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事汽车修理评上八级工

1959—1961年间，国家经历了3年困难时期。1962年，国家开始动 员大家回归家乡，该种田的种田，该读书的读书。我记得当时动员了 好几次，好多人就这么走了。其实大家当时都是不想走的，因为在杭 州待着蛮好的，比在家里种田好，但最后还是被汽车送走了。而我因 为工作表现比较突出，领导不肯放人，得以留在杭州。

浙江省杭州区公路运输局当时主要负责客运、货运、汽车修理和 公路的维修与养护，我在汽车修理厂工作。修理厂一共六七十个人， 我的日常工作就是修汽车，涉及技术上的问题，领导都会找我，我每 年都被评为先进工作者。

厂里的工作环境还是蛮艰苦的，工作的时候开着土风扇，一个车间里有很多工人，有铁工、木工、电工、锤工、钣金工等，电焊工 十五六个，大家相互配合，一起工作。我们的工作服是帆布材质的厚 厚的电焊服，一年发一套。一年还有22元钱的服装费，可以自己去买 衣服和裤子，福利待遇蛮好的。那时候吃饭1角钱够了，1角5分钱够吃 糖醋排骨，那时候钱还是很值钱的。还记得我当学徒的时候，老师傅 的工资很高，他们都是六、七级工，新中国成立前就在这里工作。一 个车间60多个人，每个车间都有一两个六、七级工的老师傅。

工作日我每天上班8个小时，早上7点半到11点半，下午2点到5 点，下班后经常晚上开会到8点钟，学习一个半小时，厂里的车子送我 们回宿舍，单位没有电视看，大家就只能在房间里聊聊天然后睡觉。 每个礼拜有3天要学习，有时候开大会，有时候小组组织学习、讨论经 验，或者读读报纸，学习毛泽东思想，有时甚至开到9点多钟。我们一 般一个星期休息一天，星期天放假，但有时候这个也保证不了。有一 段时间经常加班，而且没有加班工资。休息的那天，几个要好的朋友 会相约去西湖电影院看部电影，只要花1角5分钱，在外面吃碗面，吃 个点心什么的，基本上控制在1元钱以内。

我们一日三餐都是在食堂吃的，会发餐票，我吃得还是蛮好的。 记得做学徒那会，工资是14元5角钱一个月，每个月有3元钱的零用钱 买脸盆、毛巾、牙膏和牙刷，剩下的11元5角是饭票、菜票。有的小 姑娘吃得省一点还可以省点钱用用，电焊工还会有额外两三角的营养 餐，可以吃一块大排，所以即使我们胃口大一点，还是够吃的。那个 年代对于我们而言，有的吃就好得很，基本上不花什么钱。

那时候，工资定级需要通过考试来评定，基本上每年都评，通过 理论和实践考试，就可以逐级加工资升级，而跳级是一件蛮困难的事 情，至少评上三级工之前是这样的。1963年，我们加过40%的工资， 因为我已经是三级工了，所以没有加。一直到1980年左右，我升到了 八级工，一个月有108元钱的固定工资，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奖金，按 计量来定，做多少拿多少。

1964年，浙江省杭州区公路运输局改名为浙江省汽车运输公司。

1966年，运输公司的修理厂被划分出来，与浙江汽车配件厂、农机 厂、粮食部汽车修理厂等合并，发展为杭州汽车制造厂，先后造出了 红卫牌和钱塘江牌的汽车。后来，我所在的杭州汽车制造厂与东风汽 车制造厂联合，改名为东风杭州汽车公司。

厂里为我专设工作间

1979年以后，厂里的汽车发动机修理、组件基本上是我一个人做 的，专门给我设了一个工作间，用吊车把汽车发动机调进来，放到我 旁边，各个工序都是我一个人来把关，做好了再运出去。为什么我一 个人做呢？做这个东西是有责任的，人一多就容易出乱子，所以我就 一直一个人，职责明确。

工作期间，我基本上都在跟发动机打交道，遇到的发动机问题很 多，主要是发动机出现裂缝。各个地方把发动机送到我们这边，我们 修好，然后送回去。但是有的发动机故障很麻烦，还得靠自己动脑筋 解决。发动机是很脆的熟铁，我就想办法把坏的弄掉，然后和补衣服 一样，把一块新的熟铁放上去，再把两瓣焊接好。基本上有问题的发 动机到我手里，我都要想办法把它弄好，实在没办法的就只能当废品 处理掉。

