詹仪之省阅，并提意见。詹仪之在桂林期间将此二本重加刊刻，朱熹希望他对书中纰漏之处不留情面，痛加辨诘，以得到詹仪之的评点为荣幸。

接下来一段话，有必要费些口舌：“桂人蒋令过门相访，云尝上疏论广西盐法，见其副封，甚有本末。渠归必请见，因附以此。”桂人蒋令是指湖南攸县县令蒋君，乃桂林兴安蒋公济后人。蒋公济是绍兴二年（1132）进士，曾任邕管安抚使（南宁）。朱熹在《跋蒋邕州墓志铭》一文中云：“始予读张敬夫（张栻）遗文，见所记蒋邕州事，常恨不得蒋君为人之详。一日有新攸县蒋令者过门枉顾，出张安国所述先墓文，则邕州公也……章卿称攸县尝论岭西盐法，因得扣焉，又喜邕州家法之未泯也。嗟叹不已。辄记其后云。淳熙乙巳（1185）二月庚辰，新安朱熹。”朱熹此跋也是写于淳熙十二年二月，与写给詹仪之的信是同年同月，但不是同日，“二月庚辰”据推算应为二月二十六日，而写给詹仪之的书信是二月二十七日。因为发现了这位蒋县令欲上疏论广西盐法，他觉得事关重大 (詹仪之最终是因广西盐法而罢官的 )，遂将蒋令论广西盐法奏疏的副本扣下，随信寄给詹仪之，并让蒋令回桂林时两人务必见个面。一方面，说明蒋家为人为官之道的“邕州家法”还是管用的；另一方面，说明朱熹与詹仪之关系“很铁”，得知消息及时给他“通风报信”吧。

▲朱熹《春雨帖》

我们从《春雨帖》字里行间可以看出，朱熹把詹仪之当做“知交”。本来像这种“吃了上顿没下顿”的事情，读书人难以启齿，也只在知心朋友面前才能倾诉。有人就会提出疑问，朱熹落款不是写“宣教郎直徽猷阁”的官名吗？

“徽猷阁”原本是宋徽宗时建造的，用来收藏哲宗御制、御集的，政和六年（1116）九月，增置直徽猷阁。南宋时期延用，只是个贴职，无职守、无所掌，为从七品官。宣教郎乃迪功郎的别称，官阶更低，是朱熹最初入仕时授予的，相当于八品官。可见，此时的朱熹正处在闲居期间，没有俸禄就失去了经济来源。

朱熹生活窘迫，苦楚难当，百般无奈之下，只得对詹仪之这样的知心朋友一叹苦经。看到这里，我们不禁想起了孟子的那段话：“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这算是老天爷对朱熹的一场考验吧。

詹仪之替胞弟求官

詹氏墨宝中还保存有詹仪之手书真迹《荐故常熟簿詹傚之剳子》，此函落款是“右谨具申呈大丞相钧座”，可见是写给当朝宰相的，内容如下：

仪之不避僭越之诛，辄有诚悃上渎钧听。伏念仪之有胞弟傚之，少年叨魁，荐有俊声。三举始窃一第，初任平江常熟簿，留心职事，诸司交荐关陛，授信之永丰令。到官月余，不伏水土，力丐寻医以归。郡守留之不得，非有所规避也。今赴部参选，仪之重惟舍弟早失怙恃，立□好学，同居四十年，饱谙世故，其才可用。今年逾五十，蹭蹬选调，寸进之难，甚于登天。而仪之亦老矣，属此远别，心甚念之。妄意仰干造化，欲望矜怜，特赐陶铸一京局差遣，俾遂改秩，实戴生成之恩。仰恃知遇，辄犯不韪，下情不胜皇惧，仪之临行，作此纸授舍弟，令渠将来到都下，进干典谒。故不敢繁叙寒温，伏惟熏慈，特垂钧察。右谨具申呈大丞相钧座。

七月□日朝散大夫充集英殿修撰新知静江军府事詹仪之剳子。（引文中加□为原字已损，未补）

▲詹仪之《荐故常熟簿詹傚之剳子》

詹仪之的弟弟詹傚之生于高宗建炎庚戌年（1130），比詹仪之小七岁。淳熙二年（1175）进士。初授平江府常熟县主簿一职，后授江西永丰县令。但上任一个多月，就出现水土不服的症状。病愈赴吏部参与选拔，詹仪之考虑到这个弟弟早年失去父母庇护，却立志好学，熟悉人情世故，才情可用。如今已年过五十，加上调理身体耽误的时机，选调之难难于登天，而詹仪之也老了，离开京城远到广西任职，心中挂念弟弟，希望能得到当朝宰相的怜悯，使他得到提拔任用。

詹仪之此信写于淳熙十年（1183）七月，恰是他出任静江知府时间，临行前把胞弟的大事安排周全，这样也就放心走了。当时朝廷左丞相是王淮，他于淳熙八年（1181）八月拜相，至淳熙十五年（1188）五月罢左丞相。其时赵雄已被罢右丞相一职，淳熙九年（1182），梁克家拜右丞相，封仪国公。据笔者推测，此信是写给王淮的。

剳子作为对尊长或上级的一种“指事而陈”的书信形式，出现于南宋时期。北宋时还是作为公文形式存在的，如欧阳修曾说：“唐人奏事，非表非状者谓之牓子，亦谓之录子，今谓之剳子。凡郡臣百司上殿奏事两制以上，非时有所奏陈，皆用剳子。与两府自相往来亦然。”（《归田录·卷三》）作为公文，一是用于上奏或长官进言议事，二是上司用于下达指示的下行公文。

到南宋时期，公牍剳子逐渐与私信结合在一起，为了表示对收信人的尊重，“平阙”和“抬头”是尤为重视的，在行文中遇到对方的官衔称谓，或以对方为表述对象时，都需要另起一行，与前一行第一字齐平，若不另起一行，则需上空缺一至两格，书写自己的名字时，不但字体略小且要侧写，这样才显得谦卑。书体则以楷书或是行楷为主，以示尊重。书法艺术方面，工谨有余，随性不足。这是“理学”熏染之下，礼教文化在人际交往过程中的折射。其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如称谓讲究“具全衔”，附于信尾显得冗长啰嗦。

詹仪之母亲叶氏去世较早，卒于绍兴戊午年（1138），留下仪之、傚之、价之三个儿子，皆未成年，老二傚之当时只有八九岁。价之是淳熙甲辰年（1184）进士。父亲詹棫娶了继母王氏，后又有了同父异母的三个弟弟。父亲去世那年，詹仪之才22岁，詹傚之只有15岁。俗话说长兄如父，詹仪之作为家中的长子，承担着照顾弟弟的责任。我们从这封书信中能够感受到他父爱般的温暖，为了这个弟弟傚之，詹仪之拉下脸面，言辞卑微谦恭，尽其所能替他求情谋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