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高华，浙江温岭人,1938年3月生。1960年7月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所长，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历史系主任。

来源|《人民政协报》2004年10月21日。

1960年9月，我从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分配到当时的哲学社会科学部历史研究所工作，转眼已度过了四十多个春秋。时光流逝，白了少年头。回忆过去的岁月，感慨殊多。一些已故师友的声音容貌，时时涌现在心头。

翁独健

刚到历史所，领导上介绍所内研究机构的设置，征求个人的志愿。我在大学四年级曾参加民族调查，在新疆工作一年，对民族历史发生兴趣，听说历史所设有民族史组，便报名参加。历史所为什么会设立民族史组呢？原来，1956年中、苏、蒙三国开会协商，共同编写蒙古史，中方出席会议的代表是翁独健、韩儒林、邵循正三位先生。会议决定，中方组织力量，整理有关汉文资料。历史所设立民族史组便是为了承担这一任务，翁独健先生被指定为民族史组的负责人。翁先生早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后来到美国和法国留学，是我国著名的蒙古史专家。他在解放后曾任北京市教育局长，后任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主任，兼任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翁先生当时是民族所副所长，还有许多社会工作，但他对民族史组的工作十分关心，经常到组里来，有时还找我们到他家里去谈话。他有宏大的计划，要组织力量，整理编纂各种资料和工具书，翻译境外的蒙古史料，全面开展中国元史、蒙古史研究，赶上世界的先进水平，常常以此勉励我们。为此他指导陆峻岭先生编纂《元人文集篇目索引》，何高济先生翻译波斯史家术外尼的《世界征服者史》。对于几个出校门不久的年轻研究人员，则以基础训练为主。上个世纪50年代的大学生活，有过多的政冶运动，正常的教学秩序受到很大的冲击。以我来说，上了五年大学，真正念书只有一年半。二年级下学期整风反右，三年级赶上大跃进，学校里开展双反运动，整天开会，红专辩论。四年级下放，参加民族调查，在新疆跑了一年。五年级回校上课，系里有意要为我们补课，特意开设了古代史史料学等课程，但没有多久，反右倾运动很快又开始了，接着便是教学革命，集体编书，全班同学齐上阵，以论带史，以论代史，热火朝天，日夜加班，一直到毕业前夕才停止下来。这样的经历在当时是带有普遍性的。翁先生了解我们的情况，便采取种种办法，为我们补课。

翁独健先生（1906-1986）

西方大学的历史系，无例外地都有“史学方法”课程，为学生介绍搜集资料、写作的一些基本规则。解放以前，不少大学历史系也开设这门课。解放以后，进行大学院系调整，历史系的课程安排完全学习苏联，“史学方法”课被取消了。翁先生则很重视史学方法，利用各种机会，给我们讲授搜集资料和写作论文的基本要求，他强调要尽可能穷尽与研究题目有关的一切资料，要像前辈学者所说那样：“上穷碧落下黄泉。”同时必须区别原始资料和转手资料，尽可能使用原始资料。在论文写作方面，他强调要主题明确，结构谨严，对前人的成果必须有全面的了解并有明确的交代，引用资料的版本必须清楚，要我们以过去的《燕京学报》以及当时的《红旗》杂志为榜样。这些教导在今天来看也许显得平淡无奇，但当时对我们这些还在研究工作门槛外徘徊的年轻人来说，则有醍醐灌顶之感，得以少走许多弯路。

