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物意象在历史文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中，蛇作为典型的动物意象，在世界不同文明中承载了独特价值和意义。诸如，基督文化中的夏娃、拉弥亚，中国文化中的女娲、白蛇，日本文化中的蛇女，以及泰国等东南亚文化中的众多人蛇形象等等。蛇往往与女性关系密切。于是，依托不同地域文化，以蛇女形象为主体的文学创作屡见不鲜，白蛇、蛇女成为了寓于文学文本背后体现文化价值的出口。白蛇故事作为中国民间故事传说的代表，在中国古代社会的流传经历了一个长时段的演变和发展过程。据文本记载，最早的白蛇形象可以追溯至唐代的传奇，而后在明代冯梦龙所著《警世通言》第二十八卷《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中，白蛇的形象逐渐定型。

源于中国古代的白蛇故事对日本近世的物语故事创作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以日本江戶时期上田秋成所创作的《雨月物语》中《蛇性之淫》最为典型。关于白蛇文本故事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中日文学研究领域，其中对《白蛇传》的故事流变、白蛇故事中各类形象的分析、中日白蛇故事的比较等已有部分研究成果。此外，文化宗教学视角、历史文化传播学视角近年来也浙入白蛇故事的研究当中。已有研究聚焦白蛇故事本身，文学创作、文本叙述、文字表现等方面是其考察重点，但文本背后的文化价值和历史意义有待进一步挖掘。基于此，本文将在以往文本解构的基础上，更加注重从史学角度以及文学和历史的互动关系层面，对中日白蛇故事差异化的原因进行深层分析，揭示寓于文本背后的文化意涵，并借此引发对文学与历史之间关系的思考。

一、溯源：中日文学历史中的白蛇故事

从生物学角度来说，蛇是一种爬行类动物，远比人类更早出现在地球上。中国古代典籍中，就有不少关于蛇的记载。《山海经》中记载了各类蛇怪及人首蛇身的神话形象。例如，女娲即人首蛇身的神灵化身。可见，蛇在中国古代传统信仰中具有特殊的含义，渐渐成为一种文化符号。蛇的意象与其生理特征关系密切，蛇具有特定的生物学特性。首先，蛇通常具有毒性。毒蛇代表且预示着危险，因而蛇自身具有的一种内在力量。由蛇的毒性进而衍生出寻求神灵崇拜的自我保护功能。其次，蛇通常蜕皮。蜕皮是蛇生存过程中的一种特殊现象，而古人将蛇蜕皮的生理现象往往赋予了新的意涵。蜕皮象征重生，是摆脱过去和迎接新生，显示出蛇的生命力旺盛和古代文明的生生不息。最后，蛇的体型与生殖崇拜相关联。蛇的躯体爬行动作与男性生殖器勃起具有某种相似，因而蛇的意象增添了古代社会原始崇拜的色彩。此外，将蛇比附男性生殖器，也进一步拉近了蛇与人的关系。较之蛇的形象，蛇的意象更加抽象和普适，在中国古代相当长的时间里发挥了重要的文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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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关于蛇的记载中，随着白蛇的出现，蛇的意象逐渐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蛇开始与女性结合。在唐代的传奇中就已出现了关于蛇女的描绘和记载。唐传奇中的《李黄》篇描绘了李黄一开始被白蛇的美貌吸引，最后却被白蛇诛杀的故事。到了宋代，关于白蛇、蛇女的故事活跃于民间话本当中。据《西湖三塔记》记载，奚宣赞在西湖边救了迷路的白卯奴，送其归家之时却被白卯奴之母白衣娘子留下，奚宣赞思归，白衣娘子便威胁取其心肝，最后白衣娘子被神将识破，其原形竟是条白蛇。从唐宋时期的民间小说来看，这一时期的白蛇往往是狠毒的女性形象，蛇的妖性成为白蛇故事中的志怪写照。自明代始，白蛇的形象开始发生转变。在白蛇形象的创造和发展中，最为典型的当属冯梦龙笔下的蛇女形象（白娘子）。通过白蛇故事的历代创作和流传，白蛇逐渐突破了原有的邪恶与恐怖形象，其人性开始显现，白蛇与女性越来越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第二，以蛇女为核心的白蛇故事世俗化倾向明显。在白蛇完成了与女性的结合之后，蛇女开始进入人类社会的世俗生活中，除了体现“蛇性”的志怪灵异部分外，蛇女与人类女性几乎无异。明清时期，以《白娘子永镇雷峰塔》和《雷峰塔奇传》为代表的白蛇故事标志着白蛇“世俗化”的高峰。特别是在《雷峰塔奇传》中，白蛇化身的白珍娘为许汉文生下子嗣，这意味着白蛇的形象已与人无异，妖性已然被人性所取代。究其原因，清代白蛇故事世俗性的强调，一方面源于市民生活与商品经济的活跃，另一方面也凸显了中国古代儒家伦理道德的文化价值传统和社会包裹性。古代社会伦理不仅作用于人的社会，甚至在文学中对所谓“异怪”群体也多有介入。随着市民阶层与市民文化的兴起，“拟人化”的白蛇也更加适应了世俗社会的发展。

