瓶窑古镇坐落于东苕溪畔，因宋代时此地建窑烧瓶而得名。元代佛教白云宗普宁寺僧侣还在瓶窑南山打造了精美绝伦的南山造像，如今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随着经济文化的不断发展，至清末民国，瓶窑古镇的规模在当时甚至不亚于一座县城。新中国成立后，瓶窑作为余杭县五大镇之一，依然对周边乡镇起着辐射带动作用。瓶窑古镇的兴起固然与其制陶产业和其他工商业的兴盛分不开，而瓶窑周边四通八达的河道构建的独特地理区位也是形成大型聚落的重要因素之一。

苕溪是浙江八大水系之一，今天余杭区的中西部地区几乎都属于其东源的东苕溪流域。在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4000年前后，东苕溪在经历了三次大规模改道后逐步形成了今天的走向，又过了近一千年，良渚古城在瓶窑地区建立，这是瓶窑历史上的高光时刻。良渚先民既然选择在瓶窑地区建立城池作为当时周边范围内的政治中心，则必定会从水源、防洪和水路交通方面进行考量：良渚古城位于东苕溪东侧的平原地带，东苕溪及发源于西北山区的河流是其主要的水源，但同时这些河流也可能会给城市带来洪涝，而发源于北部和西部山区的河流大多都会汇入东苕溪，所以只需在东苕溪右岸集中修建堤坝和城墙就可以抵御大部分的洪水，良渚古城西侧和北侧的城墙正好起到了这一作用，这也是后世西险大塘的滥觞。除此之外，良渚先民还在东苕溪左岸的山间修建了高低两道堤坝，既有防洪功能又兼具储水和运输功能。东苕溪两侧的水利工程共同调节着良渚古城及其周边的水情，这也是东苕溪集中在一千年间完成三次大规模改道后趋于稳定的原因之一。

然而随着良渚古国的衰落，瓶窑地区也随着古城的消亡而没落了。秦王政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余杭县设立，这是余杭可考的建置开端。此时的余杭县辖境大致包括今余杭区除良渚、仁和、五常三个街道以外的区域再加上今临安区东部和德清县西部及安吉的山川乡等地，这个范围和东苕溪流域的范围几乎一致，可以说余杭县就是因东苕溪而生，东苕溪是余杭名副其实的母亲河。此时的余杭县境符合古人“山川形便”的划分原则，通过北苕溪、中苕溪和南苕溪及其他支流，余杭县境内的各地得以相互沟通，形成共同的地域认同感。而作为北苕溪、中苕溪、南苕溪的交汇处，同时也是余杭、钱塘两县的交界处，瓶窑地区在此时承担着沟通余杭县西北山区和东部平原地区的交通中转作用。中苕溪和北苕溪在相距仅三公里的地方先后汇入东苕溪，三条河流在这个狭小低洼的地带交汇后大量淤泥在此沉淀，而这些淤泥的泥质非常适合制陶，近年来在瓶窑地区陆续发现了多处西汉至西晋的古窑址，可见瓶窑地区自汉代以来就已经形成颇具规模的制陶产业。但也正因为三条河流真正的交汇处是沼泽，并且北边河流携带的泥沙堆积于左岸，于是这一后来被叫作“亭市”的制陶业聚落便形成于稍下游且便于取泥的苕溪左岸，也就是今瓶窑老街的位置，瓶窑古镇最早的雏形可能就在此时出现了。

