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前后，农业战线上出现了“以粮为纲”“农业学大寨”“棉农不吃商品粮”等思想。国家下达给下沙的计划面积，如棉花面积12800亩、络麻2000亩，还有其他作物。这些计划面积要种足、种好，一亩不能少。政策要求棉农不吃商品粮，这就意味着棉农吃粮要靠自己种植。种粮要有土地，土地从哪来？棉农没有种粮的土地，下沙公社在余杭县委县政府、区委区政府的领导下，发动下沙人民群众，提出向钱塘江要地。公社党委提出既要治理好钱塘江，又要向钱塘江要地。即治江、要地两不误，两促进。

我们下沙公社单独搞了一号围垦、三号围垦。这二次围垦就给下沙人民增添了数千亩土地。后来由临平区委、区政府组织几次围垦又分得几千亩土地。据统计共向钱塘江要地7583亩之多。

▲下沙围垦

围垦造地的辛苦自不必说了，最危险的那次是在1974年8月19日，十三号强台风袭击下沙，刚好又赶上大潮汛，就是下沙人常说的三兄弟齐出门（三兄弟指台风、大潮汛、大雨）。遇到这样的情况是非常危急的。下沙最危险的地段在七格坝到排涝闸之间，约有400米的埂头。8月19日的日潮很大，七格大队的社员群众大部分在坝头上。下沙公社的干部除了有要事留在公社以外，绝大多数干部都到了七格坝头。这天日潮已出现了险情，但由于七格大队的劳动力较多，还好没有潮水汆进来。

当时我们公社的党委书记周毛姑同志是在钱塘江边长大的，他对钱塘江的情况较为熟悉，按照他的分析：这个季节日潮小，夜潮大。白天已过去了，晚上怎么安排？周书记把他的想法和我们沟通。他首先问我今晚有没有会议安排，当时我是管人武工作的干部，我回答说今晚没有会议安排。周书记说那好，今晚你留在这里。当晚他也留了下来。周书记认为日潮这么大，夜潮会更大，人多不安全，留你我就够了。

我们马上召开了公社干部碰头会，部署了当晚的安排。周书记说：“今天晚上江边会很危险，没必要大家一起冒风险，我和老吕留下，其余人都回公社，但是你们回去不能睡觉，必须守在电话边上值班，夜潮的情况要随时通知你们。”其他公社干部回去后，周书记和我又召开了七格大队干部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党支部书记汪友林、支部委员庞秋生、钱炳贤等同志。周书记分析了日潮情况，并估计夜潮会更大，要求七格大队领导落实几件事：一、今晚来30个社员到七格坝头；二、要求汪友林准备好铜锣，情况危急时敲铜锣通知社员出逃；三、每家每户都要通知到，今晚不能睡觉，听到铜锣声，就往北面逃，越快越好。会议结束后，七格大队干部分头落实工作，留下周书记和我。我们到“砂石站”随便吃了点晚饭，就等着今晚的潮水了。没多久七格大队的社员们也先后到了“砂石站”。大约到晚上1点左右，周书记看了看表对我说，潮水快了，你叫七格大队去6个人，到仓库背6捆草包。我对七格大队党支部委员庞秋生说：“你派5个社员和你一起跟我去背草包。”我们一行人到东边的火车头仓库边上的仓库里，每人背出一捆草包，快步向西走去。大约走了100米左右，我听到钱塘江里有呼呼的声音。我想潮水是否来了，为什么今天的潮水没有响声。我赶紧蹲下去一看，头潮的高度就与大埂只差几十公分了。我想今晚的潮水不得了，好危险啊。赶紧背着草包往西前进。我前面的那几个同志已经打开草包在里面装土了。没过几分钟，只听到哗哗……的声音。在我的东面听到周书记对汪友林说：“赶快敲锣，快逃啊！”接着就听到汪友林同志的敲锣声。再后来人的声音已经听不到了，耳旁只有哗哗的流水声。庞秋生同志对我说：“老吕，潮水已氽进了，我们走吧。”我说再坚持下吧。我想冲进的缺口在哪里？在我们的东边还是西边，因为没有照明灯具。这时庞又对我说，老吕快逃啊，里面水很满了。我弯腰一看埂里面都是水了。于是和大家一起赶快逃。东边已经被冲了一个缺口，逃不过去了，往西边也有缺口逃不了。这时庞秋生说跟着他去，庞走在最前面，我断后。只见庞拿着一把铁耙，像拐杖似的柱着往前走。他领着我们往北面的老大埂走过去。我们走到老埂的地方有900米左右。刚开始走时水在大腿下面，没多久水就到腰部。快接近老埂头时水已到胸部了。大家爬上老埂，衣服裤子已全部湿掉，连短裤里都是泥，这一切我们已经顾不上了，更多是一种死里逃生的感觉。无法想象，如果再晚一步等待我们的将是灭顶之灾。

