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的西湖，碧空如洗，翠荷盛开。沿着北山街向西走，游客多聚集在断桥、白堤，这里既可置身湖中央欣赏西湖胜景，也可远眺对岸的宝石山和保俶塔。即使对于外地游客，保俶塔的身影也不陌生，在很多介绍杭州的影像资料中都有它挺拔而秀丽的身影。从西湖景观的整体视域空间来看，保俶塔与雷峰塔形成了著名的“南北相对峙，一湖映双塔”的南北对景，民间也有“雷峰如老衲,保俶如美人”的说法,道出了雷峰塔和保俶塔的不同风姿。保俶塔，作为最著名的杭州地标性建筑之一，浓缩了从钱镠保境安民到钱弘俶纳土归宋的精彩历史,代表了在杭州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吴越文化，对研究西湖的变迁、文化景观的形成和佛教文化的传播具有重要意义。

      保俶塔所在的宝石山是西湖的北岸屏障，海拔97米，由1.5亿年前在断桥和里西湖一带发生的大规模火山喷发而成。宝石山因山岩呈赭红色，岩石中的很多玛瑙状晶体在阳光映照下，如宝石般发出熠熠霞光而得名。新西湖十景“宝石流霞”也是由此而来。

保俶塔便巍然伫立于宝石山东巅，原名应天塔，也叫宝叔塔、保俶塔、保叔塔、宝石塔，始建年代已不可考。根据明代《涌金小品》《武林梵志》记载，此塔是吴越王钱弘俶的母舅吴延爽最早建造的，最初为九级。不久，塔身崩塌。宋咸平年间（993—1003），僧人永保募捐重建，减为七级。时人称永保为“师叔”，因此重建后的塔也被称为“保叔塔”。南宋《咸淳临安志》八十二卷中记载：“保叔塔，在巨石山，咸平中僧永保重修，土人因号保叔焉。”《水浒传》《警世通言》等说到此塔时，也都写作“保叔塔”。后来，民间也有保叔塔是“一位阿嫂为了保佑小叔子而造塔”的传说。

《武林梵志》卷五

清乾隆十四年（1749），一个名叫赵茂才的人在塔下发现了“造塔记残石”，仅存34字，虽然已经无法诵读全文，但首句还可辨认——“爽为睹此山上承航”。文中“爽”，应该就是吴延爽，“航”是星宿之名，这片残石也从考古和文物的角度印证了志书的记载：塔的建造者应该就是五代十国时期的吴延爽。

   在杭州的发展过程中，五代十国时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阶段。五代十国（907—979）的这一称谓出自《新五代史》，是对五代（907—960）与十国（902—979）的合称。五代指907年唐朝灭亡后，位于中原地区依次更替的五个政权，即后梁、后唐、后晋、后汉与后周，直到960年北宋建立，五代结束。而在唐末、五代及宋初，中原地区之外还存在过许多割据政权，其中前蜀、后蜀、南吴、南唐、吴越、闽、楚、南汉、南平（荆南）、北汉等十余个割据政权被《新五代史》及后世史学家统称为十国。杭州临安人钱镠建立的吴越国便是十国之一，都城位于杭州，时称为“西府”或“西都”。吴越国强盛时拥有十三州一军的疆域，约为今天浙江全省、江苏东南部和福建东北部一带，即今浙江省全境的十一州：杭州、越州（绍兴）、湖州、温州、台州、明州（宁波）、处州（丽水<缙云>）、衢州、婺州（金华<东阳>）、睦州（严州）、秀州（嘉兴），以及江苏的苏州、福建的福州和钱氏家乡临安的安国衣锦军。

五代十国的中国处于大分裂时期，四方鼎沸、战乱频繁。吴越国在地理位置上三面受敌，一面临海，并不占优势。为求国家安定，钱镠深谋远虑、审时度势，在政治上实行“善事中国、保境安民”的政策。一方面“朝奉中原为臣”，即所谓“事大”，先后尊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和北宋等中原王朝为正朔，并且接受其册封。一方面“连横诸藩”，与周边相对弱小的藩镇保持和平关系，保证边境的安宁。再一方面“对抗强邻淮南”，围绕领土问题，与淮南的杨行密时战时和。与此同时，在吴越国内部，钱镠加强内政建设，兴建海塘、扩建杭城、疏浚湖河、大力发展农桑、同时扩大贸易、任用贤才，大大促进了杭州及两浙的发展，保障了民众的安居乐业。此外，钱镠还依靠吴越国发达的海上交通，派船队与日本、暹罗(泰国)建立起通商关系。