翁先生特别重视外语的训练，他认为蒙古史是一门国际性的学问，必须掌握外语，了解国外的研究动态，才能避免闭门造车，盲目自大。尽管当时国内外学术交流完全处于停滞状态，他仍尽可能地关注国外的研究动向，并给我们作介绍。这在现在来看是很普通的事情，但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翁先生还要求我们学习蒙语，元代文献中有许多蒙语词汇，有些文书是根据蒙语直译而成的，没有一定的蒙语知识就很难理解。为此他请了民族所的照那斯图先生（20世纪80年代后期任民族所所长，八思巴文专家）为我们讲授蒙文。照那斯图先生每周上课一次，持续了一年左右，因为政冶运动等原因就被迫停止了。时间一长，我学的蒙文知识大部分也淡忘了。但还记得蒙文字母、元音和谐律，还能查查词典，就是这点东西对研究工作也有很大的好处。现在我能和学生一起读《元典章》，有不少地方便得益于那时学的一点蒙语知识。1963年起，又开始了新的连续不断的运动。1964年所内对研究室、组进行全面调整，民族史组不复存在，翁先生也很少来历史所。文化大革命以后，翁先生仍担任民族所的领导，有很多的社会工作。我虽和翁先生仍有一些接触，但已不像过去那样有经常请教的机会。1985年翁先生因病去世，这是中国历史学界的一大损失。在我的心中，一直把翁先生视为自己的老师，自己科研道路上的引路人。杨向奎先生原在山东大学工作，后调到历史所。我到历史所时，杨向奎先生是所的学术秘书，负责全所的研究工作。以前我常看山东大学的《文史哲》杂志，很景仰杨先生的学问，但作为一个青年研究人员，和杨先生距离甚远，平时没有什么接触。1962年到1963年间，在杨先生主持下，历史所部分研究人员开始了曲阜孔府档案的整理。这是一项很有意义的规模很大的工作，听说以后，对杨先生的魄力和眼光十分钦佩。

杨向奎

杨向奎先生原在山东大学工作，后调到历史所。我到历史所时，杨向奎先生是所的学术秘书，负责全所的研究工作。以前我常看山东大学的《文史哲》杂志，很景仰杨先生的学问，但作为一个青年研究人员，和杨先生距离甚远，平时没有什么接触。1962年到1963年间，在杨先生主持下，历史所部分研究人员开始了曲阜孔府档案的整理。这是一项很有意义的规模很大的工作，听说以后，对杨先生的魄力和眼光十分钦佩。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我和杨先生住处相近，渐有往来。特别是上个世纪80年代，为了所内工作，常要向杨先生清教，他总是热情地给予指点和帮助。有件事至今记忆犹新。当时我曾分工负责研究生工作，尹达同志不幸去世，他名下有两位学习原始社会史的研究生，需要另行安排导师。经过研究，拟请所外一位专家担任。我原以为这件事简单，但到这位专家所在单位商谈，却遭到拒绝，碰壁而归。我们只好重新研究，考虑再三，决定请杨先生担任。杨先生事情很多，这是给他增加新的负担，能否答应，我内心是颇为不安的。但去一说，杨先生慨然同意，帮助我们解决了困难。两相对比，使我感慨殊深。类似的事情还有一些。工作之外，有时也和杨先生谈谈史学界的动态和掌故。杨先生经历宏富，和史学界的很多前辈都有交往，许多人和事，娓娓道来，令人忘倦。聆听之余，我萌发了一个想法，如果杨先生能写回忆录，一定很精彩，可以为20世纪中国史学保存许多珍贵的资料。我便提出这个想法，并且建议可以陆续写出，先在《中国史研究动态》上发表，以后再整理成书。杨先生表示可以考虑，很快便写出《史坛忆往》一文，刊载在《动态》1989年第2期上。这篇文章虽然不长，内容却很丰富，例如其中谈到早年在北大求学时就对物理学有很大的兴趣，可知杨先生晚年钟情于物理学绝非偶然。文章还谈到钱穆、钱玄同、顾颉刚、傅斯年、蒙文通、童书业、高亨等先生，虽然每人不过寥寥数语，着墨不多，但都能勾画出精神面貌，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可惜的是，回忆文章没有能继续写下去，今天回想起来，仍是很大的遗憾。

杨向奎先生（1910-2000）

杨先生对后辈十分关心，历史所不少人在成长过程中都得到他的指点，我也是受惠的一个。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他给我写过一封信，原文如下：

