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家花园位于杭州拱宸桥西(原长征化工厂厂区内)，主人是高懿丞。这座私人花园建成于民国初年，由南华楼、爱日楼，以及水池、九曲桥、花坛等组成。主建筑南华楼为中西结合的二层建筑，面阔五间，砖木结构。园内有假山奇石、花鸟鱼虫。前些年，由于年久失修，高家花园内的房屋曾一度破败不堪。如今，这座花园巳基本恢复原来的风貌，成为杭州古运河畔一处重要的人文景观。

远亲叫他当老板

高懿丞(1862-1946)，又叫高凤德或高复生，安徽合肥人。高懿丞家与晚清大臣李鸿章家族有远亲关系。高懿丞的长兄还是李家所聘的家庭教师。高懿丞原供职于上海机器织布局。I893年，上海机器织布局毁于大火。此后，他便长期闲居在家。

当时，吴兴富商庞元济与杭城名人丁丙等人，正在杭州筹建一座近代纱厂——通益公纱厂。1897年，通益公纱厂经过八年多的筹备和建设，终于建成投产。第二年，该厂全年的产纱量达到200万磅，第三年又上升为300万磅。但是，到了190l年，通益公纱厂全年的产纱量却降至180万磅。由于管理不当、资金不足等诸多原因，到了1902年，通益公纱厂便办不下去了，只得停办歇业。

不久，李鸿章的长子李经方获悉了此事，他认为，这样的纱厂应该有赚钱的机遇。但是，李经方又不想由自己出面去接手这家纱厂，他想到了闲居在家的高懿丞，就让高懿丞出面去接手杭州通益公纱厂。这样，高懿丞就凭借李经方所出的资金成为该厂的老板。

1903年8月，高懿丞正式接手工厂，马上就将企业更名为“杭州通益公纱厂新公司”，并两次添招新股，筹得银洋25万元。尽管高懿丞在筹措资金上费了很大的劲，但是，这家虽然已改了招牌的企业，存在的弊端并不只是资金短缺问题，在管理、人事等方面也都存在严重弊端，所以，企业在运转中还是年年亏本。辛亥革命爆发后，由于金融阻滞，新公司再次停办歇业。到1912年8月，通益公纱厂新公司的账面上已欠国库16万两白银。

这时，新成立的民国政府下令该公司董事会限期召开股东大会，讨论两条出路:一是由公司自己继续经营，在规定时限内还清所有欠款;二是由政府来经营，直到还清所有欠款后，再将公司发还。

通益公纱厂新公司的股东们都不希望把公司交给政府去经营，但是，由自己来经营，又缺乏运转资金。股东大会最后的协商结果是:由高懿丞另行慕集办厂的资金，然后，再向通益公纱厂新公司租借厂房、设备，开办新的工厂。

1914年8月，高懿丞通过募集资金组建起鼎新纺织股份公司，以租赁的方式，把通益公纱厂新公司的工厂租了过来，并改名为鼎新纱厂。

机遇推他做富翁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西方列强都卷人到战争的旋涡之中，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从而给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带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此外，又因为战争的需求，西方列强的工业生产主要转向为战争服务，而作为生活必需品的许多轻工业产品的生产则被大大减少了，这也为中国民族工业进入国际市场，提供了契机。

高懿丞新上马的鼎新纱厂，正好赶上了这一难得的机遇，所以发展得很快。由于企业改制后的经营大权都掌握在高懿丞手中，所以，鼎新纱厂赚到的丰厚利润，大多数都流人到了高懿丞个人的口袋。两年之后，高懿丞己经成为杭州富商。1917年，雄心勃勃的高懿丞又从国外买来110台电动布机，这样，他的鼎新纱厂就成了当时杭州最早使用电动布机的厂家。

