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杭州市中山中路，有一座凤凰寺，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教内相传这座古寺创建于唐代，历经宋、元千年岁月，是中国东南地区伊斯兰教四大清真寺之一。寺内藏有古波斯文、古阿拉伯文古碑21方，百余年前即为学界所知，然而一个世纪以来，却无人能够完整释读，成为世纪之谜。

在杭州市政协不懈努力下，国际顶尖科研团队花费数年之力合力破解，凤凰寺之谜，终于有了答案。

 杭州凤凰寺

 杭州凤凰寺望月楼

 凤凰寺碑林

 凤凰寺碑林内景

 第4号石碑

凤凰寺又名“真教寺”，因寺院建筑结构似凤凰展翅，故有此名。

凤凰寺的始建年代说法不一，据清康熙九年重修真教寺碑记载：“寺创自唐、毁于季宋，元代辛巳年有大师阿老丁者，来自西域，息足于杭，瞻遗址而慨然捐金，为鼎新之举，表以崇闳，缭以修庑，焕然盛矣”。

也就是说，这座寺院唐代开始修建，宋末被毁，至元朝时，著名伊斯兰教人物阿老丁开始重修，明朝再次扩建重修，最终形成凤凰寺的建筑群规模。明代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对此记载：“真教寺在文锦坊南，元延祐间，回回大师阿老丁所建”。

该寺内礼拜殿为元至正元年（1341）遗物，是一座砖结构的无梁殿，其上覆以砖结构穹隆顶。在穹顶之上，建攒尖屋顶，中间攒尖顶作重檐八角形，两旁为单檐六角形，具有明显的中国传统建筑与伊斯兰教建筑相互融合的特色。礼拜殿后壁设有读经台，中间一座上有木雕经函，上刻《古兰经》经文，相传是明景泰二年（1451）重修时设置的。

作为中国沿海地区伊斯兰教四大古寺之一，凤凰寺享誉中国，在阿拉伯国家中也享有盛誉。如今，这里也是杭州伊斯兰教信教群众的礼拜中心。

在这座古寺当中，藏有21方古碑。其中，有20方元代阿拉伯文古墓碑和1方明代古波斯文寺碑，对研究杭州历史文化，尤其是伊斯兰文化具有极高的文物价值和史料价值。这些古碑很早就引起回族经师和国内外学者的注意，然而一直未能完整地释读。

究其原因，释读阿拉伯文和波斯文的古碑铭文非常困难，不仅要求释读者精通古阿拉伯语和波斯语，还要熟悉变体众多的特殊碑铭体，而且墓碑石花漫漶，辨识音点非常困难，常常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正因为如此，凤凰寺的这些古碑铭文一直未得确解，成为杭州人心头难解的疑惑。

在杭州发展史上，宋元两代是其最为辉煌的时期。南宋以杭州为国都（行都，名临安），1275年前后人口超过百万，非常繁华。

元代时，杭州作为江浙行省首府，成为当时国际上首屈一指的国际性大都市，来自中西亚、欧洲、非洲等不同种族、不同文化的人士来到杭州，带来了各种不同的文化。也因此，杭州开始呈现出多元文化色彩，具有高度“国际化”特征，被当时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誉为世界上最美丽华贵的天城。

此时，京杭大运河已成为元代商品流通大动脉，涌入运河两端的商品数量极大，尤以杭州最巨。大运河南端的地理位置对杭州的影响由此凸显。

在杭州，伊斯兰文化也极其兴盛，自南宋以来，以“御道”旁的凤凰寺为中心，形成繁荣的穆斯林聚居区。杭州凤凰寺所藏的阿拉伯文、波斯文古碑正是杭州曾经作为国际性大都市的历史见证。

至南宋末年，杭州的穆斯林社团已经拥有相当大的财力，开始在皇家园林“聚景园”中置地建墓。由宋入元的周密曾目睹当时杭州的穆斯林葬俗，他说：“回回去世后，出瘗之聚景园，园亦回回主之。”元末的陶宗仪在一条笔记中记道：“聚景园，回回冢在焉。”聚景园在宋元之际已经成为杭州的穆斯林墓区，此后历代相沿。

聚景园位于清波门外，西子湖畔，“清波门外为南门，涌金门外为北门，流福坊水口为水门”，是宋孝宗建在西湖边的皇家花苑。宁宗以后，聚景园渐臻荒废。

此后，穆斯林社团就开始买赁这座荒园，建造公墓，元、明两代皆袭称“回回坟”，清代又称之为“番回冢墓”。因为回回诗人丁鹤年墓在此，也有本地人称为“丁氏陇”。1911年辛亥革命后，地方政府正式命名为“南园回教公墓”。