与中国古代类似，日本的古史记载中也常有与蛇相关的内容。《古事记》作为日本第一部文字典籍，系统记述了日本原始神话和传说。《古事记》中曾记载一则八岐大蛇的故事，其中对八岐大蛇的描述，提供了日本早期古史记载中的蛇形象。“八岐大蛇的眼睛像红色的酸浆，一个身体上长有八个头和八个尾巴。大蛇身上布满苔藓桧杉之类的东西，身长横亘八个山谷，八个山峰，大蛇的腹部常常有血，似糜烂状。”《古事记》中的蛇形象更加强调其动物性和兽性，这一点与中国古代典籍中的蛇神形象有所不同。平安时代的物语类故事延续了日本古史记载中的蛇的意象，邪恶、复仇成为蛇女故事中的重要情节，典型代表是道成寺传说。该传说讲述一位年轻的孀妇对年轻僧人心生爱慕，但求爱不得，于是女人心生怨恨，最终化为大蛇将其烧死。道成寺传说虽是日本本土佛教故事，旨在告诫世人远离色欲，但其间所呈现的恐怖、狠毒的女性形象却成为后来白蛇故事中蛇女复仇情节的滥觞。后来江户时代《蛇性之淫》中的蛇女，同样充斥着复仇、狠毒的人物特性。日本的蛇传说与传统的民间信仰关系密切。丹尼尔斯认为，从八世纪对神话的描述中可以看出，日本许多古代神灵都存在蛇的形态，这些神常常与水、山、树、雷声和米酒联系在一起。日本关于蛇的传说故事来源于自然界，而后经过佛教等其他民间宗教的发展，渐渐融入日本地方社会，成为了一种较为普遍的文化现象。

从神话传说到民间文学，日本的蛇神话逐渐与物语故事相结合，为后来白蛇故事的再创作奠定了文化基础。事实上，日本的白蛇故事历经了不同时期的发展演变，而白蛇故事的创作高峰集中表现于江户时代的物语小说中。江户时代，随着町人阶层的兴起，这一时期大量明清小说以商业流通形式被引入日本，中国小说的“日本化”进程开启。据日本海关资料记载，在1693至1803年间，从日本长崎港进入的中国典籍就高达4781种。汉籍的引入促进了日本文学的发展和繁荣，其中尤以上田秋成创作的《雨月物语》最为典型。《雨月物语》中的《蛇性之淫》故事以中国古代白蛇故事为蓝本，同时受到日本本土志怪小说的影响，可视为日本物语类文学对中国白蛇故事的融合和再造。吴伟明认为，德川日本吸纳中国文化的机制是将中国元素本土化，选择性地保留合用的东西，以配合及强化日本固有的价值观、政治生态、宗教、民俗和文化。正是在这一时期，经过日本江户时代读本小说对中国白话小说的“翻案”后，几乎同一故事逻辑主体的小说文本却呈现出两种不同的文化意涵，二者之间的联系和差异源于文学背后深层的伦理价值与社会背景，进而透过古代中日文学历史中的互动得以显现。