高华同志：大著“元史研究论稿”及“元朝的审判机构和审判程序”收到，谨此致谢。我先看有关衍圣公及元代陆学等篇，更加相信元代文化不下于宋，即以文学论，当时的元曲作者，乃是艺人本身，更容易接近群众，与唐诗宋词之庙堂化者不同。如果以您的学识写一部“元代文化史”，包括文史哲及风俗人情等，实是功德无量，现在缺少这样一部书，人们以为元代时间短、统治者在当时说又较落后而忽视之，其实不然。

敬礼  杨向奎  94.10.20

90年代中期起，我把研究重点转向元代社会风俗史和元代文化史，这和杨先生的鼓励是分不开的。 

杨先生认为史学是社会科学中的基础科学，因为它是探讨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而物理学是自然科学中的基础科学，因为它是探讨自然发展规律的科学。他是一个杰出的史学家，晚年又潜心于物理学，就一些重大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敢于在相距遥远的不同学科之间进行探索并取得成就，在中国史学界无第二人。这需要很大的勇气和智慧。中国古代哲人云：究天人之际，穷古今之变，成一家言。这是做学问的最高境界，也是极难达到的。杨先生的学术实践，正是自觉地朝着这样的目标努力。

孙毓棠

孙毓棠早年专攻秦汉史，解放以后，在经济研究所工作。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随后调来历史所工作。来历史所后，孙先生重点研究中国古代经济史。但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我和孙先生没有什么来往，只有一次听他讲中世纪欧洲的庄园制，留下颇为深刻的印象。

“文革”发生后，孙先生受到了冲击。当学部下放河南息县东岳时，孙先生也在其列。“五七”干校打乱原有的组、室，采取连、排、班编制，历史所百余人编为一个连队，下分三个排，排下有班。孙先生和我编在同一班。这个班的任务是种菜，整天在地里劳动，孙先生则因年老体弱被指派去看管工具。学部笔杆子很多，但是对干校生活却很少有人加以记载，现在能看到的只有外文所杨绛先生的《干校六记》。其实那一段苦涩的历史是很值得回味的。干校所在的息县东岳，土地贫瘠，劳动艰苦，生活条件也很差。刚到东岳时，全连男性成员住在一个大仓库里，用木板搭成双层铺，一个挨着一个。息县夏天酷热，常在40度以上，直到深夜热气不散，仓库密不通风，虽然劳动强度极大，身体疲乏，也难以入睡。年轻一点的大多在仓库外的泥地上铺一层塑料布，加上席子，露天睡觉。我记得还要在旁边放一盆水，半夜热醒了，起来擦把脸，才能继续入睡。身体差的和年纪大的“五七战士”如孙先生，只能睡在仓库里。孙先生已年近花甲，又有哮喘病，印象中有一天晚上他的哮喘病发作，经过抢救，才转危为安。后来干校用自己的力量造了一批简陋的土坯房，每间十四五平方米，也是双层铺，要住六七个人。我和孙先生是同班战友，得以同住一室。朝夕相处，接触自然多了起来。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冲击，特别是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人与人的关系都很紧张，彼此说话都很谨慎。初到干校一段时间内，以体力劳动为主，政治气氛相对宽松一些。孙先生平时沉默寡言，起初交谈的话题多是生活和工作方面的事情。时间久了，彼此戒心渐除，有时也聊聊别的话题。我在“文革”前喜看杂书，常去翻阅解放前的旧杂志，对孙先生的过去略有了解，闲谈中不免好奇问及，孙先生不以为忤，总是耐心解答。记得起来的，有他与闻一多先生的友谊，他与一位逻辑学家在英国的交往，等等。现在想起来，这些交谈多少给他带来一些乐趣，在当时单调而艰苦的环境中略解寂寞。几个月以后，为了标点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的需要，孙先生和翁独健先生等被调回北京。一天早晨，我送孙先生到大路上，这几位老先生会合以后坐车到信阳，返回北京。

