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越郊坛遗址发现于2002年，缘于浙江省第三次历史文化遗产普查，2005年被列为浙江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8年由杭州市文物考古所对其进行考古发掘，得出“早期遗迹，可上溯至宋乃至五代。钱王摩崖题记的刻文和登云台位置的确定，宣示吴越郊坛就在此处”的结语。2009年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凤凰山管理处对周边环境加以整理，使吴越郊坛遗址成为玉皇山南重要的景点。十几年来，吴越郊坛遗址渐为学术界和旅游界认可和推荐，笔者也一直对该遗址进行更深入的文献研究和实地调查，除了对其地理位置的准确性、摩崖题记的真实性试作进一步考证外，结合相关的历史文献，还对吴越钱氏郊坛的重大研究价值、后梁武肃王郊台题名的书法风格等作了简要分析。

吴越郊坛遗址位置及环境

吴越郊坛（天真院）遗址位于杭州市上城区玉皇山南侧支脉天真山上。遗址面积达2850平方米，依地势，可将遗址分为三层平坦的台地，每层间以踏步相连，遗址第一层台地海拔高度约115米，面积达2500平方米。现遗址处植被覆盖良好，多为常绿、落叶阔叶树种，尚有灌木、藤蔓之类和小片竹林。

天真山之名源自宋时山上之天真院，故名为“天真院山”，而玉皇山之名始于明代，因明时山巅有玉皇庙，故名。玉皇山在宋时称龙山，又名卧龙山，后又有龙华山之名。五代时亦称龙山，又传因吴越王曾从明州（今浙江宁波）迎取阿育王塔供奉山上，而有育王山之名。

玉皇山位于西湖之南，钱塘江之北，东接凤凰山，西连南屏、大慈诸山，海拔240米，总面积达78万平方米，山体由石灰岩构成。玉皇山上的人文景观众多，今尚有福星观、白玉蟾井、天一池、七星亭（七星缸）、紫来洞、慈云岭造像、天龙寺造像、慈云岭古道及历代题刻等。

吴越郊坛遗址主要文物分布现状

天真院旧名登云台，后梁龙德元年（921）吴越王钱镠所置，为吴越国郊天之所。台侧有灵化洞，洞内曾有石刻“吴越山川几落晖，登临转步入云扉”，据传，吴越钱武肃王曾以灵化洞内之土埋荆棘、护石台，又借松树围起龙旗，在鸾辂遮拥下，祀圆丘、庆六飞。北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改额“天真院“，院内有灵化洞、登云洞。宋时的灵化洞，深入百余步，下阔十余丈，岩石上有苏东坡和林和靖的题刻，今已不存。元代应多沿用旧有建筑，但年久失修，损毁严重，到明代时仅存一庵，且已易名为“天真禅寺”。

明成化间（1465—1487），毒峰善禅师重建殿宇，更名“上天真寺”，毒峰善禅师圆寂后，其真身以缸龛覆盖，置于殿后石洞中，留有《毒峰语录》十卷行世。清时复名“天真禅寺”，亦称“天真寺“。光绪二十五年（1899）三月，甘肃王明玉、四川陈诚祯和浙江杨宗元募化重修灵化洞及寺院，并于洞内石壁上题刻此事。1934年有善士捐造古登云台路石阶，并留题刻于路旁石壁上。抗日战争期间，遭日军火焚，及至20世纪50年代初期，寺院建筑被毁殆尽。现存三层遗址上散布着多处历代遗迹，如灵化洞、登云洞、朱天庙、甘露井、午梦床及十余处摩崖题刻。

后梁武肃王郊台题记、灵化洞、甘露井、朱天庙洞位于一层平台。后梁武肃王郊台题记位于第一层平台北侧石壁上，刻于后梁龙德元年（921），正书，共4行29字，字径9cm，题记全文为：“梁龙德元年岁次/辛巳十一月壬午朔/一日天下都元帅/吴越国王镠建置。”书体工整，凿刻精良。

灵化洞位于第一层平台东端。由石壁相夹而成，属天然溶洞。洞内原有苏东坡、林和靖等名人题刻，今已不存。现存灵化洞为甘肃道人王玉明等人募化重修，近洞口处有题刻记录此事，龛高54cm、宽113cm，其题款为“光绪二十五年三月开”，落款为“道袖甘肃王明玉、四川陈诚祯、浙江杨宗元募化重修”。正文为正书，字径为11cm见方，题款、落款略小。

甘露井位于一层北侧石壁前，后梁武肃王郊台题记下方，井圈系水泥建造，为近现代改建，井壁为石砌，呈圆筒状，水质至今仍甘醇清洌。井壁上有“甘露井”摩崖石刻，竖列正书，字径18cm。