▲《雨月物语》

二、异化：中日白蛇故事的文本比较

在白蛇故事主题的中日文学中，以《警世通言》第二十八卷《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与《雨月物语》卷四《蛇性之淫》最为经典。由于后者是对前者的“翻案”，因此二者在故事主体部分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但不能简单认为《蛇性之淫》是《白娘子永镇雷峰塔》的模仿和承接。实际上，《蛇性之淫》更多是对《白娘子永镇雷峰塔》的一次异化，目的是在江户时代的日本社会达到一种文化上的自适。关于这两则故事的相似性和差异性，将从情节、人物和叙述三个方面进行比较分析。

（一）故事情节 

《白娘子永镇雷峰塔》的故事发生在南宋绍兴年间，而《蛇性之淫》故事发生时代未知，属于架空朝代。根据两则白蛇故事的主要情节，可进行相似情节内容对比（见表1），从而分析两则相同主题故事的情节特征。

▲表1《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与《蛇性之淫》主要故事情节对比

从两则白蛇故事的主要情节对比中可以看出，《蛇性之淫》与《白娘子永镇雷峰塔》的前期主要故事情节基本一致，但在后期《蛇性之淫》进行了较多改写，脱离了原来故事的结尾走向。在男女主人公的相遇、借伞、迷路、问路、宴请、约婚、被捕、现形、捉妖等情节中，两则故事的逻辑线基本一脉相承，可以说是《蛇性之淫》对《白娘子永镇雷峰塔》的模仿和翻版。但在赠礼情节中，两则故事略有不同。白娘子赠予许宣的是银锭，丰雄则被真女儿赠予宝刀。此外，《蛇性之淫》在捉妖故事中还增加了丰雄入赘和再娶的情节，以及真女儿被法海收伏前附体富子、复仇丰雄的情节。此外，两则故事的结局也充满差异化的想象。许宣在白蛇被伏后拜法海为师，遁入佛门；丰雄则在法海收伏真女儿后保全了性命，是否出家未知，或许依旧过着世俗生活。整体而言，《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与《蛇性之淫》故事情节大体相通，起承转合相似。伴随法师捉妖和蛇妖现形，后者的故事情节开始转向一个新的“附身”与“复仇”视角，这是两则故事在情节方面最大的不同。

（二）人物形象 

《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与《蛇性之淫》故事中涉及的主要人物有三类：女主人公（白娘子/真女儿）、男主人公（许宣/丰雄）以及僧人法海。首先，同是白蛇化身的白娘子和真女儿代表了中日古代社会对人性态度的不同表达。白娘子一出场，便代入作者描写下的古代社会上层妇人形象，而后经过借伞和取伞，白娘子的世俗形象凸显，特别是对白娘子府邸和宴请的细节描写，使白娘子形象的“人性”得以彰显。在“人性”的驱使下，白娘子与许宣订立婚约，白娘子的“妖性”始终受到“人性”的桎梏，无法真正跨越儒家伦理道德中人性之于她的藩篱，其结局只能是被“人性”所制，终其一生。反观《蛇性之淫》，上田秋成增加了真女儿灵魂附体富子和复仇元素。虽然真女儿与丰雄的初遇、借伞以及约婚的情节体现了真女儿追求爱情过程中的“人性”一面，但需注意的是，真女儿附身富子是以蛇妖本体进行的，而非以化为人身后加以附体的。此处差异，更加突出了上田秋成笔下真女儿的妖性，且妖性大于人性。此外，真女儿因丰雄再娶而对其复仇，其间也透露出真女儿嫉妒与仇恨的“人性”情感，而复仇的过程与富子的结局同样印证了真女儿的妖性，终归妖性战胜了“人性”，真女儿的“人性”与妖性相互交织，在被伏时，其本质最终显现，始为妖，终为妖。