据历史资料记载：鼎新纱厂19I7年的工人人数为600余人；到了1924年，工人人数己超过1200人。工人人数的成倍增加，也透露了鼎新纱厂在那几年的发展速度。

就在鼎新纱厂发展到鼎盛阶段，“鼎新”的真正老板、大股东李经方，开始向高懿丞发出忠告。李经方认为，欧战一旦结束，英美等国的洋纱洋布终将卷土重来，他劝高懿丞急流勇退，早日从棉纺业中脱手，回上海另谋别业。但是，已腰缠万贯的高懿丞则认为自己在杭州纺织业中的地位已相当稳固，不会有什么危险，所以，他没有听从李经方的忠告。

由于李经方坚持认为棉纺业将有风险，不久，他就从鼎新纱厂撤出了全部资金——连本带利银洋80万两。但是，已经成为巨富的高懿丞面对如此巨大的资金缺口，一点都不惊慌，他马上用自己的资金回填了这80万两的缺口。

虽然高懿丞没有从棉纺业中脱手，但是，李经方的忠告也提醒了他不能将所有的鸡蛋都装进一只篮子。后来，这位巨富又拿出50万元银洋在上海投资创办了祥新面粉厂。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外国的洋纱洋布果然又开始倾销到中国来，特别是日本新兴棉纺业的崛起，对中国的纱厂冲击很大。到了1927年底，精明的高懿丞已经感到情况不妙，加上当时国民革命军也已到达长江流域。高懿丞马上将工厂停工歇业，不久又借口租厂日期已满，便将鼎新纱厂归还给了通益公纱厂新公司。

据当时的历史资料记载，高懿丞将鼎新纱厂归还给通益公纱厂新公司时，这座工厂的占地面积已达4.53万平方米，厂房面积为1.03万平方米，拥有纱锭20360枚，布机225台。已经是一家上了规模的近代大工厂。1929年1月，三友实业社出资36.2万银元买下了鼎新纱厂，并改名为“三友实业社股份有限公司杭州通益公纺织染厂”(后来又更名为“三友实业社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制造厂”)。

日寇逼他做会长

高懿丞到杭州接手经营杭州通益公纱厂新公司后不久，就开始在公司附近买下建房地皮，并于民国初年建成他的高家花园。1928年，高懿丞脱手鼎新纱厂后，并没有去上海定居(他在上海投资的祥新面粉厂，后来出租给了上海阜丰面粉厂的老板来经营)。当时，高懿丞己经是67岁的老人，他开始在自己的高家花园内安度晚年。但是，这位杭州纺织业中的名人，完全没有想到自己后来居然还要戴上一顶日伪维持会会长的黑帽子。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在杭州沦陷前，国民党的警察早就提前撤走。杭州商会的主任委员谢虎丞与杭州救火会会长王五权商量后，便调动全体救火队队员，巡逻街市，取代警察维持地方秩序。12月25日，日本侵略者占领杭州。救火会又多了一项差事——为日寇征发物资。不久，“杭州地方维持会”的招牌正式出现在中山中路中国银行的大门前，会长是谢虎丞，副会长是王五权。“杭州地方维持会”的招牌挂出不久，又更名为“杭州市治安维持会”。日寇打听到高懿丞在杭州颇有名望，便逼迫己近80高龄的高懿丞出任会长。尽管高懿丞以年老无能来推辞，但是，在最后公布的名单上，会长(日寇称“干事长”)一职还是写着高懿丞的名字。高懿丞虽然被戴上了维持会会长的黑帽，但基本不管事，倒是他的儿子高荫“木丹”（备注：“木丹”拼成为一个字）主动跳了出来，甘愿充当汉奸，当起了代理会长，与日本侵赂者勾结密切。

后来，“杭州市治安维持会”又被改组为“杭州市自治委员会”，由于日寇发现高懿丞的确“不能做事”，所以，在“杭州市自治委员会”的名单中，高懿丞的名字消失了。这样，戴在高懿丞头上几个月的维持会会长的黑帽终于被拿掉了。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告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取得彻底胜利。第二年，高懿丞因病去世，享年8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