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闫建飞，现为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助理教授。

2018年8月20-27日，由香港中文大学-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和遂昌县人民政府合作主办，浙江大学地方历史文书编纂与研究中心、遂昌县文广新局承办的第12届历史人类学高级研修班在浙江省遂昌县举办。研修班以讲座和考察相结合，邀请相关领域学者担任导师，以遂昌为基地，研讨、考察该地的古村镇和民间文献遗存。

精彩而密集的讲座是本次研修班非常吸引人的地方，其中22日一天就安排了11位老师做了7场讲座。限于篇幅，本文将主要记录郑嘉励、包伟民两位老师的讲座内容。

一、郑嘉励《浙江考古材料的介绍与解读》                           

（讲座中的郑嘉励老师，王永曦摄）

8月21日上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郑嘉励开启了研修班第一讲——《浙江考古材料的介绍与解读》。讲座分吕祖谦家族墓地、南宋皇陵、嘉兴子城三部分。郑老师指出，宋代中原地区家族墓地颇多，如已发现的司马光、韩琦、富弼、吕大临等家族墓地等均聚族而葬；南方地区则极少族葬，如鄞县史氏家族中，史诏-史师仲-史浩-史弥远-史宅之一支，史木-史渐-史弥忠-史嵩之·史岩之-史玠卿一支，各墓之间，相距颇远，并非族葬。朱熹墓在福建建阳黄坑镇大林谷，其父朱松墓在福建政和县，亦非族葬。《朱子家礼》于“丧礼”内容最详，却未及与儒家伦理最密切的“族葬礼”。因此，吕祖谦家族墓在南方墓葬中实属“异类”，可视为北方南迁士大夫家族在江南地区的实践“族葬”的实例。

（明招山吕祖谦家族墓地）

（M1吕好问、M2吕大器、M3吕弸中、M6吕祖谦、M15吕忱中、M17吕用中、M18吕大伦）

 这一现象与南方多山多水的地理状况导致空间上族葬无法展开有关，也与相关相关堪舆风水学说相关，即认为南方水土浅薄，族葬容易占尽风水，导致家族成员寿命不永。

对南宋皇陵的解读，是与明代皇陵的对比进行的。郑老师指出，北宋皇陵遵循五音姓利学说。根据该说，赵为角姓，东南为尊位，西北为卑，葬地宜东南仰高，西北低垂，即后晚辈帝陵在先帝西北。因此，巩义北宋皇陵由东南尊位向西北渐次展开，下宫在上宫西北，后陵则在上下宫之间。

建炎南渡后，宋廷在绍兴营建新的陵区，但并未遵循江南葬俗，而是照搬“国音”风水，如高宗思陵在徽宗佑陵西北，光宗崇陵在孝宗阜陵西北。但由于陵区西北低洼，不适合陵墓修建，兴建孝宗阜陵时，已经被迫将陵址选在高宗思陵东侧；待到光宗崇陵完工后，西北方位已完全无法建陵，宁宗茂陵只好选在东侧的泰宁寺；理宗穆陵、度宗绍陵则直接越过低洼区建在山坡上。因此宋六陵的布局是五音姓利说与地理状况两方面因素妥协的结果。郑老师指出此点，主要是为了辨明明太祖孝陵并非继承宋陵传统，很可能是沿用江南葬俗。

嘉兴子城部分，郑老师先简单交代了子城历史。他指出，唐宋州府城池包括两重，即罗城（外城）和子城（内城），外城御敌，内城立威。蒙元征服中国后，废毁州府城池，未废者也不再修复。元末群雄竞起后，各地重新修复城池，但只修复了罗城，子城未再修复，因此，明清州府城池均无子城。根据《至元嘉禾志》，嘉兴子城情况如下：

子城周回二里十步，高一丈二尺，厚一丈二尺。宋宣和年间，知州宋昭年尝更筑。圣朝至元十三年，罗城平，子城仅存。

可见，嘉兴子城在元灭宋后，并未废毁，后来方才逐渐湮没。目前嘉兴子城考古的工作思路主要有两点：厘清城墙四至；探索中轴线布局和城内功能分区。

稍后他讲述了嘉兴子城考古的具体情况，并提出了古今重叠古城的复原方法：

1、平面找布局：复原平面图；

2、剖面找沿革（更重要）：在此基础上课追溯早期历史，讨论宋明因革等问题；

3、宏观尺度：从城市选址、布局、山水环境等方面入手

4、中观尺度（最重要）：在复原的基础上，讨论规划意匠；

5、微观尺度：讨论营造工艺、等级差异等问题。

最后郑老师对讲座做了总结。他指出，明初朱元璋对陵墓和城市建设包括衙署、文庙、城隍庙等做过一整套规范，洪武新制向全国推广后，决定了后世的城市面貌和陵墓布局。在制度层面，讲清楚明代是容易的，但是，说清楚“明制”的来源是困难的。比如陵墓的规划“意匠”来源很可能是江南宋墓，子城也是观察宋明变革的重要切入点。所谓城市考古、墓葬考古的“宋元明转型”，最大的问题，就是探寻洪武新制的源头何处。在郑老师看来，南宋正是最重要的源头。