其次，许宣与丰雄的形象是一定历史时期社会现实与个体命运的写照。许宣的生活时代是南宋绍兴年间，父亲早年经营药店生意，父母双亡后在表叔家做药铺伙计，与姐姐、姐夫同住。许宣的年龄是二十二岁，父亲经商，姐夫做官，冯梦龙刻画了一个宋代市民社会中的青年男子形象。依托故事情节发展，许宣取伞、对白娘子暗生情愫等呈现了一幅商品经济背景下普通市民生活的画卷。许宣的个人形象一方面是朴实无华的，另一方面又是怯懦多疑的。在药铺帮忙营生、没有娶妻资财的许宣面对白娘子时，表现出勤恳务实的性格特点。但在识破白娘子蛇妖身份后请法海捉妖时，又显示出世俗和自利的一面。最终，许宣以选择出家的方式与世俗生活就此割裂，许宣的形象自此又多了一层隐世和淡漠。与此相对，丰雄家世良好，父母健在。由于作为次子无法继承家产，家人对其无所管束，因此丰雄更加关注其个人生活。与真女儿的相遇、相识、相恋、决裂的整个过程，充斥着丰雄个人主义的成长和变化。从早期与真女儿约婚的自卑心理到因宝刀事件被捕，丰雄经历了第一次个人主义的萌发，对真女儿的真实身份开始存疑。从偶遇老翁到入赘再娶，丰雄经历了第二次个人主义的激增，渐渐与真女儿形成隔离层。从法师捉妖到真女儿复仇，丰雄的个人主义达到顶峰，蛇妖伏法，丰雄得以保全性命，进而最终完成了个人主义在父权家长制社会下的蜕变，其间夹杂着丰雄的自我与决绝。

最后，法海作为两则白蛇故事的相同人物，起到了对故事情节的贯穿、人物刻画的烘托辅助作用。《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中的法海是一位“有德行的和尚，眉清目秀，圆顶方袍”，手持禅杖，呵斥蛇妖，俨然一副法力高深的僧人形象。同时，法海对许宣的告诫也体现了佛教思想中的救世和普渡观念。法海临行前告知许宣，如果蛇妖再来纠缠，可前往湖南净慈寺寻求帮助。在许宣欲跳水轻生之际，法海再次出现，“背驮衣钵，手提禅杖”，高深莫测，授予许宣伏妖之法，并助其伏妖。文中对法海的神态描绘无外乎“大喝道”、“勃然大怒”、“念念有词”，也烘托了法海嫉恶如仇、斩妖除魔、匡扶救世、道法高深的僧人形象。而《蛇性之淫》中的法海，更多呈现一副沉着冷静、法力有限的老僧形象。法海认为自己“虽已年迈，道行不甚灵验，但决不敢坐视不救”。法海将降妖之法告知丰雄，并嘱咐降妖时要“千万沉住气，不可心慌”。事实上，降服蛇妖主要是由丰雄完成的，法海只在真女儿即将被收伏之际“才坐轿子赶到，被扶进屋内”，法海只是完成了降妖的最后一步，即用铁钵罩收蛇妖，用袈裟封钵口，将铁钵埋入寺院堂前。降妖结束后，法海便再一次乘轿而去。上田秋成对法海很少有勃然大怒等情绪描绘，更多是“念念有词”、“喃喃念叨”之类淡定自若的神态渲染，这是法海这一相同人物在不同文本中异化的体现。

（三）文本叙述 

叙述是文学创作中的一种基本形式，叙述者通过特定的语言、文字、时间、场景、事件等叙述手段，表达创作者的叙述意图。在《白娘子永镇雷峰塔》和《蛇性之淫》的故事创作中，应用于文本叙述中的空间叙述、场景叙述与情感叙述是二者所体现的差异化特色，这种差异性主要有三点。第一，故事发生的现实空间的“变”与“不变”。许宣与白娘子的故事发生地主要集中在杭州，其间还涉及苏州、湖南净慈寺等地；而丰雄与真女儿的情感纠缠则跨越了纪伊国三轮崎、新宫、佐野、石榴、吉野、小松原等地。在空间地域上，《蛇性之淫》故事空间的变化性与流动性更强。第二，故事场景所营造的独特的中日文化氛围。冯梦龙笔下的宋代江南是通过景和情的互动渐次呈现的。“许宣离了铺中，入寿安坊、花市街，过井亭桥，往清河街后钱塘门，行石函桥，过放生碑，径到保叔塔寺。”以清明节当日许宣的个人活动串联起店铺、坊市、街道、桥梁、碑塔等场景，进而展现出宋代杭州的繁华景致。此外，对白娘子府邸的描绘也十分细致，朱红帘子、黑漆交椅、山水古画、古铜香炉花瓶等一应俱全，借以彰显白娘子伪造的身份地位，也为许宣与之情感互动提供了场景契机。上田秋成则更多吸收了日本传统文化中的场景选择，飞鸟神社、那智神社、新宫神社、板窗、珠帘、塌塌米、屏风、橱柜、帷幔、宝刀、倭文、扁柏饭盒等均代表了日本古代社会的特定文化场景。以日式场景为依托，移植中国白蛇故事也将变得更加合情合理。第三，故事情感表达的超然与现实。许宣在白娘子被伏后选择出家为僧、断离尘世，冯梦龙以白蛇故事告诫世人远离色相，结局充斥一种悲情色彩，而许宣最终选择入世则进一步表达了悲情后的超脱与释然。对比《蛇性之淫》，真女儿在丰雄再娶后，选择灵魂附体富子，实施复仇，这也直接将故事推向高潮。然而最后的结局却是富子病死，真女儿被伏，丰雄得以保全性命，丰雄的“劫后余生”代表了复仇后的社会现实。丰雄与许宣不同，没有选择避世，而在与蛇妖的情感纠缠中逐渐成长，融入现实。

