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杭州何以能够在隋唐以来逐渐成为东南都会的历史背景，有几点不成熟的看法在此提出来，以求教于各位同仁。

海陆丝路的贯通与钱唐、杭州地位上升

钱唐秦始设县，魏晋以来大体属吴兴郡，升为郡、州在陈隋时。（孙吴曾置东安郡治富春，梁武帝末侯景曾升钱唐县为临江郡，陈建钱唐郡，隋开皇九年平陈后改杭州，唐初及天宝时两度改称余杭郡。）自隋开设杭州，至唐后期渐从一般州城逐渐发展为东南都会，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其地当江南运河南端和浙东运河西端，因此而成隋唐以来沟通海、陆丝绸之路在华干线的水运枢纽。因而古代杭州的发展及其区位优势的扩大和巩固，除其他种种原因外，亦与海、陆丝绸之路经由运河贯通的历史进程密切相关。

自汉武帝时张骞通西域，陆上丝绸之路大体皆以各朝都城为其起迄点，西为长安，东有洛阳，北至平城，南及建康，再由此延伸辐射；海上丝绸之路汉魏以来皆以广州为起迄重镇，其与陆上丝路的连接主要不是通过北上沿海航行，而是西由灵渠、湘江，东经韶关、赣江北抵长江流域。（卢循军流动之况即典型地体现了当时海陆丝路联系的基本格局，其在台州至福州段不航海而陆行甚值注意。）这样的格局，意味着海、陆丝绸之路抵于中国后仍相去遥远、沟通不畅，也意味了两浙地区长期处于海、陆丝绸之路之间的交通干线及有关都城圈的边缘，遂致其原有的区位优势和发展潜力难以发挥。从交通网络与地区发展相互依存和促进的角度来看，这应当就是钱唐自汉以来长期仅为普通县治的基本背景。

这一局面自六朝至隋唐逐渐发生了根本改变，大体可以将之概括为三个阶段：一是六朝定都建康，江南运河与浙东运河在其着力经营江南的背景下续加疏浚、贯通，杭嘉湖和宁绍平原遂成建康政权的重要腹地，同时也使这两条运河成了聚于建康的海、陆丝路交通网络上的重要延伸线，钱唐沟通其南、北和东、西地区的枢纽地位由此上升，以至得以置郡设州。二是沟通黄、淮、江、浙水系的运河系统至隋大业六年终于形成而空前畅通（黄、淮自古不通，连接江、淮的邗沟至汉魏六朝多淤塞不通，皆因通济渠和山阳渎开通而得解决），面海、近海的杭州得以由此直达洛阳和全国大部分发达地区，海、陆丝绸之路经由运河系统相互贯通的条件开始具备，杭州地位自此日益凸显（唐贞观十三年杭州人口30571户153720口，苏州仅11859户54471口；天宝元年杭州86258户585963口，苏州76421户632655口），终至成为东南重镇。（六朝建康城被隋毁坏，五代南唐再具国都规模而与吴越所建西府杭州并峙。）三是唐中期以来明州设立与浙东发展相互促进，明州港逐渐发展成为运河系统最为重要的出海口和连接东洋、南洋的海上丝路枢纽，作为江南运河和浙东运河节点的杭州由此渐成东南都会，从而为吴越和南宋建都于此奠定了基础。

可以认为，仅有六朝时期江南运河和浙东运河的疏浚而无隋代南北运河的贯通，就不会有钱唐地位的不断上升；虽有南北运河的贯通而无唐代明州成为海上丝绸之路要港的变迁，也不会有五代以来杭州成为东南都会和国际化都市的结果。

江东政权与江南运河、浙东运河的疏浚

钱唐发展与江南运河和浙东运河关系密切，其况又与历代江东政权休戚相关。相对于上面着眼于海、陆丝绸之路相互贯通这样的举国和国际格局，这是就区域发展来考虑钱唐、杭州地位渐趋于重要的另一条线索。从最早的春秋吴、越到汉隋间的六朝，再到五代时期的南唐、吴越以至南宋，可以划出江南运河与浙东运河的几个重要发展阶段，一些重要的工程，大多完成于这些阶段（隋代和元代大运河工程重心在北，过江后主要是对前此所成运河堤岸的整治），与之相伴的则是钱唐设县升郡立州以至成为东南都会的过程。这当然是与这些政权与北方的联系和攻守态势，与其较之中原朝廷更为重视江东的经营和水利整治分不开的。

