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为北京大学历史系赵冬梅教授，全文刊于包伟民教授主编之《唐宋历史评论》第三辑，感谢赵老师授权发布！引用时请注明出处！

三 巡检网络的“不均匀”分布

宋朝的地方行政实行州、县两级制。以州、县为单位观察，州有州都监，县有县尉，州都监与县尉的分布可以说是“均匀”的。相比之下，巡检的分布则是“不均匀”的，巡检的巡辖区域与州县界至的关系呈现出复杂的情况：

有“整合”者，即在不打破州、县界至的前提下将盗贼多发、治安形势相关联的邻近州、县整合为一个巡检区。比如，景德三年（1006），因“京东诸郡常有群盗，依阻山河，州县苦之，乃令閤门祗候胡守节与京东转运使张知白等相度所部州军，分为五路”，“各置巡检司”，“令便于警捕也”。[43]北宋的京东路历史上是秦末刘邦起义、唐末黄巢起义的发源地，“其民喜为盗贼，为患最甚”。[44]而州县长吏限于管辖范围，避事者不愿出境讨捕，敢任者又唯恐越职之嫌，故使盗贼横行。景德三年所置京东五路巡检司，“以应天府、曹、濮州，广济军为一路；济、郓、兖州为一路；淄、齐、青州为一路；登、莱、潍、密州为一路；沂、徐州、淮扬军为一路”，[45]是在一路范围内，按照盗贼发生的地域规律以州为单位进行分组、整合，并未打破州界。嘉祐八年（1063）在福州长溪县设置的沿海六县巡检也属于整合型。长溪在福州最北边，北邻两浙路的温州和处州，“四向最远，去州城或七八百里，山川险隘，盗贼多窜入温、处等州，而两浙州军盗贼却入长溪县界”。嘉祐八年，经福建提刑司建议，在长溪县设置沿海六县巡检，自北向南，将福州的长溪、罗源、宁徳、连江、长乐、福清沿海六县合为一个巡检区，领“兵级三百人”，“仍造刀鱼船十只，往来海上收捕”海盗。[46]

有“打破重组”者，通常为打破州界，将临近的县组合为一个巡检区。典型的例子，比如，京西北路的滑州韦城，开封府的长垣、东明，京东西路的冤句、南华五县彼此接邻，“自来多有贼盗”。皇祐元年（1049），添置韦城、长垣、东明、冤句、南华五县管界巡检，不单打破州界，还跨越了路的分野。[47]又如，元丰二年（1079），闾邱孝直在福州永福县境内的辜岭设置巡检，“管认福州永泰县、兴化军兴化县地分巡警”，[48]则是打破州界，将相邻的两个县合为一个巡区。

“不均匀”的巡检网络是在实践中逐渐形成的。巡检网络的形成过程，就是宋朝政府利用巡检制度应对治安问题的过程。当地方治安形势恶化到一定程度，政府即可派员统兵前往巡检；当治安形势相对稳定之后，部分新设巡检便会转变成为常设机构；而其后治安形势的变化，也会促使政府改变巡检的廨宇位置或者重新划分巡检区。比如，“广州多蕃汉大商，无城郭，虽有海上巡检，又往复不常，或有剽劫，则全乏御备”。为加强广州治安，天禧三年（1019），特徙广、祥、恩州海上都巡检一员廨于广州市舶亭南。[49]再如，“河中府，同、解、鄜、延、丹、坊州，并西京、陕、虢、河阳旧为两路巡检”，天圣元年（1023），因“解州盗贼啸聚”，“地远难以分捕”，特于陕、虢、解、同州置巡检使一员。[50]

那么，巡检网络的“不均匀”是否随时间的推移发生改变？苗书梅指出，仁宗朝“开始在县中增设巡检”，“县设巡检后，巡检开始与县尉相提并论，其地位也逐渐接近县尉”。[51]这种论述予人的印象，似乎巡检从此开始在县一级均匀分布。黄宽重将巡检、县尉均视为“县一级军政体系”，当即脱胎于此。[52]对此，笔者有不同认识。苗先生的主要依据，是庆历三年（1043）九月一日，“置开封府诸县巡检各一员，又分东西二路置提举捉贼各一员”。[53]然而，这则材料所展示的，只是开封府县的情况，不具有普遍性。庆历三年，宋朝的治安形势严峻。六月间，右正言余靖上书，指出“今天下至大，而官吏弛事，细民聚而为盗”。九月，又有“知河南府范雍兼都大提举京西四路诸州军兵甲巡检贼盗公事”的任命。[54]因此，庆历三年之置府县巡检，只是一次以增设巡检强化地方治安的“应激反应”行为，而非在县一级普设巡检。