简言之，《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与《蛇性之淫》通过运用特定的空间叙述、场景叙述和情感叙述等手法，展现了中日不同的白蛇故事的叙述文本。两则白蛇故事以空间设定、场景铺陈以及情感流露，推动了故事情节的各自走向，进一步加深了中日白蛇故事的历史感和层次感，形成了萦绕文本的独特的文化氛围和文学气质。

三、寻根：中日白蛇故事的文化意涵

《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与《蛇性之淫》是白蛇故事在中日两国的不同演绎，其文学表达与内容叙事代表了两则白蛇故事不同的文化意涵，进而透视出寓于文本深处的中日文化心态的关联与互异。

人性是两则白蛇故事的共同主题与情感线索。《蛇性之淫》较之《白娘子永镇雷峰塔》，情节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丰雄在识破真女儿的蛇女身份后，选择重新娶富子为妻，而富子终被真女儿害死，丰雄得以存活。这一改编体现了两种不同的“人性”表达。一方面，从《白娘子永镇雷峰塔》的故事结局来看，法海伏蛇妖，埋于雷峰塔，许宣出家。许宣从儒家入世的观念遁入佛门，寻求出世。白娘子的蛇女身份始终未冲破传统伦理，结局的描述多少带有对人性局限的遗憾。而白娘子与许宣的爱情在一定程度上仍属于“人性”的表达，只是这种“人性”的情感必须以当下社会的伦理价值作为导向。因而，白娘子的结局看似体现了邪不压正的良善，实际上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伦理秩序对“非人性”的一次规训和宙判。另一方面，《蛇性之淫》的故事结局更多表现一种复仇心理。丰雄的再娶与富子家人向法海的求救，进一步激化了真女儿的嫉妒和仇恨，真女儿复仇时的恐怖和血腥也更强调了人妖殊途的本质。真女儿灵魂附体于富子，对背叛的丰雄道“无论纪路群山多高，定将你的鲜血从峰顶灌到山谷，勿轻易断送了自己的性命”，从这段文字中可见真女儿的凶狠与残忍。“人性”在真女儿身上表现得相对弱化，而“妖性”和“兽性”则是真女儿得以复仇的基本前提。最终真女儿被法海收伏，蛇妖泯灭，使得丰雄与富子一家完成了人性的净化，重新回归到人性的纯粹之中。

儒家思想观念是《白娘子永镇雷峰塔》的深层精神内核。以儒家观念为主导的中国古代社会强调秩序和伦理。许宣与白娘子的相遇、借伞、约婚，无不体现了传统社会伦理道德的重要性。在许宣与白娘子岸边初见时的场景中，“白娘子与丫鬟下船，见了许宣，起一点朱唇，露两行碎玉，向前道一个万福。许宣慌忙起身答礼。”这说明，古代社会奉行男女有别、行为道德的儒家伦理价值。又如，许宣与白娘子自立婚约后向姐姐、姐夫坦言，希望姐姐、姐夫为其做主，解决其终身大事。这一细节也展现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婚姻价值理念。在许宣父母双亡的身世背景下，“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演变为以姐姐与姐夫为代表的“长姐/长兄责任制”。婚姻的不自主源于传统社会下家庭伦理关系的设定，冯梦龙正是以这样一种文化价值背景，勾勒出许宣与白娘子的感情线，也为故事后期许宣在婚姻伦理中的“反叛”以及白娘子被儒家思想的规训埋下了伏笔。再者，许宣从入世到出世的人物变化，也暗含了“存天理、灭人欲”的儒家思想理念。许宣出家是与世俗生活的割裂，遁入佛门代表其断离了尘世的欲望和色相，选择了世俗之外的佛性，而佛性又与人性相关。

