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在19世纪80年代，杭州巨商胡雪岩（胡庆余堂药号主人）发起，得到士绅丁松生的赞助，独自捐资始创钱江义渡，对搭船渡江者不取分文。这是一件慈善事业。义渡的船只较渔舟宽大，方头平底，行驶平稳，但全仗人力摇，风力送。每逢上有急流，下遇大潮，或风雨浪高时，也常被迫“封江”停渡，在南北两岸高悬白旗以作标记。

在20世纪初，某日先父俞襄周，因事需过江赴杭，乘舆赶搭义渡。将至江边，有一肩舆者草鞋脱落，起步艰难，及抵渡口，未能搭上当班渡船，无奈只能在江边等待下一班。正是开出的那一艘渡船，驶抵江心时，忽遇暴风恶浪，渡船无法控制，船沉，旅客无一幸免，造成一大惨剧。先父幸免斯难。目睹这一惨状，遂有改善渡船之志。

光绪末年

胡氏雪岩因经营丝茧失败，不久死去。义渡无法继续维持，乃由先父策动旅沪七邑同乡会出面（先父为该会常务董事之一），由同乡会发起向各界筹募基金，接办胡氏义举。

胡雪岩

当时宁、绍、萧、台等地人民出外经商者日益增多，凡至杭、沪，钱塘江为必经之途。先父为防止不幸事故之重演，决心去上海向外商购置小型机轮一艘，用作拖带原有木质渡船。机轮买到之后，在杭州三廊庙与南岸之间对渡。试行数月，效果显著。在此期间，绝未发生事故，并大大加速了过江时间，又解除了渡江者的不安心情，这一创举博得了广大人民的称颂。

由于用机轮拖带木船试驶十分安全，在七邑同乡会的大力支持下，由先父经手添置了铁壳柴油机轮4艘，冠名为“义中”、“义正”、“义和”、“义平”，并组成义渡局，由原来完全民营性质变为官督民办。此时，已是辛亥革命以后，义渡局归省政府领导。过渡仍一律免费。这一机构一直延续到抗日战争，杭州沦陷，所有船只均遭毁坏，人员星散，从此结東了这一苦心经营的义举。

钱江渡桥

在杭州沦陷前夕，钱江大桥已被国民党炸坏，日本侵略者为了军事上需要，三廊庙渡口仍有船只来往，人民要过江，要经过严格搜查，且必须付给渡费。这与义渡完全是两码事了。

抗战胜利以后，国民党继承日本人的办法，对过渡旅客一律收取渡费。

再回头谈谈在用机轮拖带木驳渡江的情况。义渡局为了旅客更加安全，在每艘渡船上还配备了水上救生设备，又置备木制小型救生船数只，停在南北两岸，配有专职救护人员，一遇险情，立即出动抢救。这对渡江旅客又增加了一项重要的安全措施。

由于渡江设备的完备，安全可靠，渡江旅客愈来愈多，其中包括萧、绍一带到杭州赶早市的渔家和农民。他们的渔、农产品上午在杭州市场上出售后，下午又渡回南岸，因此每天的旅客成百上千，特别到了春节和清明前后，宁、绍、萧各地外出经商者，大都要返回家乡，与家人团聚，扫墓祭祀，因此渡客更多。在旅客剧增时，原有渡船已不敷应用。先父特通知行驶钱江上的杭桐、杭诸两线的轮船公司（先父为两公司创办人），凡遇义渡告急，两公司的船只必须随时前往义务支援，以解决待渡拥挤问题。这种措施，确实有利商旅，因而誉满社会。

浙江第一码头，前身为钱江义渡

北伐后，是钱江义渡全盛时期，原有渡船已大大不够应用。其时杭市知名人士王竹斋、金润泉、张载阳、蒋抑卮、王芗泉等又发起捐募巨款，拨入义渡局作为基金，陆续添置机轮和木驳多艘，增加了对渡班次。此时任义渡局局长的就是杭诸轮船公司经理王清夫。

钱江两岸原均大片淤沙，人们要登上渡船，必须走过很阔的一段沙滩，而河滩有半胫积水，只能在沙上搁置长达几十米到百米以上的跳板才能行走，步履艰难，一不小心，就会失足落水，行李淋漓，来往客人无不叫苦连天。如遇上游突发大水，或江潮骤涨，跳板尽被冲去。每年损失无法估计。义渡局董事们考虑，在沙滩搁跳板这样临时性的办法，既不经济又不安全，总非长久之计。因此于1927年又由七邑旅沪同乡会集款，开始修建南北码头。次年北岸杭州三廊庙用水泥钢骨建成长达300余米、伸入航道的码头。建成之日，当时省政府主席张静江、建设厅长曾养甫等都来主持落成典礼。越二年，南岸码头用巨木为桩，大型工字钢为梁，长达600余米的码头建造完成。从此渡江旅途一变过去面貌，汽车亦能渡江，人人称便。

1931年，适值先祖母八旬寿辰，五孙结婚盛典，亲友纷纷致送贺礼。先父将全部礼金捐献给七邑同乡会，由该会主持，在三廊庙码头上加盖水泥雨篷，从而义渡设备进一步完善，使待渡旅客免遭日晒雨淋之苦。

杭州沦陷前几天，国民党准备逃跑，竟将南岸码头全部焚毁。焚烧时是用所有渡船及行驶在钱塘江上的部分船只，装上引燃物，把船撑入码头下，点火起焚的。所以在焚毁码头时也烧掉了许多船只，损失甚巨。现在的南岸码头是解放后人民政府在废墟上重建的，一切设施比过去的码头更加完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