孙毓棠先生（1911-1985）

一年多以后，我被调回北京，参加《中国史稿》的编写工作，有时遇到疑难问题，便求助于孙先生。但更多的来往，则是在打倒“四人帮”以后。这时的孙先生，尽管体弱多病，仍以巨大的热情，全身心地投入到科研工作中去。晚年他主要忙于两件事，一是《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的编纂，一是中外关系史和中亚史学科的建设。

《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的筹备工作由历史所承担，孙先生是负责人。他为此付出了大量的精力，从框架和词条的设计，到执笔者的选择，都有周密的考虑和细致的安排。中国历史卷能够顺利上马，和孙先生的辛勤工作是分不开的。后来成立了中国历史卷的编委会，侯外庐先生为主任，孙先生和其他几位前辈学者为副主任，他同时又是秦汉史分卷的主编。一直到去世以前，他都关心这一工作，甚至在病床上仍手不释卷，对稿件进行加工处理。我自己有幸在筹备阶段便参加了一些工作。“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孙先生的身教，使我受益匪浅。

孙先生早年是诗人，发表过长诗《宝马》和许多短篇。《宝马》以汉武帝派遣李广利出征西域为题材，我闻名已久，无缘得见。在干校时曾因好奇向孙先生提起，他置之一笑。1992年孙先生的门人余太山同志将孙先生早年诗作整理出版，题为《宝马与渔夫》。拜读之后，对孙先生有更多的了解。这是一篇长达八百行的叙事诗。全诗“句句有来历，字字有出典”（卞之琳先生语），作者当时不到30岁，但可看出已具有深厚的史学功力，不能不令人由衷的钦佩。中国古代有无史诗，存在争论。咏史诗颇多，但那是对历史人物和事件发议论，而且大多为短篇，和严格意义上的史诗有别。《宝马》篇镕史入诗，文史交融，可以称为新型的史诗，就文学创作来说亦是可贵的探索，在现代诗歌史上应有其独特的地位。史学家和诗人，一实一虚，好像距离很远，但在孙先生身上得到了统一。孙先生早年说过：“思想和情绪经过艺术的雕镂、锻炼才能给你最大的‘痛快’。”晚年教导学生说：“一个史学家应是半个文学家。”这些话有丰富的内涵。史学家不一定是诗人、作家（对大多数史学家来说也不可能），但都应在加强文学艺术修养方面多作努力，这是孙先生身体力行也是值得我们认真学习体会的。

马雍

一年一度出阳关，嚼雪眠沙只等闲，

旧曲渭城君莫唱，此心今已许天山。

这是一首充满豪情壮志的诗篇，如果原来不知道作者，谁也不会想到出自体弱多病的马雍先生之手。

马雍先生在“文革”前长期在家休养，很少上班。“文革”后期身体有所恢复，参加国家文物局组织的土鲁番文书整理工作，作出了很好的贡献。上个世纪70年代后期历史所建立中外关系史研究室，孙毓棠先生任主任，马雍先生任副主任，协助孙先生工作，后来改为主任。同时他还担任了中亚文化协会和中外关系史学会的组织领导工作，为这两个学术团体付出了大量的精力。