《蛇性之淫》完成了白蛇故事的文化转向，神道观念、武士道精神以及町人伦理思想成为了白蛇故事“日本化”的价值依托。日本的神道思想融合了中国儒教、佛教、道教以及阴阳五行等学说，特别是中国儒家思想对日本神道观念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如果说白娘子是儒家思想中对色欲的隐喻的话，真女儿则代表了日本文化中关于色欲的直接表达。《蛇性之淫》曾借老翁之口交代了真女儿的淫妖本质，“传说其性最淫，故与牛交则生麒麟，与马交则生龙马”。真女儿是蛇妖属性的色欲表征，蛇与男性生殖崇拜的关联使得日本原始信仰容纳了对色欲的情感价值。故真女儿与白娘子相较，少了一分“人性”，多了一分“妖性”和“兽性”，其间是日本神道思想之于中国儒家伦理的文化心态的错位。另外，《蛇性之淫》还嫁接了植根于日本传统社会的武士道精神。武士道是融合了儒家思想、佛教禅宗和本土神道的综合体，其精神要义是忠、义、勇、仁、礼、诚等，是指示武士遵守的道德原则的规章。《蛇性之淫》中便隐含了这种武士道文化。一处是真女儿将先夫宝刀赠与丰雄，宝刀是日本武士的标配，代表了武士阶层的身份地位。另一处是真女儿附身于富子，对话丰雄，指责其忘却了海誓山盟，所以前来报恨。这一情节设定符合武士道精神的价值观，即丰雄应遵守婚姻中的契约和忠诚，严禁背叛，否则就会遭受复仇式的惩罚。再者，町人伦理思想阐释了江户时代市民社会的文化内涵。上田秋成生活于江户时代后期，这一时期伴随着町人阶层的兴起，以世俗性、现实性、功利性为核心的市民社会的价值思想和伦理精神逐渐发展。聚焦《蛇性之淫》，丰雄在识破真女儿蛇妖身份后，选择入赘再娶。真女儿被法海罩伏后，丰雄不似许宣出家，而是保全了性命，完成了内心成长的蜕变。丰雄的再娶、自我保全，显示了日本古代社会市民文化中的世俗性和追求自我认同的个人现实观。

白蛇故事中所包含的灵异和志怪元素与中日神话传说的历史背景相关。神话传说是先民探知宇宙世界的一种认知方式的体现。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从兴起到发展，经历了一场历史演变的过程。《山海经》作为最早的一部神话典籍，记载了大量的神话传说故事，既有精卫填海、夸父逐日等自然神话，也有反映黄帝与蚩尤涿鹿之战的政治神话。从《山海经》记载的传说内容来看，早期神话传说反映了古代先民对所处客观环境的认知观念，是集体文化意识的表现。中国神话传说发展的特征之一，即神话传说按照儒家道德观念的历史化改造。在这一过程中，神话传说的伦理性开始凸显，伦理意识成为了神话传说发展路径中的指导思想。在伦理意识的道德教化作用下，神话传说完成了历史化的塑造，而寓于神话传说中的文化价值同样具备了现世性、道德性、实用性等特质。这一点可从中国神话传说中的蛇意象看出端倪。蛇作为神话传说中的动物意象之一，在中国神话传说的流变中实现了角色内涵转变。以中国神话传说的伦理性为根基，神话传说中的蛇意象也逐渐粉饰一层伦理色彩。蛇从最初的恐怖形象到人首蛇身的蛇神形象，再到完全人化的美女蛇形象，是神话传说、佛教信仰与世俗文化共同对蛇这一意象的有意塑造，反映了古代社会的伦理观念与不同历史时期民众的社会文化心理，是古代社会市民生活的写照。其中，白娘子即伦理观念和道德规范下神性与人性相互作用的蛇意象的典型代表。

