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李治安教授

元和清，分别是13世纪蒙古族和17世纪满族入主中原所建立的大一统王朝，堪称五千年多民族统一国家发展壮大的里程碑式的事件。它体现了北方少数民族在中华民族成长发展过程中的历史主动性，也披露近千年来胡、汉轮流为天下主的历史趋势。

由于蒙古贵族和满洲贵族先后入主中原，进而统一南北，在蒙古人和满人较多汉化的同时，也发生了汉人不同程度地受蒙古或满洲文化影响的情况。就是说，元、清两代的多元文化体系内的交流影响，并不局限为文化的单向变动，而是蒙汉、满汉两种以上不同文化间的相互“涵化”。所谓“涵化”就是涵容浸化、互动影响的意思。“元代社会可说是汉人与非汉人，以及汉文化与非汉文化的大熔炉”。[①]当然，因为文化积淀成熟度、族群规模等方面的差异，汉文化对蒙古人和满人的影响既深且广，蒙古文化或满洲文化对汉人的影响则相对小一些。这是元、清两代以蒙古人或满人为政治核心和汉人占多数的多民族统一国家所特有的文化现象。蒙古人、满人较多汉化与汉人不同程度地受蒙古或满洲文化影响的同时并存，相互激荡，相互融汇，构成了元、清两代多民族文化交流的基本风貌及走向。

值得注意的是，在对待汉文化与本体文化的关系及国家治理方式上，元朝和清朝采取了不尽相同的政策。一方面，二王朝都采取相似的二元政策：蒙汉二元或满汉二元。另一方面，二王朝二元政策的内外主辅配置又大抵是相反的。

元代的蒙汉二元，大抵表现为“内蒙外汉”。忽必烈为首的蒙古贵族和部众，没有象拓拔人、女真人那样举族南迁，没有像拓拔人、女真人在学习吸收汉地先进文化的同时逐步加深汉化，逐步放弃了本民族原有的语言文化及习俗，从而被人数众多的汉人所“吞没”同化。他们学习和吸收汉文化，多数只限于“儒化”或“士人化”而未必汉化，[②]既把汉地先进的制度文明有选择地吸收进来，为我所用，也不完全改变和放弃本民族原有的语言文化及习俗。无论中央、地方官制或总体构成、议事方式及长官成分，都显现蒙古俗占据内核，汉法因素多是外围。元宿卫军和镇戍军的蒙、汉混存，军队编组、最高指挥权等“内蒙外汉”，也比较突出。两都宫室、岁时巡幸和“视朝”等，汉、蒙杂糅，有些隐含的蒙古俗又是根本性的。从忽必烈开始，既有汉地王朝式的年号、庙号和谥号，又有蒙古语尊称薛禅皇帝或薛禅汗，其他皇帝略同[③]。世祖朝乃至元末，包括皇帝圣旨等仍常使用原有的十二生肖纪年，或者汉地式年号与之合璧连用。[④]一般认为，蒙元国号的使用经历了逐步汉化的过程。1206年始成吉思汗所用国号为“也可蒙古兀鲁思”，汉译即“大蒙古国”。1271年，忽必烈听取刘秉忠建议，采用《易经》卦辞“大哉乾元”，另建新国号“大元”。如《建国号诏》云：“可建国号曰大元，盖取《易》经‘乾元’之义”。[⑤]于是，人们率多将改“大元”国号视作忽必烈行汉法的重要举措，甚而把建大元国号的1271年当作元王朝的起始。此看法虽有一定道理，但历史真相并非完全如此。最新研究表明：1271年使用“大元”以后，“大蒙古国”国号并没有被取消，二者在元朝后期的蒙古文文献中继续一并使用。哈佛大学柯立夫教授译注1338年《达鲁花赤竹温台碑》云“称为大元的大蒙古国”（Dai’Ön kemeku Yeke Mongghol Ulus）；1362年《追封西宁王忻都碑》中又作“大元大蒙古国”（Dai’ÖnYeke Mongghol Ulus）。[⑥]足见，“大元”是外在的和汉人语境的国号，“大蒙古国”则属内在本质的和蒙古人语境中始终未变的国号。推行八思巴字蒙古语，鼓励汉人学蒙语，率多译儒学经典为蒙语，以斡耳朵祭祖和遵蒙古俗祭天为主，太庙祭祀掺蒙古因素，太庙和郊祀仅派官代祀，等等，又体现文化礼俗的“内蒙外汉”。所以，当元帝国在汉地的统治崩溃，上都和大都相继失守之际，蒙古人虽然哀叹：“以诸宝装成之我大大都城，应时纳凉而居之我上都开平轮城”，“被汉人朱葛诺延席卷而去矣”，但“各处转战蒙古人等四十万内”，毕竟有六万人得以成功逃回漠北。[⑦]他们与当地的蒙古人汇合，繁衍生息，成为明清以来蒙古人的前身或主体。换言之，基于“内蒙外汉”，蒙古人南北来去百年，元朝灭亡后，六万蒙古人北归大漠草原，能够和当地的蒙古人重新汇合起来，继续保持蒙古族的风貌，亡国而未绝种，丧权而未灭族，依然是大漠南北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