随着土地开发的不断深入，余杭县西部山区的人口也不断增加，遂于东汉建安十六年（211年）分余杭县西部置临水县，这是临安建县的开端，当时的县治设在高乐，也就是现在的高虹镇。从地形水系上来看，高虹镇位于中苕溪上游的仇溪和猷溪交汇处的山间盆地中，与南苕溪畔的余杭县城呈同级对称的形势，且位于今天的临安城区更下游的支流沿岸，仅从“山川形便”的角度来考虑，高虹镇确实是当时作为临水县城的合适选择。因此，中苕溪和南苕溪的交汇处本该形成一个上接余杭、临水两县，下通湖州地区的中转型集镇，但由于前文所述的原因，这个位于沼泽地带的“三江口”历来也没有形成一个乡镇级的聚落，直至今日此地依然是仓前街道、余杭街道和瓶窑镇三镇街界的边陲乡野之地，于是这个交通枢纽的功能又落在了位于稍下游的瓶窑，瓶窑古镇因此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虽然苕溪不再有大规模改道，但在汛期苕溪水依然会危及两岸的房屋和农田，作为当时政治中心的余杭县城也因洪涝不得不在苕溪两岸反复迁徙。东汉熹平二年（173年），余杭县令陈浑在东苕溪右岸组织修建了西险大塘，又在余杭县城的上游位置开辟了南湖作为蓄洪区，都是为了拱卫余杭县城。永嘉之乱后，北方移民大量南迁使得江南地区人口激增，南梁、南陈和隋朝先后在钱唐县设置郡级和州级行政区，从此钱唐县（后改为钱塘县）的行政级别高过了余杭县，原本仅作为余杭县城下游古镇的瓶窑从此成为拱卫杭城的战略要地，于是到了唐宝历年间，余杭县令归珧在修浚南湖的同时在瓶窑上游的沼泽地带开辟了北湖作为新的蓄洪区，提升了瓶窑地区的防洪能力。在南北两湖的共同作用下，苕溪的水患得以缓解，两处蓄洪区与良渚时期高低两处水利工程有着相似的形态和功能，且都直接保卫了瓶窑地区免遭洪水侵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一种跨越千年的呼应，也证明了瓶窑地区地理位置的重要性。

宋室南迁后，杭州周边开通了诸多新的塘河，作为赤畿之地的瓶窑也受益于这些河道获得了新的发展机遇。新开通的西塘河与苕溪及余杭塘河形成了一个闭环，而瓶窑镇和杭州城正好处在这个闭环的西北角和东南角，并且在环线内部还有诸多河道，瓶窑镇通过这些河道拉近了与杭州城的交通距离。在西北方向，从瓶窑镇沿北苕溪可经杭宣古道直达独松关，在冷兵器时代这里是一处易守难攻的关隘，是拱卫杭州的西北大门，不论是从杭州支援独松关还是从独松关进攻杭州，瓶窑镇都是这条行军路线上的重要节点。南宋建炎三年（1129年），金兵就曾通过杭宣古道翻越余杭县西北山区经瓶窑攻占杭州，因此瓶窑镇一直以来被看作是余杭西北山区的中心城镇，在区公所时代，余杭县瓶窑区就管辖着包括百丈黄湖等地的西北山区，如今瓶窑仍是前往余杭西北几个镇的交通中转城镇。

明清时期，瓶窑镇的街市主要分布于一条名为小港沿的河道两侧，这条苕溪的支流虽然规模不大，但却是瓶窑古镇的发展轴线。在古代大部分的行政区划边界都是大致约定的，只有在资源利益发生冲突后才会形成精确界线，尤其在河网密布人口稠密的江南地区，由于经济发达形成了诸多跨界镇，瓶窑镇就是其中的典型。当时的瓶窑镇主体位于钱塘县境内，但在今港渠路以西的区域则以小港沿为界，北属钱塘县，南属余杭县，如此细致的边界划分也证明了瓶窑地区的开发程度已非常深。但也正因县界限制，瓶窑的大部分街区只能在钱塘县境内沿着苕溪西岸向南北两侧扩张，呈“丁”字形分布。而小港沿向西溯源可到达彭公石濑等地，2001年8月彭公乡并入瓶窑镇也正是遵循了小港沿流域“山川形便”的原则。

1951年上半年，随着原属余杭县苕北镇的上窑的划入，瓶窑终于结束了位于两县交界处的历史，打破行政区划的束缚后，瓶窑镇得以向西南方向扩展。1961年新的余杭县设立后，瓶窑处在了全县的中心位置，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瓶窑镇开始向苕溪东岸发展，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也渐渐地向东岸转移，在此过程中，位于瓶窑镇东部的良渚古城得以重见天日，使得世人重新认识到瓶窑这座千年古镇在历史和地理上的重要价值。如今瓶窑的建成区已经铺满了苕溪两岸，并继续向南扩展，成为杭州西部的经济增长极。在经济发展的同时，苕溪畔的北湖草塘作为一处重要的生态湿地入选了国家陆生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名录，这座古时的防洪水利工程如今以调节城市环境和维持生态系统平衡的新功能新面貌继续造福着瓶窑。而坚固的现代化河堤和上游的青山水库使得苕溪不再凶猛，溪水蜿蜒且平静地流淌过瓶窑街区，在这片土地上继续书写着新时代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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