吴越国宝正七年（932），钱镠去世，享年80岁。他在位41年间坚持保境安民国策，力保东南平安，临终前依然嘱咐继位人钱元瓘“子孙善事中国，勿以异姓废事大之礼”。因此，对于五代时期中原王朝五个朝廷的14位君主，不论谁做皇帝，吴越国钱氏的三代五王都一直称臣纳贡，坚持保境安民的国策，使吴越国在干戈纷扰的乱世里和平稳定发展，百姓得享安居乐业、太平富裕。苏东坡曾评价吴越国：“吴越之地千里，带甲十万，铸山煮海，象犀珠玉之富甲于天下。”此时的杭州作为吴越国的首府，也逐渐开始成为浙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甚至超越了中原地区的许多大城市，到北宋时一跃成为“东南第一州”。也是从此时开始，杭州在历史上的政治地位首次超过苏州与越州，并一直保持着浙江区域内的中心城市地位直到今天。王明清在《玉照新志》卷五中记载：“杭州在唐，虽不及姑苏、会稽二郡，因钱氏建国始盛。”

吴越国不仅政治稳定、经济富庶，还为杭州留下一笔更为深刻的佛教文化遗产。早在三国时期，佛教就传入杭州。五代吴越国时，钱氏诸王都笃信三宝，王室成员带头礼佛、供佛，兴建佛寺佛塔，雕刻佛经、石窟造像、厚礼僧人，使东南佛教盛极一时。吴越国在不到百年的时间里，新建扩建寺院佛塔200多座，居杭州各朝代之最。其时，杭州城内外寺院林立，宝塔遍布，梵音不绝，被时人称为“东南佛国”，吸引了高丽、日本等僧人到访学法。这种风气一直持续到吴越国最后一任国王钱弘俶时期。钱弘俶即位后，在灵隐青林洞造摩崖石刻，在南屏山下创建了慧日永明院（今净慈寺），并邀请衢州高僧道潜驻院，邀请延寿高僧主持重建灵隐寺。著名的六和塔、雷峰塔都始建于此时。

吴越国虽然一直和平稳定发展，但实力仍难以与强大的中原王朝抗衡。宋建隆元年（960）正月，后周殿前都点检赵匡胤黄袍加身，建立了北宋王朝。三月，当时的吴越国国王钱弘俶为避讳宋太祖赵匡胤的父亲赵弘殷，改名为钱俶。四月，赵匡胤封钱俶为天下兵马大元帅。开宝元年（968年），又重新封钱俶为吴越国王。

称帝后的赵匡胤开始了统一天下的步伐，他一方面采取武力扫平叛乱，一方面采取和平的外交手段，通过施恩、礼遇使一些小国臣服。开宝七年（974），赵匡胤讨伐南唐，要求钱俶出兵协助。与此同时，南唐后主李煜也写信给钱俶，言辞恳切道：“今日无我，明日岂有君，宋天子一旦异地酬勋，王亦大梁一布衣耳。”面对双方的请求，钱俶虽然也明白唇亡齿寒的道理，但他更担心拒绝大宋会给自己国家招来战乱。权衡再三后，他选择了钱氏一贯的做法：奉中原王朝为正朔，发兵助宋攻打南唐。结果可想而知，南唐在两面夹击中最终亡国。所谓“合久必分，分久必合”，钱俶知道现在已经不是军阀割据的时局了，在攻下南唐的常州后，他便接受延寿大师的建议，“纳土归宋，舍别归总”，以求能最大限度地保全吴越国的民生安定。

  开宝九年（976）正月，钱俶携王妃孙氏、世子钱惟濬，带着大量贡品犀玉带、宝玉金器5000余件、上酒1000瓶、银16万两、绢11万匹、乳香5万斤等从杭州出发，前往汴京觐见宋太祖。当时，吴越国内很多人都认为钱俶此行凶多吉少，吴越国百姓为他祈福，他的母舅吴延爽也为祈求他平安归来，在西湖北岸的宝石山上建起了这座“保俶塔”。

幸运的是，宋太祖赵匡胤对钱俶待以殊礼，许诺他“尽我一世”“誓不杀钱王”，并在各方面都表达了他对钱俶的情义：一是派自己的儿子赵德昭专门去几百里外的绥阳迎接钱俶；二是亲自到钱俶即将居住的礼贤宅视察，询问生活用品的准备情况；三是钱俶在京期间安排多次宴请并登门看望；四是在宴会中，赵匡胤让钱俶和他的两个弟弟行兄弟之礼，虽然钱俶万万不敢接受而推辞，却显示了赵匡胤对他的重视；五是特许钱俶剑履上殿、诏书不名；六是封钱俶的妻子为吴越王妃，封他们的女儿为公主。宋太祖赵匡胤还命钱俶返回杭州继续管理吴越国，并为他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仪式，赏赐锦衣、玉带、玉鞍、玳瑁鞭、金银锦彩20余万、银装兵器800余件，又赐王妃金器300两、衣料2000匹、银2000两。在临行时，赵匡胤交给钱俶一个黄包袱，嘱咐他“途中密视”。钱俶依嘱在回吴越国的路上打开包袱，结果惊呆了，里面尽然全是北宋大臣写给宋太祖的奏疏，要求扣留钱俶，吞并吴越。钱俶看过奏折，“益感惧”，既庆幸、又感激，但更多的是恐惧。