休息片刻后，我想再坐下去周书记要着急了，于是提议大家先回去。当我们疲惫地走到门口时，里面出来一个人，他就是当时临平区委书记陈圃兴同志。一见我们，陈书记放开喉咙很响地说：“老吕，你们回来了。”一听我们回来了，屋里的人都赶紧出来，周书记看到我们激动地说：“好好好，回来就好。潮水氽过不要紧，只要人不出问题就好。”同志们都纷纷应和着。

那天晚上我们都在工务所里等着天亮，心里特别忐忑，不知道天亮后外面将是一个什么情景。好不容易捱到天亮，出去一看，心里顿觉凄惨：四格到七格约2000米的大埂被冲毁了，七格一号围垦地上的棉梢头露出了三四十公分，泥土更是淤得很高……

▲被冲毁的堤坝

不过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经过这件事情，余杭县委、县政府包括县里的有关部门都来关心帮助下沙修理埂头，恢复生产。原临平区委委员、区人武部长张掌元同志，发动组织了星桥、小林、双林、亭趾、五杭、博陆等六个公社的基干民兵，在区委、区人武部以及各公社人武部领导下，这些民兵自带铺盖、大米和挑土工具帮下沙修埂。至今记得那段日子，民兵们起早摸黑，大干快上，发挥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仅仅用了五天，挑土方45.4万多方，保质保量地完成了筑堤的任务。他们为下沙今后的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钢，是在烈火和急剧冷却里锻炼出来的，所以才能坚硬，才什么都不怕。我们的一代也是在这样的斗争和可怕的考验中锻炼出来的，所以学会了不在生活面前屈服。

经历过这次“8.19”强台风的事件后，周书记好几次说，那天我们几个真是命大。其实后来想想也是后怕的，如果江中心的那块大约2800亩的围垦地没有被冲毁的话，我们几个绝对走不到一起，那就没有后来的故事了。

“8.19”后，每次周书记到七格埂头去的时候都会问我：“老吕，你背草包的时候你还记得吗？”我的回答都是记得。这件事情估计永远会印在他的脑海中。

现在每次我到七格去的时候，总是要去看看当年一起死里逃生的庞秋生同志，他原来跟儿子住在一起我们经常见面，现在他已经住到养老房去了，我还是会去看他，与他聊聊天。因为他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好，临走时我总要祝福他几句诸如保重身体、健康长寿的话。这样一种共同的经历而产生的感情，我想我们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记得那晚险情的还远远不止我们这帮人，有一次我到七格村去，碰到原党支部书记郭桂仙女士，当我们讲起“8.19”的情景，郭桂仙书记也记忆犹新。她说那时候她正在读小学，那天傍晚有个人来通知他们：“今天晚上潮水很大，听到敲锣声的话，你们赶紧往北面跑。”郭书记说那晚她们一家人都不敢睡，大约到十二点的时候，果然听到七格坝头的敲锣声，于是赶紧沿着幸福河的河边往北逃。她清楚地记得当跑到幸福豆腐店时已经跑得上气不接下气跑不动了，这个时候听到后面一个骑自行车的人追了上来，大声地说：“潮水已经退了，不要紧了，大家都回去吧。”

时间过得真快啊，一瞬间39年过去了，现在下沙的钱塘江治理的比当年乾隆皇帝造的石塘还要牢固。下沙作为杭州的副城，下沙新城高楼林立、绿树成荫、马路宽敞，在下沙滩上也建起了一座大学城。面对这座美丽的新城，我们不能忘记39年前那些围垦造地的农民们，他们在冬天的钱塘江边，在刺骨的寒风中，赤着脚一步一步地走在结着薄冰的淤泥上……

2013年9月21日写于下沙新元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