江南运河和浙东运河源于春秋吴、越，见于文献记载的即是《越绝书》卷二和卷八分别记载的“吴古故水道”和“山阴故水道”。（两处同时记有“吴古故陆道”“山阴故陆道”。）据“吴古故水道”北上“奏于广陵”，《左传》哀公九年又载吴王夫差“城邗，沟通江、淮”，《吴越春秋》卷七则载勾践入吴，“群臣皆送至浙江之上，临水祖道，军陈固陵”。（《越绝书》卷八载范蠡筑城固陵以驻大船军）这些记载显示了江南运河、浙东运河早期形成、发展过程与吴越相争和北上称霸的联系。正因如此，一旦有关政治军事需要消退，春秋晚期已轮廓初具的江南运河和浙东运河，极易在若干地形水势复杂之地失修湮塞，留下的只是与各地水利关系较大的若干水道河段，作为较小区域内的运河各自发挥其作用。这个特点在以后的历史时期中一再表现了出来，对秦始皇东巡会稽开凿丹徒（曲阿）水道、陵水道至于钱唐、越地，以及钱唐晚至秦灭六国方设县立治而长期并无重要地位等事，即应放到这种通少断多的背景下来加以认识。

六朝是江南运河和浙东运河发展的重要时期，上已指出两浙由此成为建康政权重要腹地的相关影响，因而此期有一系列重要的运河工程展开。可略举几例加以说明：

《建康实录》卷二载孙吴赤乌八年凿破岗渎，自句容至丹阳共立十四埭“以通吴会船舰”，这是在江南运河北抵京口所经的丹阳，开凿了一条向西直抵建康的运河，破岗渎渐废后萧梁又另开上容渎，即可见其重要性所在。

《嘉泰会稽志》卷十载贺循凿通西兴运河，“在府西一里，属山阴县，自会稽东流县界五十余里入萧山县。旧经云：晋司徒贺循临郡，凿此以溉田”。西兴大略即春秋晚期的固陵，这表明秦汉以来浙东运河西至山阴段亦已湮废，至此复又开凿。以往多认其事在西晋末年永嘉年间，据《晋书•贺循传》等处所载，其事当在贺循八王乱时辞官还乡至建武初出任太常之间，实属东晋之事。

《南齐书•陆慧晓传》附《顾宪之传》载其永明六年议西陵牛埭及浦阳南、北津、柳浦四埭收税之事（《通鉴》卷一三六亦录其事，胡注以为西陵牛埭即西兴埭，浦阳南津埭即梁湖堰，北津埭即曹娥堰，柳浦埭即浙江亭北跨浦桥埭。有些学者认其为误，由于当时亦称曹娥江为浦阳江，此事既由西陵戌主杜元懿奏上而齐武帝“敕示会稽”，可断其实不误），称“始立牛埭之意，非苟逼僦以取税也，乃以风涛迅险，人力不捷，屡致胶溺，济急利物耳。既公私是乐，所以输直无怨，京师航渡，即其例也。而后之监领者不达其本，各务己功，互生理外，或禁遏别道，或空税江行，或扑船倍价，或力周而犹责。凡如此类，不经埭烦牛者，上详被报，格外十条，并蒙停寝……今雍熙在运，草木含泽，其非事宜，仰如圣旨”云云。可见宋、齐之际曾在江南运河的“京师航渡”至于浙东运河修筑诸处“牛埭”，并对往来船只征收通过税，上述四埭即是越过钱塘江、曹娥江、姚江以达甬江的水利通航设施。（参《读史方舆记要》卷九二）故东晋以来，由建康经江南运河与浙东运河抵于甬江的航路应已全线贯通，并且续有修葺疏浚，诸如王徽之雪夜访戴及孙恩军自舟山岛由甬进寇会稽等事，皆其体现。这应当就是钱唐在六朝时或设郡，陈隋终于开立郡州的重要背景。

五代至南宋的江南运河与浙东运河，资料更为丰富，如《宋史•河渠志七》述吴越以来整治海塘、疏浚西湖等事，又专立“临安运河”、“浙西运河”等目以叙其事；《嘉泰会稽志》载浙东运河当时“三绝江，七渡堰”（钱塘，钱清，曹娥江；西兴，钱清北、南，都泗，曹娥，染湖，通明堰，约共200余里）之况；《宋会要辑稿》方域一七之一八载绍兴元年十月疏浚 