清朝的满、汉二元，大体表现为“内汉外满”。就满洲方面来说，清初曾带入八旗“包衣”、“圈地”、“投充”、“逃人”等旧俗，也搞过“议政王大臣会议”、以及满汉复职、满汉双语教育、旗人汉民分居内外城等[⑧]，旨在维护满洲贵族特权地位。其中，最严厉和推行最广泛或最能冠名“外满”的，就是入关初强制所有汉民剃发易衣冠，即所谓“投诚官吏军民皆着剃发，衣冠悉遵本朝制度”。顺治二年（1645）六月十五日通告全国，统一实施剃发令或“薙发令”，“京师内外限旬日，直隶各省地方，自部文到日，亦限旬日，尽行剃发。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致重罪”。男子一律“小顶辫发”，又称金钱鼠尾，“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⑨]明代汉人通常穿长领宽袍大袖，此令强制穿满洲式的窄袖圆襟等，不易衣冠的，同样要杀头。薙发衣冠等外形上的满洲化，非常残酷。当时许多汉人以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服饰也是千百年的传统习俗，不能轻易被改变，曾因拒绝剃发和易衣冠，被杀掉一批。这类残酷的做法，是清廷凸显满洲外在形象和“别顺逆”、迫使汉人臣服于满洲贵族的政治象征[⑩]。

然而，就内部来说，入关后不久，清统治者又较快实行包括开博学鸿词科、“更名田”、取消新增人丁的人头税、“摊丁入亩”、放免贱民等汉法政策。尤其是康熙中期以后，伴随着满、汉调融成为主流，雍正更是任用心腹汉官张廷玉担任议政大臣，还以满、汉大臣共同办理机要的军机处取代议政王大臣会议。康熙、雍正、乾隆等率先垂范，在学习汉文化方面又异常积极热情。康熙自幼勤奋好学，“日所读者，必使字字成诵，从来不肯自欺”[11]。亲政后常年坚持“经筵”和“日讲”，且增添皇帝“复讲”。不仅研读经史文学，对算学、天文学、几何学等也颇爱好。雍正“幼承庭训”，“四书”“五经”烂记于胸，娴熟经史，学兼佛老，尤其能有自己的领悟见解。所撰《大义觉迷录》，运用儒家公羊学派的“华夷之变”理论及道统说，驳难吕留良、曾静的反满思想，颇有说服力。他勤于理政，文思敏捷，在位十三年，亲撰“朱批”竟达一千多万字，且“所降谕旨，洋洋数千言，倚笔立就，事理洞察”[12]。乾隆自幼受过汉族士人式的儒家教育，具备较高的文化水准。他喜欢作诗，一生竟写了四万多首诗，几乎可与《全唐诗》的篇数相匹敌。其书法、藏书、编书和书画文玩鉴赏等，多有建树。自诩其成就已超越当代文人。果亲王允礼通晓满、汉、蒙、藏等语言文字，善诗词，能书画，又号称皇室亲王中的才华横溢者[13]。

康熙中期以后，不仅皇帝等在文化上率先汉化，一般满人因南迁后长期生活在人数众多的汉人区域，逐渐弃本民族之满语而说汉语，大多以汉文取名，满汉婚姻、满人抱养汉人为嗣子造成大量满汉混血，它如丁忧守制、贞洁伦理、丧葬习俗等方面的汉化，愈演愈烈。满洲文化的那部分却日渐弱化，并存的两种文化逐渐融汇，汇合为同一的文化。“然二百年间，满人悉归化于汉俗，数百万之众，佥为变相之汉人。并其文字语言，为立国之精神……满洲人乃自弃之。皇帝典学，尚知国语，余则王公大臣以下，佥不知其为何物矣”[14]。久而久之，满人和汉人几乎融为一体，清朝灭亡后满族也就回不去了。