仁宗庆历四年与嘉祐三年，曾经有两次按照路、州的层级关系清理巡检职位员额的行动。那么，这两次调整有没有改变巡检的分布状态呢？庆历四年的调整原则有两点：第一，“逐路留都巡检两员，（余）改为提举捉贼”；[55]第二，“逐州留巡检一员，专管本州界内巡警，于要害处安置廨宇”。[56]调整之前，福建路共有“同巡检五员，都巡检二员”，调整之后，驻扎在泉州惠安的漳（州）泉（州）福（州）兴（化军）都巡检被保留下来，成为两名路分都巡检之一，“后分置（福州）永福县辜岭”，依地名，通称辜岭都巡检，巡辖范围覆盖福州和兴化军，又称福州兴化都巡检。[57]驻扎在福州候官县甘蔗洲的原漳、泉、福、兴同巡检，改为福州管界同巡检，管福州全境的十二个县，“水陆巡捕”。[58]嘉祐三年，又出现了一次类似的调整，“诏诸路毎一州军巡检有至三五员者，又三两州至八九州岛有都同巡检或驻泊捉贼，员数过多，非惟军马势分，兼遇惊劫，罕能获贼……其一州军止留巡检一员，数州留都同巡检一员。其沿边、沿海及河、汴、江、潮险僻之地，旧有巡检处，并留之”。[59]这两次调整确实有将巡检设置“均匀”化的倾向，特别是庆历四年的“逐州留巡检一员，专管本州界内巡警”，与嘉祐三年“其一州军止留巡检一人”。但是，调整所针对的是有多员巡检设置的州军，并不等于在全国范围内每州均设巡检一员，更不等于将巡检设置“均匀”化。值得一提的是，嘉祐三年之后，巡检的增置仍然主要遵循“应激反应”原则，并不刻意追求“均匀”。比如，元丰二年，应湖北路都钤辖司的请求，于辰州叙浦县置龙潭堡，“差戍兵及土丁各五十人，巡检使臣一员”。[60]此外，庆历四年的调整很可能是庆历三年职田改革的次生结果。庆历三年十一月规定了地方官员的职田标准，诸路都同巡检、提举捉贼为一等；州的巡捉私茶盐贼盗、驻泊捉贼为一等；巡辖马递铺为一等。在明确了职位的待遇等级之后，极有可能对原本随意性较大的巡检员额进行调整。[61]

北宋后期至南宋，巡检网络的密度增大，单个巡检的巡区范围缩小，但其分布仍然是“不均匀”的。北宋后期，一县境内有两员巡检的情况已经出现，比如元丰二年以后，福州的闽、长溪两县境内分别驻有两员巡检。[62]至南宋，更出现了“今剧县巡检至四五人，小县亦一二人”[63]的状况。在县以下的新兴商业中心——“民聚不成县而有税课者”的镇[64]增置巡检，成为应对治安问题的常用策略。比较典型的例子，比如庆元府“奉化县管下地名战埼、袁村，皆濒大海，商舶往来，聚而成市。十余年来，日益繁盛。邑人比之临安，谓‘小江下’”。其地“去县五六十里，南隔山岭”，远离行政中心。而“海滨习俗素捍。富者开团出海，藏纳亡赖，强招客贩；贫者夺攘斗殴，雄霸一方，动致杀伤”，存在较大的治安隐患。嘉定七年（1214），在当地设置鲒埼寨巡检。[65]然而，密度增大、巡区缩小的巡检网络仍然是“不均匀”的——并非所有县分都有巡检设置。元丰二年，在福州的十二个县当中，就有罗源、宁德、怀安、长乐、闽清五县没有巡检驻扎。南宋孝宗时，徽州六县，共设有五个巡检寨，其中四个都在歙县境内。[66]一直到南宋后期，严州的寿昌县境内始终没有设置巡检，寿昌县境乡村的维安工作则由驻扎在淳安县港口寨的“淳安、遂安、寿昌三县巡检”负责。[67]