直到退休之前，我修过的发动机基本没有什么问题。做的时候严 格用心，做好以后认真测试。当然除了用心也要靠技术的，如果技 术不好也是一个大麻烦。以前一个车间一起工作，容易出问题。自 己做以后，有记录，有责任心，问题就减少了。之前还有人到厂里 来找我修发动机，跟门卫聊天说修发动机，门卫就推荐他找一个姓 吴的师傅。

我电焊技术的提高，主要靠我自己一边工作、一边琢磨出来的。 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厂里给我派了2个徒弟，我也尽我所能地教他们，

但是方法靠教是教不完的。此外我还经常去各地参加“能工巧匠”的 交流会，如昆明第二汽车制造厂、第一汽车制造厂等。每次厂里会派 一个电焊工（就是我）、一个钣金工等三四个人参加。我们主要不是 为了比赛，而是为了交流技术。

在多年的工作中，我也获得过很多荣誉，最重要的有三个：1963 年获得了杭州先进工作者的荣誉称号；1986年，两次获得中国汽车工 业公司的奖章。

我没有担任过什么厂里的职务，虽然工作表现比较突出，但厂里 也没有人推荐我去当领导，我自己也不愿意，本来工作就很多，踏踏 实实做好手头工作就是我最大的愿望。记得“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工人领导一切，厂里有工人宣传队，要到学校、机关去管理。有一 次，他们叫我去，有人就说：“他不行，工作走不开。”总之我做了 一辈子的电焊工。

在我41年的工作生涯中，有些事情还是印象蛮深刻的。我们有一个老厂长，在我评上厂里先进标兵的时候，拿一个篓子，里面装着瓷 盆等一套生活用品给我送到家里来，令我十分感动。还有一次，一个 工程师和厂长来到我工作的地方，跟我说因为我工作突出，他发到奖 金了。当时能把有缺陷的东西焊接好，经过加工成为正品，厂里要根 据计量指标发奖金，厂长说他得到奖金是靠我的。他的这番话对我的 鼓励很大，让我感觉自己的工作很光荣，能够被领导看得起。我还做 了很多变废为宝的东西，每次发奖金升级也少不了我的，我成了当时 年纪最轻的八级工。厂里对我这么好，付出得到了回报，我也很知 足。

吴书芬获得的“先进工作者”荣誉证书

吴书芬获得的各种奖章

我这一生，要说做了多大贡献，也不大能说得清。我的业绩很 多，我修的汽车配件、压力机大概有3000多个。以前厂里要求每天写 工作记录，记下日期、汽车发动机的编号和修理人，这么做既是为了 计量，也是为了后期出了什么问题可以问责到个人。我以前每天都有 登记的，但是后来厂里拆迁，那些工作记录全部都丢了。不过这么多 年过去了，都没有人来找我，证明我的工作没什么失误，我自认做事

还是很负责的。以前我还在《液压工人》的杂志上发表过文章，内容 主要是关于我的电焊工作。

我的妻子是浙江麻纺织厂的员工，我们是20世纪60年代的时候通 过朋友介绍认识的。刚结婚的时候我们没有房子，挤在丈母娘家里， 1969年厂里的宿舍造好了，我打报告申请，厂里根据工龄、工作表现 进行评估后，给了我一个套间，每月要交4元多的房租费。1980年左 右，单位填平了一个小池塘来造房子，造好以后我们又搬到现在的住 宅，把那边的小房子拆掉。那时候没得买，分配得到还是好的，分配 不到也没办法。结婚的时候就买了一块手表、一架缝纫机，电风扇、 自行车都是结婚好几年后，我们两个人十元钱、十元钱地攒，凑够 一百多元买的。

吴书芬近照

我做了一辈子的电焊工，总体还是很满意的，也做出了一些微薄的贡献。退休以后国家给我的待遇还是很好的，付出就会有回报。我平时拿的是劳模津贴，看病和医药费基本上全部报销。2017年9月，政府还组织我们杭州市的劳模去旅游。国家记得我们，我们也因此感到十分光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