过去，我们对清朝实行“内汉外满”的积极汉化政策，对鲜卑、女真、满洲先后借汉化融入到汉人大族群的模式，肯定居多，认为它符合民族融汇潮流，对多民族融汇发展的作用比较积极。这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对元“内蒙外汉”另辟蒙古族南北来去蹊径的合理性或积极意义，同样应予比较允当和科学的评价。蒙古人成功北归和继续栖息于大漠草原，虽然给长城以南的明帝国长期造成军事骚扰或威胁，但事情的另一面是，蒙古人北归和持续栖息本身客观上又遏制着该地蒙古族以外其他新部族的崛起。这又是非常重要的历史贡献！数千年来大漠草原周而复始的局势就是：一个旧的部族衰落了，很快就会有另一个新兴部族取而代之，称雄大漠。13世纪至今700年来的大漠南北，始终是蒙古人的世界，“称雄”大漠草原的始终是原来的蒙古族共同体。这对我们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发展壮大所发生的积极作用，也不容小觑。请不要忘记，这些蒙古人恰恰是大元帝国曾经统治汉地全境的主人。这段近百年的经历非常重要，既有征服与反抗的腥风血雨，又有各民族之间的水乳交融。它给蒙古族留下的心理印记同样难以磨灭。它让蒙古人视汉地为停云落月的第二故乡，一直和汉地保持着向心和内聚联系，一直把北京当作原先的都城，也认同中国曾经也是属于自己的。这比起新崛起的、没有统治过中原的北方新部族，和中原的内聚力肯定要大得多。后经清朝盟旗“札萨克”制和满蒙联姻等，到辛亥革命后，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蒙族与满族一道仍位居中华民族五大族群行列。特别是抗日战争前后现代中华民族最终形成，蒙古族和满族就被公认为中华民族的第二、第三位基本成员。1939年，经蒙、汉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成吉思汗陵顺利西迁甘肃榆中，更是彰显蒙古族、汉族人民同仇敌忾，共赴国难，携手抵御日本侵略。在这个意义上，元“内蒙外汉”与清“内汉外满”，似乎又是异途同归了。

从元“内蒙外汉”与清“内汉外满”，可以看出古代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交往及影响，有些是走向同化融合，如北魏鲜卑与汉族，金朝女真与汉族，清朝满洲与汉族，等等；有些是“汇”而不“合”，依然基本保持各自的文化属性，或者仅发生部分的同化融合，如突厥与汉族，蒙古与汉族等。总体上看，使用“民族融汇”，来表述五千年来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交往及影响，似乎比较恰当，比较符合历史真相。

“崖山之后无中华”说，近年在网络上或被吵得沸沸扬扬。因与元“内蒙外汉”、清“内汉外满”问题密不可分，这里不妨略说一二。“崖山之后无中华”，源自钱谦益《后秋兴之十三》的诗句：“海角崖山一线斜，从今也不属中华”。钱谦益曾任明末东林党领袖和南明礼部侍郎，入清后仍担任礼部侍郎。他囿于宋、明等狭隘中原王朝衰亡的立场和“华夷之辨”的保守理论，发出如此的无奈哀叹，可以理解。或许也有替自己改仕新朝寻觅一点历史借口的用意。

然而，即使是儒家学说，与主张“内华夏而外夷狄”的“华夷之辨”说并存对垒的，还有倡导“用夏变夷”的“华夷之变”说[15]。唐太宗李世民曾言：“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16]。朱元璋和朱棣也曾说：“昔胡汉一家，胡君主宰”，“迩来胡汉一家，大明主宰”，也主张“华夷无间”，“华夷本一家”，“抚字如一”[17]。表明面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趋势，古代政治家大多崇奉“用夏变夷”的“华夷之变”学说，元明鼎革之际更是不得不承认“胡汉一家”、“华夷无间”和胡汉轮流主宰天下的客观现实。退一步讲，“崖山之战”，特别是清朝建立之后，的确已无汉族为统治者的大一统王朝，但是，蒙古族、满族入主的大一统王朝并分别以“内蒙外汉”和“内汉外满”模式君临天下，却方兴未艾。如前述，近千年来胡汉轮流主宰天下，是我们五千年多民族统一国家发展壮大的里程碑式的事件，表现出北方少数民族在中华民族发展过程中的历史主动性。岂有罔顾历史趋势和客观现实，厚此薄彼，只许汉族君临，不许北方兄弟民族入主的道理。在这个问题上，李世民、朱元璋、朱棣等远比钱谦益及至今追随其说的少数人开明和务实。而且，从元“内蒙外汉”和清“内汉外满”的结局走向看，“崖山之后”不是“无中华”了，而是多民族统一国家像滚雪球一样在胡汉轮流为主的新格局下越滚越大。“中华”和“中国”的内涵及外延，也随着“胡汉一家”、“天下一统、华夷一家”等新环境在悄然丰富扩充。所以，辛亥革命前后，“中华民国”、“中华民族”和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相继应运而生。意味着此时的“中华”和“中国”，已经将汉满蒙回藏“五族”，统统包容囊括起来了。这应当是谁也难以否认的历史事实！诚然，此处也有个历史观或视角的问题。倘若从“大汉族主义”的偏见出发，肯定会对上述历史事实置若罔闻，视而不见。时至21世纪现代中华民族形成近80年后和全球化迅猛发展之际，依然盲目追随“崖山之后无中华”说，似乎显得落后于时代和抱残守缺了。

