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22年8月《女神》出版周年纪念会上，我认识了郭沫若和郁达夫。他们邀我去民厚南里。郭沫若对我说：“郁是才子，旧体诗比我好，小说也比我好。”郁达夫未加否认，只是脸上显露出很难为情的神态。我把郭、郁当老师，但他们不肯以老师自居，愿当老大哥，视我为小弟弟。他们非常喜欢我，因为我很年轻，像个小孩子。1927年大革命失败，我从武汉回杭州，一次有事去上海，途中遇见达夫。他热情带我去他的秘密寓所——老靶子路转弯处。

▲郁达夫

当时，上海文艺界流传郭沫若有官架子，趁这个机会，我向郁达夫解释，郭沫若在武汉，只在公开场合有点官架子，对我没有官架子，我去他寓所时，他仍旧同往常一样，把我当作小弟弟。蒋介石看重他，想要他做亲信，做总政主任。郭表面与蒋亲热，但到武汉后却写了一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捅了蒋的底。看问题不能只看表面现象，要看实质嘛！

1929年，我在暨南大学教书，讲解《诗经·国风》的爱情诗，陈钟凡向校长告发，说我写情诗。校长郑洪年说，写情诗的人是下流的，要打破我的饭碗。我和副校长联合一批教授反对校长，结果校长打不倒，我的饭碗却打破了。后来，我们办了一所私立大学，我给达夫送去聘书，请他担任中文系主任。他说可以考虑，这是他对我的支持。不久，他被安徽大学硬请去了。

1932年，我和达夫都住在杭州，有一次他对我说：为了明哲保身，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不得不和国民党的狗东西应酬敷衍。我认为这是他避灾免祸、明哲保身的办法。谁知反惹祸上身！当时，我的办法是敬鬼神而远之，当隐士。

在过去，说到郁达夫，人家常要说他是颓废派。我认为这些人不了解郁达夫，乱戴帽子。郁达夫的《沉沦》虽然有悲观失望的心情，但他这种心情是由爱国而来的，与颓废派毫无共同之处。当时军阀统治，帝国主义侵略，祖国前途一片黑暗，一个爱国心强烈的人，因忧国而产生悲观失望情绪，有什么罪过？！在那个环境里，一个爱国心不强的人，麻木不仁的人，就不会悲观失望，亡了国做顺民，也无动于衷。想当汉奸的人，反而欢天喜地，盼着帝国主义来侵略，让他有当汉奸、鱼肉百姓的机会。

一个人的思想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后来达夫已不像早期那样的悲观。他一直站在共产党一边，反对国民党，反对帝国主义，宁死不屈，壮烈牺牲。郁达夫一开头就是爱国志士，至死也是爱国烈士。对于一个杀身成仁的爱国烈士，还要算他早期的旧账，太不公正了。如闻一多烈士曾经组织了一个政党——国家主义派，专以反对共产党为宗旨。可是他后来转变了，并因反对国民党而成了烈士。闻一多成为烈士以后，从来没有一个人提起他早年曾经专为反共而组织了一个政党的事。对闻一多烈士如此宽容，对郁达夫烈士也不能苛刻！1983年春，我写信给杭州市委宣传部，提出“风雨茅庐”应该作为郁达夫纪念馆，后来杭州市委宣传部报请省委宣传部同意，发文把“风雨茅庐”作为纪念馆，但馆内单位并未迁走。1983年，有位日本专家问我“风雨茅庐”的地址，我不敢告诉他。我心想外国人去“风雨茅庐”，发现中国著名作家的故居竟成为公安派出所，传言开去，外国人会说中国政府并不重视知识分子，有失国家体面。

1995年8月16日，我在杭州到富阳的汽车上，心情很激动，口占了一首诗：

绝无虚伪真名士，

一任天然彻底真。

浮沉浊世终高洁，

鸡鹜安知野鹤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