因此，对杭州凤凰寺所藏阿拉伯文、波斯文古碑铭文的释读，不仅可以进一步研究伊斯兰教对杭州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影响，也可以重绘当时经济社会发展和文化融合的情况。

经过数百年历史变迁，当年幸存的阿拉伯文墓碑就只剩这21方。凤凰寺所藏的墓碑，石质、刻纹极为讲究，大部分墓碑尺寸相对较大。从墓碑铭文的内容而言，相比泉州所藏大部分墓碑铭文的内容仅为墓主姓名、生卒年，再加一句《古兰经》的经文或穆罕默德的圣训，较为简略的情况，凤凰寺藏墓碑铭文相对较长，有对墓主的生平描述，也有大段的波斯语诗歌，所含信息量更为丰富。

其实，杭州凤凰寺很早就引起学界的注意，寺中所藏一块立于明代的波斯文碑1911年就曾刊登于英国报纸，其时聚景园穆斯林公墓尚保存完好。

1936年，白寿彝先生在《禹贡》第11期发表文章，披露了民国以来聚景园一带出土古阿拉伯文、波斯文墓碑的情况，并公布了两通拓片。

1953年聚景园穆斯林公墓整体迁移，这21块墓碑在此后不久被收藏在凤凰寺中。1974年，凤凰寺管委会在寺内庭院左侧修建小屋，贮存这些墓碑和原先就在寺内的寺碑。

20世纪90年代，国内学者郭全美和郭群美在碑铭研究专家陈达生研究员的帮助下，给这批墓碑进行了编号，并对部分碑文进行了释读。

在国际伊朗学界，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伊朗学系是传统重镇之一，该校的亚历山大·莫尔顿先生是欧洲首屈一指的阿拉伯文碑铭释读专家，其弟子乔治·兰天浪博士近年来一直在中国寻访与波斯相关的史迹材料。

2007年，兰天浪来到杭州，摄取了这些墓碑的照片，回国后，交由莫尔顿先生开始释读研究。2010年，师徒二人将初步研究成果发表在《清华元史》上。同年，“世界的天城———元代杭州研究论坛”在杭州举行，两位学者分别提交了《波斯语诗歌中的元代杭州》和《聚景园穆斯林茔地的墓碑》两篇论文，对杭州凤凰寺所藏阿拉伯和波斯语古碑铭作了初步概述和研究。这个由杭州市政协主办、中国元史研究会与杭州文史研究会共同承办的会议立刻引起了世界史学界的关注。

这些学术价值极高的研究成果，引起了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著名宋史学者包伟民教授的注意，他建议杭州文史研究会组织力量开展这项研究。

2010年，杭州市政协开始启动这批古碑铭文的释读工作。2011年初，时任杭州市政协主席孙忠焕认识到这些碑铭的重要历史文化价值和社会意义，牵头组织，并要求市政协所属杭州文史研究会及有关专委会联系专家共同对凤凰寺所藏阿拉伯文和波斯文古碑铭进行转译和释读研究。2012年后，新任杭州市政协主席叶明继续对此项研究给予了高度重视和支持，从各方面创造条件加以推进。这项由杭州文史研究会牵头，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等国内著名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组成的学术研究团队，开始深入进行正式筹划和研究论证的工作。

根据分工，杭州文史研究会负责组织碑铭的释读研究。经过多次接洽，其与莫尔顿和兰天浪先生达成合作意向，委托他们进行释读。2011年4月，兰天浪博士再次来杭州，与杭州文史研究会正式签订了合作研究和出版意向书。与此同时，莫尔顿先生加紧工作，基本完成了碑文的释读和注释。

不幸的是，此后不久，莫尔顿先生被查出患有皮肤癌，确诊时癌细胞已扩散，研究工作被迫中断。2011年12月，莫尔顿先生病逝。

虽然此时莫尔顿先生的研究工作已处于扫尾阶段，但还有不少地方，尤其是注释，尚未最终完成，需要根据他的线索继续完成，碑文释读也需要进行独立的审核和校对，最终还要将所有英文翻译成中文。其实，这样的工作难度和工作量并不比另起炉灶来得轻松。

在这进退两难的时刻，元史研究前辈、中外关系史大家、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黄时鉴先生给予了有力指导，他建议杭州文史研究会与北京大学的学者合作。为此，杭州文史研究会联系到老朋友、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张帆和副教授党宝海，请他们邀请相关学者共同参与这项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