“梁湖堰东运河浅碍一里半”及修整“越州至余姚运河浅涩，坝闸隳坏”之事。凡此之类，皆可见五代至南宋运河疏浚和相关设施维修已在通盘规划下经常化、制度化。

《宋史•河渠志七》述浙西运河载嘉定间臣僚言：“国家驻跸钱塘，纲运粮饷，仰给诸道，所系不轻。水运之程，自大江而下，至镇江则入牐，经行运河，如履平地，川广巨舰，直抵都城，盖甚便也。”《乾道四明图经》卷一“总叙”述当时明州港“南则闽广，东则倭人，北则高句丽，商舶往来，物货丰衍”。而明州上岸之人员货物，当然须通过浙东运河进至临安及

于各地。这类记载表明了从长江镇江南下江南运河和从明州西经浙东运河抵于临安之况，南宋海、陆丝路的这种贯通之况，即典型地反映了其时杭州成为东南都会的重要背景。

浙东发展、明州崛起与杭州地位的连动

余杭之“杭”意为“舟航”，相传与大禹渡浙赴越，会诸侯于会稽相关。这也表明古人公认杭州地区的独特地位，不仅在于其为长江三角洲苏松杭嘉湖地区的南缘，更在于其为浙东门户。而浙东依山襟海，南控闽赣，东扼海路，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故杭州的区位优势又与浙东发展息息相关，浙东重则杭州愈重，浙东困则杭州不能不边缘化。

浙东濒海多山，早期发展多与越人相关，大体围绕北、东部沿海的宁绍台平原地带而有各种内涵丰富的上、下山过程。秦汉以来其政治经济文化重心一直都在北部杭州湾沿岸的宁绍平原，此地文明发祥甚早，汉晋以来屡加整治，与太湖周围的苏锡杭嘉湖地区同为人文荟萃的鱼米桑麻之乡；其南则山川秀丽、物产丰饶而纵深极大，隋唐以来开发迅速，盛产青瓷、茶叶、刀剑、纸张。故汉唐间浙东发展主要是从北部迤东沿海地带向南、西部川谷盆地辐射，其路径大体不外乎循华夏—汉文化传统，以农为本，工商致富而以文守之，其变数则多在海路，又尤其在于唐以来明州港的崛起。

中国东部沿海以长江入海口一带区分南、北，实由地貌、潮汐、港口等航海条件和适航船只不同所致，在上海港兴起以前，宁绍平原东端的甬江入海口，实为最适宜的南北转口港，由此北上可循近岸航线至于朝鲜、日本，南下亦可循岸航抵广州而至南洋、西洋，这是唐以前海上丝绸之路抵达中国东部沿海各地的传统航线。唐开元二十六年设明州，既是南北海运及东洋、南洋、西洋通使贸易不断开展的要求，又是浙东经济社会迅速发展与传统海路干线发生变迁的产物。这是因为东南亚及阿拉伯地区来华海上交通愈趋发达，而广州、泉州港通往帝国腹地路途遥远，地多荒僻而交通不畅，明州港依托的浙东地区则为平原富庶，人文荟萃之地，更可经由运河直达帝都。同时也是因为唐初以后与朝鲜、日本交流愈盛，航海技术的进步又使明州得以利用季风直航东洋抵达全罗南道及九州岛，这条“北路南道”航线因其快捷很快就取代了传统“北路北道”沿岸航行的干线地位，明州由此成为东洋和南洋航线的枢纽港口。故北宋太宗已置两浙市舶司于杭州，旋又移驻明州，真宗时“杭、明各置司，听蕃客从便”。至于南宋，分置杭州、秀州、温州、江阴、明州五市舶务，而以明州为要。（《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一至二八）宁宗时“凡中国之贾高丽与日本，诸蕃之至中国者，惟庆元得受而遣焉”（《宝庆四明志》卷六），足见其地位还在日益显得重要起来。

这两点都可以表明：唐后期以来的明州与浙东地区，已因其贯通海、陆丝路的关键地位，形成了相互推进之势而获加速发展，这就进一步巩固和提升了杭州作为江南运河和浙东运河枢纽，进而可北上中原帝都及长江沿岸、南下赣闽各地的要冲地位。足见明州的崛起对于浙东发展和杭州区位优势的扩大具有极大影响，其间存在着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深刻关联。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