开宝九年（976）十月，宋太祖驾崩，晋王赵光义即位，为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二月，钱弘俶再次北上拜见新皇帝。这是他第二次进京，随行人员更多，贡品也更丰厚，几乎倾国所有把宫殿里的金银珠宝、绫罗绸缎都带进京。钱俶还呈上了吴越军甲器物名册，又乞辞天下兵马大元帅，但赵光义不许。一直到五月，钱俶先后上疏30多道奏章请求返回吴越国，赵光义都没有应允。这时，随同前来朝觐的吴越国丞相崔仁冀劝钱俶上表纳土，他认为：朝廷的意思已经很明确了，如果不献地，可能会很快招来祸端。但随行的一些大臣并不同意献地，丞相崔仁冀劝大家：“今已在人掌握中，去国千里，惟有羽翼乃能飞去耳。”

钱俶也深深明白现在的局势：首先，吴越国君臣此时都在大宋掌控之中，就如崔丞相所言，插翅难飞；其次，大宋有300多个州，吴越国只有13州1军，军事实力悬殊；再者，就在不久前，南方的陈洪进主动将漳泉二州献给大宋；钱俶又想起了祖父钱镠的遗训：“要度德量力，而识时务，如遇真主，宜速归附。圣人云顺天者存，又云民为贵 ，社稷次之，免动干戈，即所以爱民也。如违吾语，立见消亡，依我训言，世代可受光荣。”因此，钱俶明断局势，当即上疏将吴越国13州1军，共86县、户550680、兵115036全部献给大宋，史称为“纳土归宋”。至此，漳泉纳土，吴越献地，北宋王朝兵不血刃地完成了对南方的兼并和统一，也成为我国和平统一的典范。

之后，钱俶在京城期间，多次被宋太宗召入宫中赐宴、击球、受封赏。端拱元年农历8月24日（988年10月7日），是钱俶的60大寿，宋太宗遣皇城使李惠、河州团练使王继恩至南阳，赐钱俶生辰礼物。钱俶与使者宴饮极欢，当天傍晚，他还在南阳住宅的西轩命左右读《唐书》，又让子孙颂诗，后来忽然因风眩（脑卒中）发作而薨逝。对于钱俶的去世，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宋太宗赵光义没有他兄长赵匡胤的胸襟，对待钱俶也没有兄弟般的情义，因此命人送来“美酒”，并要求钱俶当着使臣的面，当场连饮三杯，毒发而死。

保俶塔最终没能保佑钱俶平安返回杭州，但钱俶的纳土归宋，却保护了两浙百姓免受战乱，吴越太平得以延续。苏东坡称赞道：“其民至于老死不识兵革；四时嬉游，歌舞之声相闻，至于今不废。其有德于斯民甚厚。”

钱俶去世后，宋太宗为其废朝七日，追封秦国王，赐谥号忠懿，葬于洛阳贤相里陶公原。宋真宗时，特诏追赠钱俶为尚父。宋朝政权对钱氏子孙也予以厚待，建起“表忠观”作为钱氏的香火庙。一直到现在，每年农历正月十八，来自全国各地的钱王后裔齐聚位于西子湖畔的钱王祠，参加“钱王祭”仪式，纪念先祖钱王。在民间流传的百家姓中，第一句的“赵钱孙李”，排名第一的“赵”是宋朝国姓，“钱”便是钱氏家族的姓氏。

钱氏的后代子孙也一直继承着“顺天应人，维护统一”的理念，尊奉“心存忠孝，爱兵恤民，勤俭为本，忠厚传家”的优良家风，钱氏家族发展成为“千年名门望族，两浙第一世家”。钱氏后代中人才辈出，以近代为例：钱穆、钱学森、钱伟长、钱三强、钱钟书、钱正英、钱其琛……都是吴越钱氏的后裔。

现在，我们驻足断桥，所看到的保俶塔塔身，是民国22年（1933），杭州市市长赵志游与乡绅王锡荣、王祖耀、徐行恭、程学銮等集资修建。这是民国时期杭州最大的文物修复工程。工程由吴寅主持，自3月1日开工至6月30日竣工，共耗时122天，耗银2万两。重修之后的保俶塔为八面七级实心塔，由塔基、塔身、塔刹组成，塔基呈八边形，用条石砌成，通高共45.3米，塔身为35米，塔刹10.3米。当时，塔刹铁构件仍为明代旧物。1997年，原明代塔刹朽坏，更换新塔刹后,保俶塔一直保持完好至今。原明代塔刹也陈列在保俶塔的旁边。

1933年维修中的保俶塔

1997年修葺更换下来的明代塔刹

“车马流光人匆忙，庄严保俶观衰替。” 保俶塔从五代始建，历经宋、元、明、清，屡毁屡建。1000多年后的今天，保俶塔巍然伫立在宝石山顶，它俯瞰着杭州城和来来往往的西湖游客，诠释着中华民族“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也见证着杭州城的发展和新时代中国梦的诞生。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时代潮流浩浩荡荡。我们再次凝望保俶塔，不禁感恩生于伟大的新时代，继续踏上美好的新征程。

保俶塔

元 钱惟善

金刹天开画，铁檐风语铃。

野云秋共白，江树晚愈青。

凿屋岩藏雨，黏崖石坠星。

下看湖上客，歌吹正沉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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