以中国白蛇故事为原本，白蛇故事“日本化”的逻辑合理性还源于日本古代社会的神话传说与“万物有灵”信仰。如果说中国古代神话传说强调伦理性的话，日本古代神话则更突出宗教性。日本原始信仰中的神话故事在《古事记》（712年）、《日本书纪》（720年）等古史文献中存有较多记载。日本的神话信仰主要分为古史传说和民间祭祀两大系统，而后在吸收了佛、儒等外来思想，融合了多民族外来文化的基础上，逐渐建构起日本本土的神道文化。其中，关于蛇的神话传说体现了古代日本民众的原始信仰与集体意识。《古事记》记载有八岐大蛇每年吃少女的故事。在日本神话传说中，八岐大蛇是支配水的蛇体神的化身，其巨大的身体说明洪水泛滥的危害之大，最后八岐大蛇被斩杀也暗含了人们对稻田的守护。此外，三轮山神话也映现了古代日本的蛇神信仰。民间故事也有类似的情节。通过扎线的方式，发现与女儿私会的男子原来是蛇体，于是用酒将女儿腹中的蛇子溶化。这意味着日本古代神话中的蛇意象已发生了转变，从具有权威的蛇神逐渐成为欲望和邪恶的化身。而蛇本身所具有的毒性和攻击性，又使其在神话故事中增添了复仇的元素。据记载，仁德天皇五十五年，发生叛乱，天皇派田道镇压叛军，田道被蝦夷所败而战死。蝦夷掘田道墓时，发现大蛇，于是中蛇毒而死。在这则故事中，大蛇的出现被隐喻为田道的复仇，大蛇的阴毒和邪恶被利用为神话故事中常用的复仇工具，而蛇代表复仇的意象在后来的物语文学中也有所体现。《源氏物语》中就有六条妃子因嫉妒而灵魂附身于夕颜，进行复仇的故事，这显然与《蛇性之淫》中真女儿复仇丰雄的文化内涵是一脉相承的。

结语

蛇作为一类古老的动物，具有毒性、穴居、冬眠、蜕皮等特性。在中日神话历史发展过程中，蛇的动物特性逐渐演化为一种文化符号，是特定的文化意象的表达。中日白蛇故事均源流于上古时期关于蛇的故事传说和神话信仰。在中日不同的社会语境与历史发展中，蛇的文化意象产生了差异化呈现：中国神话故事中的蛇意象强调其伦理性，日本神话信仰中的蛇意象突出其宗教性。而白蛇故事在中日两国的叙述差异，也揭示了古代市民社会的群体意识与文化内涵。从《白娘子永镇雷峰塔》和《蛇性之淫》的文本对比来看，二者在故事情节、人物形象、文本叙述方面附着了中日两国独特的文化特质。前者显现了传统伦理下儒家思想的道德规范，世俗性是其表征；后者则映射了市民生活中有关色欲的隐喻，透视出日本文化的双重性。江户时代，随着汉籍在日本的流布，以中国白蛇故事为原本，同时吸收了日本神道文化，白蛇故事的“日本化”最终完成，其中《蛇性之淫》即是对《白娘子永镇雷峰塔》的一次文化融合和文学再造。

神话、文学、历史，是理解文化的三个维度。神话故事是文学创作的来源之一，通过文学文本叙事，历史或成为可供塑造的文学产品。而神话传说中也涵盖了一部分历史事实，历史记载中同样包含了丰富的神话传说。在神话、文学与历史的互动中，缔造了一种交互式的文化结果，即被“塑造”了的文化。如同白娘子与真女儿，她们作为白蛇的化身，各自源于中日古代社会的神话传说与蛇神信仰，在蛇之神话的传统文化下，逐渐被纳入了文学文本叙述之中。无论白娘子式的悲情，抑或真女儿式的复仇，她们所呈现出的蛇女形象与文学创作当下的社会背景不无关系，以至有观点认为白娘子与真女儿作为蛇女，并非因其是蛇的化身，在某种意义上更多是被文化塑造成了异类（蛇）。总之，通过融合历史背景的叙述以及文学上的形象塑造，中日白蛇故事共同表达了寓于文学和历史之间的一种流动的文化内涵。而聚焦《白娘子永镇雷峰塔》和《蛇性之淫》两则白蛇故事文本的比较，将有助于理解中日文化及民族性格的差异，也将成为神话、文学与历史之间互动关系的一则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