1982年以后，我和马雍先生接触渐多。1983年，我们二人往巴黎，参加中亚文明史编委会，彼此有更多的了解。中亚文明史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上个世纪70年代发起的，编委会成员约20人，其中中亚国家（中国、苏联、阿富汗、蒙古、巴基斯坦、印度、伊朗）每国代表2人，来自其他国家（有美国、匈牙利等）的学者数人。编委会的任务是拟订提纲，选择作者。中亚地区的历史极其复杂，而且与现实息息相关。中亚文明史的编写很自然受到各方面的重视。当时苏联在教科文组织中势力很大，编委会便由苏联代表塔吉克共和国科学院院长当主席。70年代后期，中国百废待举，原本顾不上这些事情，但是有些友好国家因苏联影响过大，希望中国能派代表参加，在编委会内起平衡的作用。中国有关方面考虑这一要求，权衡利弊，决定派代表参加。成立中亚文化协会，实际上为了这项工作的需要。原来派出的代表是南京大学韩儒林先生和马雍先生二人，韩先生因病去世，领导上决定由我来顶替。这一年5月，我在长沙开会，临时被召回北京，马雍简单介绍了情况，便匆忙出发了。一到巴黎参加会议，才知道厉害。这不是一般的学术会议，而是充满了火药味的战场。当时中苏关系很紧张，在会上苏联代表处处与中国为难，有些国家的代表则与之呼应，一吹一唱，攻击中国，从历史到现实，公开污蔑中国是民族沙文主义。我们忍无可忍，据理力争，还以颜色，彼此针锋相对，常常激烈到会议开不下去的地步。遇到这样的场面，只好休会，然后由第三方出面说合，求得妥协。从6月6日到9日，休息半天，实际开会三天半，吵了三天，只有最后半天通过决议时比较平静，因为前面吵够了，该说的话也都说过了。那几天我们的神经都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开会时竖起耳朵，生怕漏掉对方的每一句话（教科文组织的同声翻译水平很高，也很认真），并要及时作出反应。会下要分析情况，商量对策。马雍先生的咯血旧疾因此复发，但他坚持与会，直到结束。他比我有经验，既能坚持原则，击中要害，又能掌握分寸，有利有节。我们两人互相配合，终于使苏方的意图未能得逞。这次巴黎之行，使我大长见识，也从马雍先生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毕生难忘。

马雍先生的身体本来就不好，患有多种疾病，但他视学术重于生命，不顾亲友的规劝，经常抱病超负荷地工作，伏案写作之外，还不时到外地去考察。除了自己的研究，还热情培养年青人。同时又有许多学术组织工作。鉴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持的《中亚文明史》难以充分反映我们的意见，他有志组织中国学者用自己的力量写作一部《中亚史》，阐明我们的观点，此项计划得到院、所的支持，并付诸实施。

过重的负担，消耗了大量的精力，对他的健康造成了伤害。从巴黎回来不久，这一年8月中亚文化协会在乌鲁木齐开会，一个重要内容便是汇报巴黎会议情况，并组织力量参加中亚文明史有关中国部分的撰写。会议原定由马雍先生主持，但开会前夕，他突然发病，住进医院，我只好临时赶去顶替他的角色。到乌鲁木齐以后我去医院探望，他的精神不错，还是谈笑风生，挂念着工作。回北京后他的身体状况时好时坏，终于再次住院冶疗。1985年6月，中亚文明史编委会在巴黎召开例会，他已无法前往。出发以前我去医院看望，他不顾病痛讲了很多应注意的问题。这次会议同样充满了火药味，发生多次面对面的交锋，我常想，如果老马能一起来多好，这已是无法实现的愿望。

马雍先生博学多识，才智过人，长于谈吐，常为友人及后辈所称道。畏友中山大学姜伯勤教授，是当今的敦煌学权威，当年亦曾参加土鲁番文书的整理，至今谈及马雍先生，仍为其才华倾倒，赞叹不已。我国的中亚史研究和中外关系史研究，严格来说，是在20世纪20年代起步的，不少前辈学者如冯承钧、张星烺、向达等为之付出了心血，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但是，不可否认，直到70年代，这两个学科的总体水平，还是很落后的。“文革”结束以后，在党和政府关怀下，在一些学者提倡和组织下，这两个学科得到飞快的发展，至今已面目一新。孙毓棠先生和马雍先生，为此作出了很大的贡献、。马雍先生不幸中年谢世，未能实现他将中国中亚史研究推向世界前沿的宏愿。但是他的杰出贡献是不会被后继者忘记的。

学问之道，薪火相传，优良的学术传统，是科研工作进步的极其重要的财富，而这种优良的传统，常常在一些杰出的学者身上体现出来。我在前面说到的历史所几位已故学者，就是这样的典型，他们的道德文章，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也是留给历史所的一笔巨大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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