 “崖山之后无中华”说，可以休矣！

文章原题目为《从元“内蒙外汉”到清“内汉外满”》，全文刊于《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1期，第106-108页。感谢原文作者及发布媒体为此文付出的辛劳，如有版权或其他方面的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本文仅供参考，不代表杭州文史网观点。

[①]洪金富：《元代汉人与非汉人通婚问题初探》（二），《食货月刊》7卷1、2期，1977年，第23页。[②]参阅萧启庆：《元代的族群文化与科举》第三章“论元代蒙古色目人的汉化与士人化“，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8年版，第69-80页。

[③]蔡美彪：《元代白话碑集录》，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37、40、43、45、57-68、72、75、76、79-81、85-95、97、109页；萨囊彻辰著，道润梯步校注：《蒙古源流》卷四，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99页；蔡巴·贡噶多吉著，陈庆英、周润年译：《红史》，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7页；达仓宗巴·班觉桑布著，陈庆英译：《汉藏史集》，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54页。

[④]蔡美彪：《元代白话碑集录》，第22、23、25、30、35-39、41、43-49、52、55、57-70、72-75、77-81、85-87、89-93、95、97、109、110页。

[⑤]《元史》卷一五七《刘秉忠传》，第3694页，中华书局校勘本，1976年。陈高华等点校：《元典章》卷一《诏令》，中华书局、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册第8页。

[⑥] Cleaves,F.W,“The Sino—Mongolian Inscription of 1338,” HJAS ,14(1951),pp.53, 67; “The Sino—Mongolian Inscription of 1362,” HJAS, pp.62, 83.

[⑦]萨囊彻辰著，道润梯步校注：《蒙古源流》，第222、227页。

[⑧]赵寰熹：《清代北京旗民分城而居政策的实施及其影响》，《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2013年1期。

[⑨]《清世祖实录》卷五，顺治元年五月庚寅条，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第57页；卷十七，顺治二年六月丙寅条，第8页。七峰道人：《海角遗编》，转录自邓琳：《虞乡志略》卷一○《杂记上》，南开大学图书馆藏据清道光二十年刻本抄，第14页B。

[⑩]参阅冯尔康：《清初的剃发与易衣冠》，《史学集刊》，1985年第2期。后收入冯尔康：《顾真斋文丛》，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625—645页。

[11]《清圣祖实录》卷一一七，第19页。

[12]《清室外记》，《清外史丛刊》本，62页。以上参阅冯尔康：《雍正传》，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65——511页，第232——234页。

[13]那仁朝格图：《果亲王允礼以及蒙译伏藏经》，《清史研究》2002年3期。

[14]刘体智：《异辞录》，卷4《满汉同化》，中华书局，1988年，第232页。以上参阅杜家骥：《清代汉族满族君臣的民族意识及其变化》，载《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历史学不2017年度工作会议暨中国历史上的民族问题研讨会会议文集》，昆明：2017年11月。

[15]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滕文公上》，中华书局，2005年，第125页。李宗侗注译：《春秋公羊传今译今注》，台湾商务印书馆，1973年，第406页。

[16]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98，贞观二十一年五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87年，第1332页。

[17]清钞本《华夷译语》“诏阿札失里”，《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经部第188册，第308页上。《明太祖实录》卷53洪武三年六月丁丑。《明太宗实录》卷264永乐二十一年十月己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