“不均匀”才是巡检分布的应有状态。巡检专司维安捕盗，而“盗贼”等治安破坏性因素的分布在时间和空间上都不可能是均匀的，因此，巡检的分布不可能也不应当“均匀”。正是这种“不均匀”的特质，使得巡检能够有效覆盖边缘区域，对以地方行政机构为主体的传统维安体系构成有效补充。中国古代行政区划通常遵循“山川形便”原则，“以自然山川作为行政区划的边界”，[68]行政区划的边缘地带与自然地理单元的边缘重合，国家权力难以进入，容易滋生“盗贼”，形成治安问题。巡检出现之前，解决地方治安难题的手段是在地方行政制度内部做文章，或增设州、县，或增设县级捕盗官——县尉。有置县者，比如，唐初，“益部新开”，梓、剑、阆三州交界之地，“四境遥遥，人多草寇”，皇甫无逸“遂于当州盐亭县、剑州普安县、阆州西水县三县界村置”永泰县。[69]有“置州镇压者”，比如，“仙州（今河南叶县）四面，去余州（汝、许、唐、蔡）界虽近，若据州而言则元远，土地饶沃，户口稀疏，逃亡所归，颇成渊薮，旧多劫盗，兼有宿寇”，唐中央数次“置州镇压”，“武德以来，迭为置废”。[70]州县自有其成规，当人口规模不够大时，专为维安而置州、县，张官置吏，可能反而会造成不必要的浪费。五代从中央派巡检使臣参与地方的捕盗维安，既加强了治安，也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可谓一箭双雕。宋朝在州县之外，建设“不均匀”分布的庞大巡检网络，举凡“要害之处”与“夫去城邑为远者，莫不置寨巡检”，使得巡检与地方行政机构形成“牙钩股附”、相为“犄角”的态势，[71]因而有效地增强了国家权力对边缘区域的控制。

[43]《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八之一二三，景德三年五月十日；《长编》卷六三，景德三年五月辛亥，第1401页。

[44]苏轼：《徐州上皇帝书》，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册，第758页。

[45]《职官分纪》卷三五，第664页。

[46]《淳熙三山志》卷一九，第7941页。

[47]《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八之一二八。

[48]《淳熙三山志》卷一九，第7940页。

[49]《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八之一二六。

[50]《长编》卷一〇〇，第2325页。

[51]苗书梅：《宋代巡检初探》，第46页。

[52]黄宽重：《从中央与地方关系互动看宋代基层社会演变》，《历史研究》，2005年第4期，第105页。黄宽重：《创制与转型》，第889页。

[53]《宋会要辑稿·兵》一一之一九。

[54]《宋会要辑稿·兵》一一之一八。

[55]《淳熙三山志》卷一八，第7932页。

[56]《淳熙三山志》卷一九，第7938页。

[57]《淳熙三山志》卷一八，第7932页；卷一九，第7940页。                                                                                                                               

[58]《淳熙三山志》卷一九，第7942页。

[59]《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八之一二八，第3519页下。又见《长编》卷一八八，嘉祐三年十二月丁巳，第4538页。“都同巡检”《长编》作“都监、同巡检”，“监”字当属衍文。

[60]《长编》卷二九六，元丰二年正月甲午，第7201页。

[61]《长编》卷一四五，庆历三年十一月壬辰，第3510页。

[62]《淳熙三山志》卷一九，第7940－7941页。

[63]赵与旹：《宾退录》卷三，丛书集成初编本，第1册，第35页。

[64]《事物纪原》卷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四库类书丛刊”，第184页。

[65]《宝庆四明志》卷一四，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影印清刻《宋元四明六志》本，“宋元方志丛刊”，第5册，第5180页。

[66]罗愿：《新安志》卷一，北京：中华书局，“宋元方志丛刊”，第8册，第7613页。

[67]《景定严州续志》卷六、一〇，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影印清光绪《渐西村舍汇刊》本，“宋元方志丛刊”，第5册，第4392、4410页。

[68]周振鹤：《犬牙相入还是山川形便——行政区域划界的原则》，周振鹤著：《中国历代行政区划的变迁》，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113页。

[69]《旧唐书》卷六二《皇甫无逸传》，第2385页；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卷八二，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4册，第1654页。

[70]《唐会要》卷七〇，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下册，第1252页。

[71]《淳熙三山志》卷一九，第79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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