郑老师讲座中，有两点令人印象深刻。一是材料运用上，将传世文献、族谱、考古资料结合起来使用。在吕祖谦家族世系和陵园墓葬分布的恢复中，他参考了乾道三年（1167）写作的《东莱公家传》、出土的17方吕氏家族圹志和两种族谱（溧阳《棠阴吕氏宗谱》和缙云《河东吕氏宗谱》）。目前宋史研究中，对考古资料日益重视，对族谱的利用则远远不够，实际上明清乃至民国族谱中都“包裹”着不少宋代史料等待我们去发掘和利用。在这方面，郑老师和邓小南师的《何澹与南宋龙泉何氏家族》（《北京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已为我们做出了示范，期待有更多学者关注。二是始终在宋明对比中讨论南宋浙江考古，试图从中发掘城市和墓葬之洪武新制的源头，从而赋予相关研究更大的意义。

二、包伟民《关于宋代乡里制度的几个问题》

（讲座中的包伟民教授和浙江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研究员傅俊，王永曦摄）

22日上午，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包伟民教授作了研修班第四场讲座——《关于宋代乡里制度的几个问题》。讲座内容主要基于其他此前发表的《宋代乡制再议》（《文史》2012年第4辑）、《中国近古时期“里”制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1期）、《新旧叠加：中国近古乡都制度的继承与演化》（《中国经济史研究》2016年第2期）三篇论文。他对宋代乡里制度的讲述由唐宋赋役制度的变化入手，指出随着两税法的实施，地籍逐渐取得与户籍平行的地位，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乡村基层管理制度也产生了相应的结构性变化。

就乡制来说，唐代“百户为里，五里为乡”（《旧唐书·食货志》），乡的功能主要是联比人户，并同时承担赋役、治安等多项管理职能。两税法实施后，各地税率由刺史裁定，各不相同。受限于基层财务核算能力，各地落实不同税率的单位主要是乡，由此乡逐渐向税率核算单位蜕变。为了使同一区域的税赋尽可能均平，乡的区划——同一税率的地界——越大越好，旧制以连比人户为目的，平均500户的区域必须要超越；但受限于当时的技术条件，乡又不可能无限扩大，“通县均纽”——更勿论“通州”甚或“通路”，实不可能。因此中唐以降，乡分不断进行并合，至北宋中期，乡的功能完成从联比人户到核算税率的转变。

此后，由于乡所管辖的人户规模和地域范围大大超过旧制，职能也相对单一化了。因此地方政务的实际运行中，不可能再以乡为基本单位来落实赋役、治安等职能。于是在乡之下，管理层级细化，从唐代以乡为基本籍帐管理单位，以里作为具体的催税执行单位，转变为北宋中期以后主要以乡为税率基本核算单位，以都保为基本催税单位，以大保或甲作为具体的催税执行单位，形成三级管理机制。

北宋中期以降，都保制已成为最重要的基层管理体制。但包老师指出，宋代的地方志中，县以下记载几乡几里的“乡——里”编排仍占据绝对多数，都保在多数地方志中则不见踪迹。对这一现象，包老师认为，尽管乡——里制度已经被取代，但作为一种地域单位，不论在地方行政还是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都仍然扮演者不可或缺的角色——地域标识。因此，地方志的记载与具体的史实之间是存在错位的。而都保只有在稳定下来、并充分地域化之后才能成为新的地域标识。

藉此，包老师引入他讲座的第三部分，即地方志中的地名叠加现象。对此他从张铉《至正金陵新志》中的一段令人疑惑的记载入手：

乡里见史志者……《乾道志》乡各书里，《景定》始遗之，今故老知者亦鲜。盖初以乡统里，宋末易里之名曰保，或曰管，曰都，由是相袭而失古矣。

据前所知，北宋中期以降，乡村基层管理制度已经从乡里制转变为乡都制，至宋末已实行了一二百年，而张铉却说乡里制度“宋末易里之名曰保，或曰管，曰都”，这显然与学界认识不符。沿着北宋中期以降“乡里”作为地域标识的思路，包老师指出南宋中后期以降，乡都制度也逐渐地域化，这一过程至宋末元初基本完成。因此，《至正金陵新志》所载并非乡村基层组织的变更，而是乡都组织在地域化之后作为新地名取代旧地名的现象，是地域标识的更替。

梳理完以上内容，包老师对讲座内容做了总结。他指出，纵观而言，自唐末至北宋中期，是乡村基层组织第一轮地域化过程（乡里）；从北宋中期到宋末元初，为第二轮地域化过程（乡都）。这些地域标识与实际的乡村基层组织之间、不同地域标识之间前后叠加是常见现象，这会加重历史现象的复杂性。这种历史记载与史实之间的“错位”，是学人需要应对的主要难题。“备谙土俗”，即既着力于对帝国制度地方化现象的抽丝剥茧，更用心对地方性历史文献不同叙述目的保持一种清醒认识，就成为我们认识文本背后蕴藏的历史真相的不二法门。他还告诫，讨论帝制时期乡村管理制度，要防止将传统的州县政区等级概念引入其中，试图仿照国家正式行政层级去理解与描述完整的乡村管理体系，结果或许会背离史实。县衙以下的基层管理单位，虽然相互之间有时会表现出一定的管辖与从属关系，但各自往往因特定功能而存在，也不一定有职权完整的管理人员，不能以正式的行政区划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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