“民国甲戌岁……”题刻，位于一层平台东端，灵化洞右侧，靠近古登云台石阶。龛高70cm、宽40cm，全文为“民国甲戌岁大善士韩君子林重修古登云台路住持何月昶□石”，四行正书，正文字径10cm见方，题款、落款略小。民国甲戌岁当为公元1934年。

朱天庙位于一层平台北侧石壁的西端。清代由民间捐资修建，将明崇祯皇帝奉为朱天菩萨，何月昶是朱天庙最后一任住持。据《说杭州》记载：“是月（即四月）二十四日，为朱大王君生日，杭人崇奉之，茹素有经月之久者，名曰朱天素。亦有行会之事。庙宇不止一处，而以在下城之仓桥者香火为最盛，实则明之崇祯皇帝也。朱者其姓，君即皇帝也。手执一环，即自经时之环也。被发者，其自经时之状态也。崇祯尚非无道之君，而又能身殉社稷，故杭之遗黎哀而庙祀之。恐触清帝之忌，故只能隐约以为表示。四月二十四日，为崩后五七之日。年隔三百，遗黎都尽，数典忘祖，但以邀福而已。”民国时香火尚旺，至今香客仍络绎不绝。

二层平台有“午梦床”石刻及石床、建筑构件等遗迹、遗物。石床位于二层的北面岩壁下，有隆起处为石枕，似古代靠榻。石质细腻，年代久远。石床上方崖壁上有题刻“午梦床”三字，为清桐城书画派杰出代表——吴廷康所书。吴廷康，字元生，号康甫，又号赞甫，一作赞府，别号晋斋，晚号茹芝，安徽桐城人。官浙中数十年，精金石考据，篆、隶铁笔。题记当刻于清同治十三年（1 8 7 5），正文为庙篆，横书，字径2 5 c m见方，落款为行楷。二层右侧有通往三层平台的石阶，崖壁左侧旁有人工堆砌痕迹。

据《淳祐临安志》、《湖山便览》、《西湖游览志》等史籍记载，吴越郊坛遗址历经宋、元、明、清至今，在长达千余年的岁月中，常被作为古迹加以修缮，因而遗址的两处平台保存情况尚可，历代的摩崖题刻保存基本完整。

吴越郊坛遗址重新发现的重大价值

（一）吴越郊坛遗址是研究吴越国历史发展的重要实物佐证。

后梁开平元年（9 0 7）五月，钱镠受封为吴越王，至宋太平兴国三年（978）五月钱俶纳土归宋，吴越国经历了三世五王，有国七十二年。在此期间，吴越钱氏诸王在政治上推行善事中原、保境安民政策，奉中原政权为正朔，称臣纳贡，在建立扩张霸权的同时，尽量减少境内的战争。在征得中原统治国的允许下，在境内实施“建国之仪”，其“仪卫名称多如天子之制”，而且住所称宫殿，府署称朝廷，夫人册封为妃子，属官皆称臣，除此之外，还建立了宗庙制度。据《咸淳临安志》卷七四《祠祀•钱王太庙》，在钱镠的故乡临安曾有钱王太庙。另据《通鉴考异》载：吴越三代国王除弘倧、弘俶外都有自己的庙号，钱镠为太祖、钱元瓘为世宗、钱弘佐为成宗。吴越并且在境内私立年号，后梁开平二年（908）即称天宝元年，以后尚有两次改元。另外还使用宦官、设置百官，在其所统辖的区域中建立起一个完整的王国体系。同时，鼓励工农业生产，促进经济文化繁荣，在钱氏三代五王的经营下，吴越国成为当时富甲一方的王国。因此，钱镠在国力日渐强盛的梁龙德元年（921），按照“兆于南郊就阳位”的古制，在其都城南郊，今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玉皇山支脉——天真山的山顶，设立郊坛，举行郊祭，完善其独立王国的体制。

