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城区长生路32号，是一座红色三层洋楼，这是民国时期曾担任浙江省民政厅厅长的徐青甫（1879—1961）的旧居。

这座洋楼建于1920年代，坐北朝南，两开间，进深三室。南立面西间墙呈外突半圆形，每层南、西向开窗，底层是会客室、书房，二、三层是卧室；东间底层是客厅、楼梯间、餐厅，二、三层是书房卧室。上下用螺旋式扶梯连接，五六个台阶一个转弯。大门朝长生路开，楼前有庭院。

奔波各地，不忘学习

徐青甫原名鼎，浙江镇海人。家贫少孤，3岁时，他跟母亲来到杭州，先后在私塾、义学读书，因急于谋生自立，后改学幕道，在安徽做了4年师爷。

那时，中国向西方学习方兴未艾，各种学术团体纷纷建立。徐青甫也明白：不学新知识无以救国，就买了算学之书自修学习。

光绪二十四年（1898）冬，徐青甫回到杭州，靠教授蒙童谋生，同时又入日文学堂学习日文。当时，学习日文的学费为每月2元，他支付不起，便与他的4位朋友商议，决定派其中一人去学校听课，回来后再转教其他几位。但是，由于4人所住的地方远近不一，相互转教就显得相当不便，所以这样的学习方式也就只延续了3个月，后来便又是各自去学校听课。好在徐青甫在考试中得了第一名，此后他的学费被全免了。次年，徐青甫进浙江武备学堂担任翻译，后任助教、教授。

义和团运动前后，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徐青甫为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毅然告别母亲，去上海会晤自立军首领唐才常，倾吐心声，自告奋勇地要求回宁波策动制军起义，表示：“如果获见，则尽词之后，自杀其前，以我死状，感彼良心。”随后，徐青甫奔赴宁波，手写血书，言明事由，请见制军，但最终未能见到制军，只得返回上海。

这时，唐才常已去武昌设立自立军秘密机关，运动沿江各省会党和清朝军队，准备发动武装起义。徐青甫未能见到唐才常，加上母亲病重，便回到杭州，与蒋尊簋等7人组织“争存会”。考虑到国人知识太陈旧，眼界不开阔，徐青甫等人自筹资金，在杭州珠宝巷开设图书公司，从事著译，以向国人灌输新的知识，但是，只经营了两三年，就因亏损巨大，不得不关门歇业。

光绪三十一年（1905），徐青甫离开杭州前往奉天（今沈阳），先后在奉天巡警总局、东省警局、奉天审计处任职。其间，曾被派往日本考察实业、金融、拓殖等事务，回国后曾奉派筹办奉天兴业银行。

中华民国成立后，徐青甫携眷南返，一度出任浙江诸暨县知事、湖北通城县知事。1915年，又北上，进奉天中国银行，先任国库科长，再任银行经理。1922年，再次南返，出任浙江省政务厅厅长，协助建立浙江地方银行、浙江实业银行。1925年，改任浙江地方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1926年，任浙江省财政厅厅长。1934年，改任浙江省民政厅厅长。抗日战争期间，徐青甫任浙江省抗敌后援会常务委员、国民参政员、省临时参议会议长。

一不入党，二不做官

徐青甫是蒋介石的宁波老乡，由于这层关系，蒋介石对他一直很信任，曾打算重用他。但徐青甫却用两句话相约定：“一不入党，二不做官。”

从1927年以后，徐青甫曾“息影家园”五年，专心于博览群书，研究国情，其间，曾撰写《经济革命救国论》一书。该书分“我国现状与成此纷扰之原因”、“我对于经济上之观感”、“我之救国方策及其施行程序”三编，提出了救国富民13策和相关的改革步骤。在该书的《自序》中，他说：“我国以生产落后，国力疲敝，内酿战争，循环不已；外召侵侮，风雨飘摇。病异寻常，方应特创。乃欲以普通革命手段，寻常建设方案，疗此特殊之疾，无怪其不能收效。盖在普通程序，以革命手段，获得政权，而后谋及设施，以振兴实业，启发利源，而后裕及民生。在我则虽偶获政权，以人事问题，无法巩固其权，遂至不遑设施；以资本问题，无法增加生产，终至莫救民生。非先解决财政问题，难望真成统一；非先解决资本问题，难望真兴实业。”

1932年，《经济革命救国论》一书出版后，在经济理论界引起了较强的反响，浙江图书馆馆长陈训慈阅后说：该书作者“有独立见解，其著述均从救国富民立场出发，所论切中时弊。”嵊县籍学者魏颂唐也说：“书中历评资本主义及社会主义之理论根据，指出资本主义偏重生产，社会主义偏重分配。昧视分配而专事生产，则其生产为不合社会目的；昧视生产而专讲分配，则其分配将无物可分。先生更进而研究发现：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一重生产一重分配者，皆由于未明财之意义，及财之种类之故。财为经济之总纲，此总纲未清，则其一切推论皆将错误。”

1934年，徐青甫一度曾代理浙江省主席。不久，黄绍竑到杭州就任省主席；徐青甫担任省民政厅长。抗战期间，徐家迁往香港，后又迁居重庆。抗战胜利后，徐青甫一家才返回杭州。

新中国成立后，徐青甫曾担任省政协委员，1961年，徐青甫因病去世，享年8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