（二）进一步确证了凤凰山、玉皇山一带为吴越时期的政治活动中心。

吴越郊坛所处的位置邻近凤凰山、玉皇山，距吴越宫殿所在的凤凰山不远。其东侧有钱镠开凿于后梁贞明五年（919）的慈云岭古道、钱弘佐天福七年（942）创建资延寺时镌刻的慈云岭造像；西南则有乾德三年（965）钱弘俶创建的天龙寺造像。郊坛北靠玉皇山主体，其面南处则为吴越钱氏家族的御用墓葬区，至今已发现了吴越国王钱元瓘、钱弘佐及钱弘俶生母吴汉月等重要人物的墓葬。从其所处的地理位置受钱氏重视的程度来看，这里应该是钱氏建置郊坛的理想之所。特别是吴越国王钱镠为建郊坛而镌刻的摩崖题记“梁龙德元年岁次辛巳十一月壬午朔一日天下都元帅吴越国王镠建置”，更是印证了《淳祐临安志》、《西湖游览志》、《方舆胜览》、《两浙金石志》等文献中关于吴越郊坛的记载。因此，无论从史籍中，还是从现存的十余处吴越遗迹中，都可以证实凤凰山、玉皇山一带曾是吴越钱氏“三代五王”所青睐的“风水宝地”，他们将郊坛、祠堂（最初的表忠观位于玉皇山南妙因山上）、墓葬等关系前途命运的重要活动都选择在这里举行，可见这一区域在钱氏心目中的地位了。

（三）为研究古代帝王郊祭礼制提供了又一实物资料，同时也为确定南宋郊坛的位置提供了重要线索。

古代帝王为显示自己不同于一般凡夫俗子的尊贵，称自己为“天子”，受“天之命”统治一方。所以，自周代起就形成了称帝王者必于其都城南郊设立郊坛，举行“郊祭”，向世人昭示其“天子”身份的规制，以达到进一步巩固政权的目的。

“国之大事，惟祀与戎”，我国古代帝王名目繁多的祭祀活动，大致可分为郊社（祭神）和宗庙（祭祖）两大类，其中郊社的重要性又在宗庙之上。郊社中祭天是最重要的，只有皇帝（天子）才有资格，诸侯与大臣是不允许以自己的名义搞祭天活动的，祭天是确立天子身份的必不可少的重要仪式。吴越国王钱镠于后梁龙德元年（921）建置祭天的郊坛，通过与天对话，从而确立其王者的身份。

祭天仪式通常在都城的南郊“圜丘”举行。据《礼记 • 郊特牲》载：兆于南郊就阳位也。以天为乾阳，南方属阳位，故祭天必须在都城的南郊举行。吴越郊坛遗址位于杭州市玉皇山南麓——即其支脉天真山山顶，所处位置为吴越都城西都（今浙江省杭州市）南郊，距吴越宫殿所在的凤凰山不远。圜丘为圆形祭台，以应古人“天圆地方”的传统观念。圜丘的建筑格局规定严格，历朝正史的《礼志》或《祭祀志》中都详细记载了“坛遗之制”。《淳祐临安志》卷九亦有记载。现存遗址虽已看不出圜丘的形制了，但从遗址的三层平台以及平台之间数十级台阶、山体间垫铺的长方形大石块中，还是可以看出出人工垒筑的痕迹。

南郊祭天的日子一般定在冬至日举行，据《礼记•郊特牲》：“郊之祭也，迎长日之至也。”南宋杨复在《文献通考•郊社一》中说：“谓冬至阳之始，日渐长，故冬至郊天所以迎长日之至也。”这就是“郊祭”定在冬至日的理由。从遗址现存的吴越国王钱镠为建郊坛而镌刻的摩崖题记中，我们知道吴越郊坛建于后梁龙德元年（921）十一月一日，正为冬至即将到来之日，这一日期正好证明了“南郊祭天的日子一般定在冬至日举行”的古制。

另外，南宋建都杭州，其宫殿是建在吴越宫殿的基础上的，其城市布局也如同吴越的“南宫北城”，政治活动场所亦多在凤凰山、玉皇山一带，因此，吴越郊坛遗址的重新发现，也为确定南宋郊坛的位置提供了重要线索。

（四）后梁武肃王郊台题记具有独特的书法、文物、文献价值。

后梁武肃王郊台题记保存之完好、史料价值之重大和书法价值之重要在国内亦属罕见。该题记书法风格为典型的晚唐御书手所书，与浙江博物馆所藏的吴越国王手迹相互印证。书法结体严谨，线条凝练爽利，布局森然，具有较高的书法价值。摩崖刻文确认了郊坛的位置，更在考古学和文献学上印证了阮元《两浙金石志》、王昶《金石萃编》、陆增祥的《寰宇访碑录》以及一系列的文献记载。日本《宇石》一书中亦有详细记录题记的方位、尺寸、每一个字的大小，甚至有其拓片保存。

正史记载，后梁龙德三年（923）钱镠受封吴越国王，正式建国。后梁武肃王郊台题记刻文表明吴越王钱镠在朝廷册封前已自称“吴越国王”，而龙德二年（922）十二月钱镠发给崇吴禅院长老僧嗣匡的牒文上仍署“都元帅吴越王”。题记证明了“镠虽外勤贡举，而阴为僭窃，私改年号于其国”属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